她的教育理论缜密得滴水不漏。孩子们的能力证明了她的眼光和所有预测，甚至远远超出了她曾经设想的让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
蒙台梭利博士和普通的美国父母在传统、受训经历和成长环境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这一点与我们两个文明的种类相一致。普通美国孩子所处的每一种环境，也与最早的“儿童之家”中的孩子所处的环境有着根本区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这位科学家的个性和个人经历与蒙氏学校的孩子不相关这种听起来合理的说法，也就有些站不住脚。蒙台梭利博士在罗马从事教育工作，但罗马的教育环境与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以至于我们要想从她的实验结果中受益，就只有首先让美国人对她从事的工作感兴趣，然后再让他们了解这位天才女性对教育的各种影响，而这些影响也是我们阐述这位伟大女性职业生涯的重点。
蒙台梭利博士的职业生涯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是因为从国家的角度看，与欧洲其他伟大国家相比，我们对当代意大利人的生活了解得更少些。当代的意大利是在一个文明古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工业和城市生活方面的问题很多，也正在努力创建自己的文明，并力图在不失去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尽量从20世纪的文明中获益。这样一个国家，对我们来说就像月球一样遥远。然而，要想了解蒙台梭利博士的工作以及她事业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起码应当概略地知道：今天的意大利正处在陈旧偏见和高度进步思潮并存和交锋的时代。
罗马在我们的中学拉丁课程中被称为“永恒之城”，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城市，它要比纽约更加现代化，而比另一些城市如底特律更加古老。但是，底特律将成长的种子有力地种植在开明的土地上，而不是放在一个发展受限的破罐里。所以说，罗马和底特律这两个城市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听意大利政府的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说：当意大利的现代首都在古罗马的历史遗迹上堆砌而成时，就已经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这对遗迹和这座现代首都都没有好处。如果将建都地址选在古罗马的城墙以外，一座19世纪的大都市，就可能像建我们美国中西部平原上的城市那样破土而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蒙台梭利博士的“儿童之家”在其他环境的催生下，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而我们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不过，在追溯“儿童之家”的起源之前，对其缔造者的生平进行简要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她的成长轨迹和奋斗史。我们对她在选择一门职业之前的早期生涯并不感兴趣，除了一条，即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虽然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她却深受父母喜爱。如今，由于意大利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的快速发展，在意大利居民中，“中产阶级”人口所占的比例要小于其他当代国家中产阶级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算现在，在意大利，这种女孩也要被迫与社会偏见和求知的惰性做无休止的缠斗。可以想象，当蒙台梭利博士还是个让年长的罗马人谈之色变而又激动莫名的漂亮而有才华的女学生时，为了在长期的斗争中不被打垮，她必须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专注力，这是由数世纪以来罗马人的道德生活所决定的。
在罗马，我听人讲述过年轻而聪明的蒙台梭利博士早年曾积极与阻碍她精神发展和思想进步的势力做斗争的故事。从其讲述的内容判断，她是在一线与社会偏见做斗争的先驱中的幸存者，她的强硬、坚韧、讲求斗争策略的做法以及坚强的意志力，都是在她与传统势力做过英勇抗争之后形成的。不用说，与各种偏见的斗争，使她的“智慧肌肉”更加强健，使她的“精神之眼”在追求绝对道德自立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磨炼。道德自立是蒙氏教育方法的重要目标，也是我们应对许多灾难的有效途径，以及解决显然无解的现代社会问题的良药。目前，它也正在快速地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处在这个年代的美国人，很难想象对那时的一个意大利家庭来说，家里唯一的女孩决定学医的决定是怎样的晴天霹雳。女性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如今太难理解处在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一个意大利女性果断决定并矢志追求目标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力。现在在美国，特殊偏见的毒瘤可以说已经被普遍拔除，我们可以保险地说，美国家庭如果看到家里唯一的女孩从事动物驯服、高空作业等职业或在炼钢厂当工人，已经不像蒙台梭利博士早年决定学医时那样让家人战战兢兢、目瞪口呆了。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根据以下事实来描绘一幅图画：她是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就读的学校是罗马大学；这可是一个可能不那么容易取得的成就，因为她不仅出奇地美丽，还出奇地富有青春激情。
毕业后，她来到罗马的“精神病诊所”工作，成为一名助理医师。在当时，意大利为加速自身现代化发展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之一，就是将弱智儿童和低能儿童与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放在一起对待，实际上，这种分类并不科学和清晰，但却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意大利所处的绝望境地。这位年轻的医学毕业生将儿童病当成他们的“特殊性”来研究，而现代自尊心强的医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她频繁造访精神病院（她所在诊所的医患对象就住在这里）的过程中，她自然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有幸被这里收容的有缺陷的孩子身上。
我之所以要一点点间接地进入细节，介绍她立志从事这样一种艰难的教育工作时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之路将走向何方，是为了清楚地说明，她是从一个崭新的方向进入教育领域的，与那些从技术角度研究教学法、哲学和社会改革运动的人相比（这些人已经在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不辞辛苦地钻研数十年了），她有着全新的目标和完全不同的思想积淀。
通过辛勤耕耘，这位年轻的医生已经锻炼得可以拥有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决策能力了。她发现，她对不正常儿童和有缺陷儿童的深入研究，已经将她直接带上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从孩子不规则的外部行为入手，寻找它们与不时支配孩子行为的大脑中枢之间的联系。问题显然要从了解大脑中枢入手。如今，了解大脑中枢的过程已经不像医生执业生涯中通常称呼的那样了，这个过程已经进入了教育领域。
一直以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医生始终都忙于当好一名内科医生，我们在归纳影响蒙台梭利性格的各种因素时，始终不应忘记这种现象对她生活的影响。她在医院里做手术，在自己的从医生涯中负责治疗一些严重的疾病，在医院的传染病隔离区不顾受到各种感染的可能，晚上任何时间，在罗马城区和近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应要求去查看某个病例。在为人类福祉而斗争的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是一个真正参与其中的、时刻经受严峻考验的战士，然而最终她还是决定要应对儿童培养问题。她告别了自己负责的许多有缺陷的儿童，直面科学推理的结果。对她来说，倒不是说教育的位置更加崇高，而是因为从更遥远的专家视角对儿童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可能更能使其标本兼治。如果导致孩子智力低下的神经系统疾病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那么她要做的显然就是当一名教育工作者。
就这样，她放弃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执业经历（不过，医生的一些实践活动始终稳定地贯穿于她的所有其他活动中），转而接受了“国立特殊儿童学校”（我们应当称其为“低能儿童教育机构”）的校长职位，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她以其炽烈的激情和坚毅的品性，久经磨砺的头脑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为改善低能儿童的已有的生活条件而勇敢战斗。她多年来一直教育着精神病院里归她管理的那些孩子，将全部时间都献给他们；她将自己强大的智慧力量，像充盈而丰富的洪水那样，注入孩子们头脑中那干涸而枯裂的河床。她整天与孩子们在一起，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她像最单纯、最无心、最天真而又最诚恳的和善的姐姐那样，不遗余力地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但在晚上，她又回到科学家的生活状态，对白天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整理、分类和理解，详尽地深入研究所有研究同类问题的前人的成果，对她自己进行的实验中暴露出的蛛丝马迹进行分析和阐释。
在这些快乐的日子里，世界并没有听说过她这个人，而她也不受干扰地沉湎于自己喜爱的工作当中。
之后有一天，在经过漫长而看不到未来的努力后，一桩奇迹出现了。一个被认为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在经过她的教育方法训练之后，非常轻松地通过了某所公立学校的考试，而且分数比按照传统教育方式备考的正常孩子还要高很多。之后，奇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慢慢地，其出现的次数之频繁使其不再成为奇迹，而是一个可以预见和提前认定的事实。
接着，怀着更热烈的盼望和更大的勇气，这位伟大女性以其训练有素的眼光，下定决心让这些初步成就只充当一座新的大厦的基石，转而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实践领域。其实，她于无意之间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在以这个领域为最终方向。这便是教育领域，但这种教育针对的已经不限于低能儿童了，而且也包括人类所有正常的孩子。
1900年，蒙台梭利博士开始有意识地、明确地为完成眼前的任务做着准备。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坚持学习一门自己选择的课程，并思考，观察和升华。她登记成为罗马大学哲学专业的学生，并将注意力转向实验心理学，以儿童心理学为主攻方向。由于有科学研究的习惯，她很自然地对该新领域现有的公认的权威人士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以此作为对自身研究的补充。她开始四处参观小学，并以一种新的视角，在教育界的一些正统机构和传统机构中四处寻找新知识。这些新的独特的视角，只有经过长期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具备。她崇尚科学研究，痛恨先入为主的想法，倡导在对实际证据进行斟酌和权衡之后再定下结论。
这位目光敏锐、头脑清楚的科学家在调查中惊奇地发现（恐怕谁看到都会吃惊），一排不被允许随便移动的小孩始终被禁锢在自己固定的座位上，被迫将自己生来就喜欢做的事放在一边，而将目光始终盯在一个面容和善、不停地用手势解释、始终疲惫不堪而又说个不停的老师身上。我们所能想象的画面当中，没有哪一幅比这样的场景更有趣了。明眼人一看便知，她在这种地方找不到她想找的东西，尽管现代科学家能成为科学家的先决条件，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自然习性进行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希望能解决农民面临的部分问题的昆虫学家，要花数年时间和显微镜待在一起，以研究马铃薯和薯虫的生活习性，然后才有可能找出一种方法帮助他们。但是蒙台梭利博士却发现，她想研究的所有“马铃薯”都是在封闭的小屋子里长大的。它们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生命向上的力量不可阻挡，但是它们无力的向上趋势却无法证明其根茎的强健程度；或许在同一种标本里会有一两个幸运儿，但是一两个例子是不能为整个物种提供佐证的。
她在对一些小学进行这些让人称奇和不安的参观的同时，还在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所有与她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本人对教学工作的了解很有限，但是我观察发现，教育界的业内人士似乎对这位训练有素的当代医生在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背景下，未能从他人的成果中汲取更多营养并不诧异。她找到的不可多得的权威人士（像她一样，也从医多年）有两个，一个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另一个可能在约50年之后。她在自己的书中向我们讲述了这两位权威人士都有哪些思想观点、这些思想对她自己有着怎样的强烈影响；不过，由于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她的教育思想最终取得了什么结果，所以并没有必要一五一十地对她的思想来源于何处进行论述。实际上，如果她不研究这两个人，我们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说这两位医生。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们现在跟着蒙台梭利博士生平的轨迹，直到它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前几段已经提到的、杂乱无序的、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混杂的罗马。拥有古代文明的罗马，如今正在努力解决城市生活带来的各种现代问题。穷人的居住问题即使对于底特律或明尼安那波利斯这种市政机构刚刚调整的大城市，也是一个大麻烦。在罗马，穷人自己对舒适生活的标准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标准上；还存在许多贫民窟，穷人聚居在这种又脏又乱的恶劣环境中；大量人口还没有开化，与当代社区的发展极不合拍，这些现象都将问题复杂化了。但是，尽管意大利的民意总体上似乎仍然停留在对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茫然不知的状态中，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却同样没有更加敏锐、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没有解决此类问题的智慧和意识。而就在蒙台梭利博士一直致力于理解“弱智儿童在蒙氏教育体系之下取得的快速进步”和“正常儿童在传统教育方法之下缓慢发展”之间的差异的同时，另一位意大利人，影响力巨大、有智慧而又富有爱国热情的罗马人爱多沃多·塔拉莫先生也在研究改善穷人的住所问题，并力求立即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