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不能诱导也不能强迫孩子去服从，而只能明智地移除孩子在服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道德和身体障碍，并充满信心地期望他潜在的本能能在新的适宜的环境中自发生长。
我必须在这里先收住话头，用一两段的篇幅反驳一下另一位清教徒祖先的反对观点。此人强烈提出，“如果一切动作都能够自动地、不自觉地完成，那还有什么纪律可言呢？为什么培养孩子生活中准确严格的肌肉运动要通过这些不外在表现出来的途径来实现？如果直接命令她不要将杯里的水洒到桌子上，如果洒了再通过惩罚来锻炼她的意志力，那样对她道德品质的培养不是更好吗？”
对于这个刨根问底的问题有好几种回答方式，而这一问题也根本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和直接。最明显的一种方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击，即：数代人都已经使用过这种简单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但结果呢？家庭生活被搞得鸡犬不宁，而孩子教育得也非常差。换言之，现实经验已经表明，这其实是一种很糟糕的方法，只有当我们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时才会用上它。
说它糟糕的原因之一是，它混淆了孩子生活中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行为，而是笼统地将二者都置于一个过于宽泛的命令之下。孩子端好一杯水的能力，是一种与他服从命令的意愿完全不同的功能。他的肌肉控制能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如果在要求他展示初步能力的同时再要求他从精神上保持高度紧张（这是服从一项指令所必不可少的），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让我们失望。比这更糟的是，你对他发出的命令不可能简明扼要，而给他这种冗长命令的结果就是导致孩子因思维混乱而感到无助，这意味着不必要的紧张压力，不必要的矛盾，开始由于高度紧张而养成不良的思维习惯——无论何时你下达指令，孩子在头脑中都会产生抵触情绪。罗马“儿童之家”的那些快乐而听话的大孩子可以证明，这种抵触的本能并非与生俱来。此外，在正常条件下，任何一个尝试这样一个简单试验，即要求某个小孩做某件他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事情的人都会相信（前提是孩子小到还没有养成这种不良的思维习惯），服从本身对孩子来说并不痛苦。
面对我的清教徒祖先提出的第二点反对意见，即“通过惩罚来锻炼她的意志力”，我要对这个命题同样予以断然否定。经验表明，你可以通过外界惩罚阻止孩子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与激励他恰当地运用意志力截然不同。很显然，倘若运用惩罚手段，而不是引导它茁壮成长，意志力很可能会变得无用或被滥用。
在这里，我们最好扪心自问，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由衷希望（要真心实意、无所保留地）激发孩子的意志力。请记住，这里指的是他们的意志力，不是我们的意志力。在试着得到孩子服从的表现时，我们的动机里是否有着动物训练师的本能的痕迹？这是因为，虽然孩子的确是幼小的动物，可以通过动物训练师的科学方法成功地驯服他们，但不要忘记的是，训练他们的那些方法，只能用来骗狗骗猫，他们所能得到的精神和智力上的锻炼，也仅限于此。他们被迫做着漫无目的的奋斗，完全靠自己孤军奋战，追求着他们长大后也可以实现的目标，甚至还徒增了不良思维习惯的缺点，即要么用愠怒来掩饰内心的叛逆，要么由于内心崩溃而变得奴颜婢膝（具体表现为哪一种，依其性格而定）。
驯马师努力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一个没有自身独立意志、对任何人的任何指令都不折不扣地服从的动物。这种动物训练师培训体系追求的最终理论结果如果放到有良知的父母面前，他们就应该看到，身为孩子的父母，他们自己的目标与此截然相反，而且要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去实现。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一个能够完全自我管理的人，而引导孩子开始练习自我管理能力的时间越早，当这种能力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他就对其运用得越纯熟，越老到。
在当代最优秀的父母的心中，如果仍然残存着一些动物训练师的本能，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不会感知到它的存在；如果他们在自己心里辨别出了它，也会为此感到羞愧。这是完全可能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诚恳地说，我们对孩子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幸福安康、一帆风顺。但是，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马上便会承认，我们的问题要比驯马师遇到的问题微妙得多，复杂得多。我们需要来自各种可能渠道的每一丝光线，来照亮我们解决难题的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具体而生动的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于心，那就是：行为的自主性是任何人取得道德和智力进步的绝对先决条件。不过，尽管蒙台梭利博士一再坚持强调行为的自主性，但这却并不是她的新发明。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这种自主性一直都在帮助最优秀的牧师、老师和律师努力做到最好。斐斯特洛齐a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述了它，而由于它源于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全身心付出，热情而慈爱的教育家之口，因而更加显得振聋发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其他人。帮助必须也只能源于你自己的内心。”福禄贝尔在对教育进行一般性评论的时候，也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原则。最后，它被以传统家庭妇女的居家术语加以具体化，“每个孩子都要靠自己才能长大。”
我们都承认这一理论的真实性。而蒙台梭利博士对它的态度之所以让我们如此诧异，是因为她真的按照这一理论去做了！不仅如此，她还希望我们作为人之父母，在任何时候、在生活中面临任何形式的危机时，都对这一理论身体力行，除了解决从物质上防止干涉孩子自己吃饭穿衣之类的简单问题之外，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问题，如处理好守纪与训练意志力的关系。
不过，乍一看，我们发现，这种笼统的思想概括相当的含糊和遥远，而且根本不能充分保证我们在面对某个活泼好动的3岁小孩时，能解决他的服从问题。我们这样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没有注意到“无法服从命令”的孩子没有服从命令的原因在哪里，也相信保证孩子既能自控又能服从的第一步，就是让他首先有控制生理的能力；然而，老实说，就算a斐斯特洛齐（1746-1827），瑞典教育改革家，其建立在尊重和注重独立性基础上的教学理论，为19世纪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译者注孩子学会了怎样服从，照样可能不听话，这一点让我们无所适从，心存恐惧。到目前为止，蒙台梭利博士为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我们之前丝毫没有意识到的事实：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有服从命令的能力，就像他不会天生就能做数学题一样。不过，虽然我们都知道应该先教孩子认识数字，然后再教他学习加减法，那么，我们不禁会焦急地问自己：怎样才能知道他愿意用学过的数字去做数学题，怎样才知道他愿意在需要服从命令的时候利用之前训练的成果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通过自己的成功经历，建议大家勇敢地抛弃我们对生活完全失信的传统态度，抛弃我们过时的看法，即得体的品质只能通过艰难地深入人性的实质才能塑造。支撑所有学校教育的旧式普遍观点认为，自我教育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与孩子的天性格格不入，只有通过利用外部的强制力，才能迫使孩子学习知识。这种看法为一代代的老师和家长所推崇，而我们如果对正常环境中的某个正常孩子进行公正的个案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早该被清除的迷信思想。
蒙台梭利博士奉行的教育理论，如今已慢慢地在所有当代开明教师的头脑中生根。蒙氏是第一个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毫不保守地实践自身理论的人。她认为，孩子热爱学习胜过喜欢其他的一切，因为孩子是我们人类从无知迈向有知的真正代表，哪怕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那样艰辛和缓慢。现在，她还几乎不由分说地告诉我们，孩子更喜欢正确、有序、守纪地做事，而不是时不时地反抗（我们还错误地认为，叛逆和反抗是孩子的天生喜好）。她在科学而公正地对儿童生活认真观察之后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通常无法成功地解决孩子的服从问题，是因为，尽管我们不指望一个两三岁甚至四岁大的孩子能完全胜任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但却还是期望他在服从某个与他个性不符的外部命令时，能够掌握所有复杂的肌肉、神经、思维和道德方面的要领。
她还指出，服从显然是人性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因为社会就是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的。实际上，从总体上看，一般人往往会有一种天生的直觉，服从于任何一个向自己发出命令的人。由一种糟糕的管理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糟糕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所以好不了多少而且进度缓慢，是因为管理者给普通大众下达了太多的指令，而任何积极的指令他们几乎都会听从。想想我们刚才诧异地承认孩子是人性的完整沿袭者，我们就必须接着承认，服从几乎毋庸置疑地是孩子身上的一种潜在本能。
从这种推理得出的理论推导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既不能诱导也不能强迫孩子去服从，而只能明智地移除孩子在服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道德和身体障碍，并充满信心地期望他潜在的本能能在新的适宜的环境中自发生长。
我们在地上种一粒豆子时，不要想着强迫它快快长大；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豆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土壤里有没有神秘的生命精华；我们也不必对这粒平静成长的小豆子的生长能力有任何担心，因为它总有一天会长成一株可以攀爬到我们竖立在旁边的杆子上的藤蔓，并且开花结果。我们知道，如果不出意外（防止出现意外，是身为园丁的我们应尽的职责），豆子除了生长不会有别的行为，因为那是豆子的天性，而从我们对豆子的长期了解看，这种天性是我们所熟知的。
我们可能会嘲笑在城市里长大、对园艺一无所知的人，因为当种子的两片宽宽的子叶刚刚从地面上露头时，他就开始努力调整它们的生长方向，以便引导它们爬到杆子上。我们给此人的建议不言自明：“不用管它，直到它长出藤蔓再说吧。引导这些最初的叶子向上攀爬不仅对它没好处，你还可能因为它再也不能正常生长而伤害它。”
现在的问题似乎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判断力，从某个经验丰富、聪明机智的“育儿园丁”那里得到类似的合理建议。蒙台梭利博士不仅从理论上为我们详细阐释了这一教义，即经过合理训练的孩子会愉快地、心甘情愿地（这种愉快和甘愿会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自动服从与其年龄相符的合理命令，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蒙氏学校里的“豆架”，这些“豆架”上骄傲地盘旋着“豆藤”，一直到顶。或者用一个可能有些不太恰当的比喻：她向我们展示了当孩子在三四岁时，他们乐于听从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建议，而后，他们会迅速而必然地成长为六七岁的孩子，此时，服从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一种自然而快乐的本能了。她不仅对我们说，“这一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也起作用”，而且还说，“它已经发挥作用了。不信？看看结果！”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训练”这个短语。它意味着儿童监护人长达数年的耐心、睿智、坚定的努力，意味着清除孩子身前通往自由而自然的成长之路的各种障碍，让服从和人性中所有其他好的本能一样成长。要想让我们的孩子进行这种“合理训练”，仅仅从思想上领悟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这一理论观点是不够的。面对每个单个的孩子，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因人而异的运用。必须不断发展并时刻运用我们的天资。蒙台梭利博士只是编纂了一本包含处方的书，如果我们不躬身实践，为其提供必要的，包含有耐心、智慧、良好判断力和奉献精神的原料，那么，仅凭这本书是不能让我们的家庭吃饱的。
不过，通过努力追求而可能获得的丰厚奖赏，却值得我们付出所有时间，也不辜负我们可能付出的脑力劳动。很显然，从“儿童之家”的意大利孩子身上和乔治小姐在她的学校里教育美国孩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孩子偶尔出现消化不良、发烧或出牙期疾病等情况相比（在我们以科学方法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我们这些大人会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不时地大发雷霆或者突然变得极度自私，则是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
乔治小姐设在塔利顿的儿童学校之所以取了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它永远抛弃了“蒙氏教育对意大利孩子可能管用，但对我们生来任性、受宠的美国孩子就不好使”的理念。我从罗马的“儿童之家”刚刚返回美国之后，便参观了乔治小姐的“儿童之家”，除了语言不同之外，我还以为自己又一次去了维亚雷焦呢。因为这两所学校的孩子对从事的活动有着同样快乐而自愿的兴趣，沉浸在同样和谐的蒙氏教育氛围中，同样对来访者视若无物，且孩子的勤奋程度同样让人吃惊。
在从理论上与业内专家进行交谈和讨论，又从实践上亲眼目睹经蒙氏教育教养的大孩子具备的让我吃惊的自理和自制能力之后，我不得不相信，孩子本身真的不像我的清教徒前辈让我无意中想象的那样，具有爱淘气的固有倾向，相反我则认为，他们的自然倾向总体而言，是更喜欢做那些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事。我觉得似乎有人向我证明了：我眼前的世界，正在从一些被认为是无情但却很公正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中解放出来。
平心而论，身为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生活在寒带的居民，一个“惹麻烦”的清教徒祖先的后代（他们给本书“惹”的麻烦够多了），我仍然不能于一瞬间就以这种来不及反应的方式放弃对“原罪”教义a的坚定信念，因为我尽管不再公开坚持教会的学说，不像我的父母那样风雨无阻地定期去教堂礼拜，但却发现它仍然是我生活理念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
不，“原罪”的学说已经深入我这新英格兰人的骨髓，但是作为热爱同类的人，我又欣喜地看到，与有关人性的其他要素相比，我对这一学说的信奉只占很小比例，而且我可以高兴地作证，在罗马“儿童之家”的所有孩子当中，我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任性或淘气的事例，哪怕一例。虽然我仍然不理智地坚持自己的迷信思想，认为在美国孩子当中，起码必定有一小撮我们美国人形象地称之为“撒旦”的孩子，但我也相信，这个数量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而我也为自己在这辈子曾经错误判断的所有孩子而深感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