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骆安靖1965年5月的交代材料中为这些叛徒哲学作了详尽的注脚：
明知叛变革命是自毁前途，但又贪生怕死，舍不得这条狗命。想到的是：母老，妻娇，子幼，毫无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打算，当时只想如何混过这一关去，而不惜损害革命利益。
常言说得好，逃得过初一，又岂能逃得过十五。对叛徒的宽容，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残酷。叛徒不惩，天理不容，国法不容，人心不容。
1951年2月，罪大恶极的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由重庆市人民法庭审讯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血祭英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伪装贫农”杨进兴终落法网/“猫头鹰”徐贵林戴罪伏法/阶下囚徐远举改造数十年，写下《血手染红岩》
重庆解放后，麇集于重庆的潜伏特务或慑于人民政府的强大威力，或为群众检举揭发，有的自首，有的被擒。1955年春，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追残敌小组”，全体干警只有一个心愿：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将罪犯捉拿归案，以慰先烈在天之灵。
他们集中精干的侦察力量，走川东、赴川西、奔川南、到川北，深入全川乡镇，进入各地关押案犯的监狱查找，使这些杀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纷纷落入法网，以他们的狗头血祭英烈。
白公馆的二号人物杨进兴，生于1917年，浙江宣平县人，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1940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并受到专门的特务训练。
1941年至1945年先后在匪军统局充当特务队员，行动组员，特务头子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1946年至重庆解放，杨进兴调到军统重庆看守所渣滓洞监狱当行动员、看守员，后升任白公馆监狱看守长。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与徐贵林等刽子手，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骗至松林坡“戴公祠”停车场杀害，并焚尸灭迹。1947年9月，将尚承文、朱念群、张长鳌3人押至中美合作所气象台内，用电刑杀害，因电压过低，有两人尚未气绝，这时，杨便拿起十字镐猛击他们头部，把两人啄得脑浆四溅。1948年7月，在松林坡秘密杀害韦德福烈士。1949年9月6日，又亲手杀害杨虎城父子及《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地下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等6人。11月27日，亲手杀害东北军着名爱国将领黄显声和张学良副官李英毅后，又将关押在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一批批押出枪杀。11月29日，将关押于新世界看守所的黄细亚等32人押至松林坡秘密杀害，其罪恶行径，罄竹难书。杨进兴因屠杀革命志士有功，曾得到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
重庆解放前夕，杨进兴参加完“11·27”大屠杀后，先逃窜到华蓥山企图打游击，因解放大军神速推进而未成，又潜逃到四川南充青居乡，化名杨大发，伪造历史，冒充贫农，假装积极，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还被当选为互助组长。
1955年6月16日，在群众检举揭发的基础上，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经过缜密细致的侦查，将杨进兴逮捕归案。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审判大会，宣布了杨进兴的种种罪状后，宣判杨犯进兴死刑，立即执行，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生于1919年，本名徐天德，河南安阳郭里村人。1939年参加国民党学兵团，1940年加入军统组织，先后任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班长、望龙门特务队行动员、巡察总队班长、巡察总队警务组组员、分队副、白公馆看守所看守员、重庆行辕二处警卫组组员，1947年底任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
此人反动透顶，杀人不眨眼，用刑如恶煞，残酷迫害革命人士出了名，号称“大力士”，恶号“猫头鹰”，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的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以及彭汝中、吴学正等革命烈士，就是遭徐贵林等折磨致死的。一次，狱中难友肖中鼎准备对他进行策反工作，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公然叫嚣：“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是生来就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人。告诉你：就是你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
1946年8月18日，徐贵林和杨进兴一起杀害了罗世文、车耀先；1949年11月14日，他亲自先后4人一批，将江竹筠等30位烈士从监舍提出，交雷天元等刽子手集体屠杀；11月27日，他先将26位烈士分批交给雷天元等刽子手秘密屠杀，又于深夜，指挥将关押在楼上的革命人士集结到楼下监舍，亲自发令实施集体大屠杀，然后带着看守员，逐牢进行检验补枪，最后火烧渣滓洞企图毁灭罪证。
实施大屠杀后，徐贵林一伙四处流窜后，加入胡宗南军残部，被解放军围歼缴械，按一般俘虏遣散后，徐贵林只身潜回重庆南岸岳父家，伪装成菜贩子隐藏起来，等待时机。
1950年3月，徐贵林被群众认出密报公安机关，3月22日，被逮捕归案。5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张霖之，在西南公安部二处报呈对徐贵林“拟请批准执行枪决，以慰烈士英魂”的报告上，作出“准杀”的批示。1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宣布重庆市军管会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祸西南的十几年中，徐远举当属其中最凶恶的鹰犬。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1930年毕业于武昌黄埔军校第七期，1932年参加军统。历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军统北方区区长、重庆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等职，是解放前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
1947年，徐远举主持镇压了重庆地区的反内战民主运动。1948年，他组织和领导了破坏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活动，又指挥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逮捕数百人。1949年9月6日，他参与策划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和《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宋绮云夫妇。9月飞赴昆明，实施所谓“九九整肃”，镇压民主运动，一夜之间，逮捕400余人，监狱爆满。重庆解放前夕，他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大屠杀和对重庆全市的大破坏活动，惨案震惊世界。
1949年11月30日，徐远举逃到成都，12月9日，又逃到昆明，准备由昆明逃往台湾，然而，他刚逃到不久，适逢卢汉宣布起义，徐远举束手被擒。
历史给徐远举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徐被捕后由昆明陆军监狱辗转被送进白公馆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住进这个曾经由他主宰别人生死存亡的地方，在这座由军统局建起来的监狱里，亲身品尝到了铁窗的滋味。徐远举在这里曾指挥杀过多少人，给多少人用过刑，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现在关在此处，他认为这肯定是共产党的有意安排，自己必死无疑，因此整天担心吊胆、疑神疑鬼。
对于徐远举这样顽固不化的人，人民政府并不是将其一杀了事，狱中改造也体现了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监狱的管理人员对这些战犯不打不骂、不杀不辱，有病医治，伙食中灶相待。一次，徐远举患了病，看守所派人把他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医治。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监狱，国民党对政治犯是非打即骂，而共产党对这些犯有死罪的人却宽大为怀，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恶，重塑新的人生坐标，两相比较，孰优孰劣，谁是谁非，自不待言。狱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更使徐远举等从心眼里感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所在：
有一年的清明节，数万群众和一些烈士家属到烈士墓扫墓。当听说白公馆关有徐远举等战犯时，愤怒的人群络绎不绝来到白公馆，“严惩凶手！”“坚决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为防止愤怒的人群冲击白公馆，从白公馆下面的公路到通往牢房的长长台阶上，早布满层层防线，另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正大汗淋漓地自别处跑来增援，解放军首长在不断地向群众做疏导工作。
其情其景，把徐远举等战犯感动得涕泪涟涟，并在心里痛斥自己过去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这也进一步促使他树立彻底改造的决心。1964年10月，他以《血手染红岩》
为题，对自己如何破坏《挺进报》，破坏中共重庆、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如何主持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大批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制造“11·27”大血案和对重庆全市大破坏的全过程，均做了比较翔实的交代。
在这份长达数万字的交代材料的“结语”中，徐远举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行，感恩人民政府的宽大，他写道：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以美帝国主义的金钱，以美帝国主义的刑具，以美帝国主义的武器和炸药，来屠杀人民，破坏城市，使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数以千计万计地遭到屠杀牺牲。这完全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行为。
在西南全境，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不留下军统特务和我个人的血腥罪行，其中尤以重庆受害最深，给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宝贵的物资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尤其我为蒋介石做了十八年特务，竭尽忠智，为非作歹，以种种阴谋危害革命组织，摧残革命志士，用心之狠毒，罄竹难书。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土崩瓦解之时，我也还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企盼美帝国主义从外面杀进来，蒋介石集团从里面杀出去，以挽救毁灭的命运。
谢谢毛主席拯救了西南人民，对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最后据点，给予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和摧毁。欢庆西南的大解放。否则，遗祸于西南，危害将会更大。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渐恢复了人性，认识到毛主席缔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美丽幸福的新中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是引导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前途的指南；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使我擦亮了眼睛，清洗了肮脏丑恶的灵魂，认清了前进的道路。
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1973年初，徐远举患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经抢救无效病故。
1961年《红岩》小说问世/1963年建美蒋罪行展览馆/文革十年浩劫使歌乐山蒙上了阴影/1984年更名为歌乐山烈士陵园/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修建了“红岩魂广场”
20世纪60年代，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小说出版了。《红岩》小说是以白公馆脱险者罗广斌等亲身经历过的重庆地下党的斗争历史中种种人物和事件为素材创作的，重庆地下党斗争的复杂性，革命烈士奋斗、追求的实践性，狱中斗争的曲折性，为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是革命烈士在狱内外斗争的真实写照，因而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11·27”烈士由此被赋予了红岩英烈这一史诗般的称号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这部小说可说是影响了中国一、二代人。人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人应该怎样去奋斗、追求？人们从这本小说中得到了许多启示，小说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新中国，使人懂得昨天，认识今天，进而去掌握明天。
《红岩》小说主要围绕《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两条主线，展开地下党员在狱内外的斗争和特务的破坏、镇压的种种曲折惊心、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小说是写实的，书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物，几乎都可以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原型事件和原型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些基本上可以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一对应，如，江姐-江雪琴的原型是江竹筠，重庆地下党的交通员，真实的生活中也被称为江姐；彭松涛的原型是彭咏梧，江姐的丈夫，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在组织武装斗争中牺牲，头被敌人割下悬在杆子上示众；成岗的原型是陈然，《挺进报》的特支书记；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是国民党战犯徐远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大屠杀后在逃跑到昆明时被抓获，解放后关押期间病亡，等等。
但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而非历史纪实，它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必须对真实的历史用虚构的手法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产生艺术之美和艺术独特的精神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