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物，是在多个原型人物的基础上综合、提炼加工而成的，如，许云峰，就是以罗世文、许建业、韦德福等烈士为主要原型创作的，罗世文曾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被捕后与车耀先拒绝特务的宴请并与特务唇枪舌战，许建业是重庆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委员，是《挺进报》事件中第一个被捕的地下党领导人，韦德福是一个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宪兵，被关在白公馆地牢时曾挖洞逃跑，后被抓回杀害；“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是韩子栋，他在狱中长期伪装成精神不正常的样子，但他在历史上没有和重庆地下党发生过关系，而且他在1947年就越狱脱逃了，没有机会和重庆地下党后期的人员接触过，解放后曾任一机部二局副局长、贵阳市委副书记、贵阳市政协主席、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叛徒甫志高的形象，则是以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多个真实的叛徒为原型塑造的，等等。
小说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是客观素材和作者主观思维相结合的结果，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也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提炼、加工的必然。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小说中成岗被刑讯时所作的诗《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首诗，影响极大。由于《红岩》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艺术真实性，以致人们读过小说后，往往把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相混淆。这首诗就是这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它的作者归为成岗的原型人物陈然烈士，以致出版的很多烈士诗选中也加以收录。但是，我们在研究史料时发现，这首诗也是有原型的。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被捕，后被押送到重庆渣滓洞关押，在狱中，他面对威逼利诱坚强不屈，徐远举本来想用老虎凳来治他，但最终考虑到与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的关系，就只给罗广斌上了脚镣以示惩诫。罗广斌脱险后于1949年12月向党组织递交的自传材料《自我检讨》中回忆说：
带镣以后，难友们发起了慰问，收到许多东西，尤其是诗，其中只记得何雪松的一首是“我们的海燕”，很惭愧，也很兴奋，我知道，自己的不屈服，对渣滓洞的难友们是某种程度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以我这样的出身来说。但反过来，朋友们的鼓励，是不是多少还有打气，还有“要稳住啊”的成分在呢？我相信，这也是有的，考虑之下，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须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的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就怎么干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脚镣/我没有什么须要自白！
从罗广斌的诗到陈然的《我的自白书》，这中间还有许多历史成因的细节，但无论如何，《我的自白书》这首诗是符合陈然的思想品质和气节表现的，正如小说作者曾说过的：“《红岩》小说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烈士。”因此，陈然最终成为《我的自白书》这首诗的作者，也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红岩》小说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当时的条件等限制，在今天看来，史料掌握的广度和开发的深度还不够，还有许多事件和人物尚未涉及和表现等。如，狱中殉难者在为保守党的机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以致被当做为叛徒、特嫌和身份不明者对待；还有大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殉难者的事迹；重庆地下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叛徒形象比较模式化，没有挖掘其叛变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等。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当今仍应该以极高的荣誉评价《红岩》小说：它具有伟大而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想和社会成就！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人民的情感是朴素的，对烈士的崇敬和敬仰是发自内心的。在那个年代，烈士墓、渣滓洞、白公馆经常召开忆苦思甜、阶级斗争教育会。
不少人现身说法控诉美蒋匪帮罪行时，往往当场就晕了过去，参观者也多是流着眼泪走出歌乐山的。
1963年以前，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主要场所，负责管理和接待的单位是民政部门和团市委。由于解放后，西南公安部的学校、劳改农场和部分机关在原“特区”旧址内，所以这个范围内的大部分管理工作是由公安机关实行，没有完全地对外开放。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这个遗址的保护有好处，但对发挥其教育功能，方便参观者是不利的。特别是解放以后，西南公安部接管了这个地方，有一部分战犯、特务如徐远举、周养浩等就关押在此间的白公馆。当时一些参观的群众发现了这些战犯、特务，常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要痛打他们。这些情况的发生对犯人的关押和改造极为不利，更不利于利用旧址进行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
随着《红岩》小说影响的扩大，全国各地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来参观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随着对革命烈士事迹的大量宣传，到重庆烈士墓来举行活动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广。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向中央和四川省委建议：保护遗址，修建纪念馆。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央和四川省委的支持，重庆市委决定立即开始筹备，并成立“筹备领导小组”负责此项工作，筹备小组有9人：
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段大明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
四川省行政学院副院长：胡光
重庆市民政局局长：王云程
重庆市文化局局长：裴东蓠
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郭兆吉
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书记：于克书
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朱鼎固
重庆市文联：罗广斌
重庆市博物馆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十几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肩负着重任走进了歌乐山！没有办公室，就在“特务房”里办公；没有住处，也在“特务房”里住；荒郊野外，食物采购极不方便，就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没有一个人因艰苦的生活条件而退却。从房屋的维修到现场的整理，从为观众的解说到文物的征集和展览的制作，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在烈士精神的激励下，经过这十几个人的努力，1963年11月27日，在烈士殉难十四周年的纪念日，“美蒋罪行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了。
这十几位同志为烈士陵园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为烈士陵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从走进歌乐山的那一天，直到离退休，都是默默无闻地在那里认真、努力地工作，这些同志是：胡人朝、汪礼、高先佐、余正群、刘注东、华俊成、余永华、黄毓琼、冯光德、冯良才、潘光成、江礼光……1965年，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和扩大接待能力，一个1000平方米的“干打垒”展览大厅竣工了，展览馆就要结束没有展览厅的局面了。可是，当展品还没有安装进去的时候，江青的一句“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便在一夕之间，使革命烈士变成了叛徒，脱险志士成了特务；烈士家属抬不起头来，烈士子女受到打击，红岩英烈被蒙上了不白之冤！
《红岩》小说被封杀，被诬蔑为替叛徒、特务歌功颂德的大毒草。这期间除了杨虎城、叶挺没有被禁止宣传外，其他的烈士都严禁宣传。刚刚起步的展览馆工作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受到冲击。
1976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78年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评价革命者的功过是非问题。“美蒋罪行展览馆”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重新开始工作。
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尽快查清这批殉难者的情况，并且强调：“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死难者及其家属、子女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负责。”
中共四川省委和组织部高度重视此事，立即组成了“11·27”死难者复查工作组，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和美蒋罪行展览馆配合参加此项工作。通过对保存在展览馆的档案资料复查，未定性的死难者有96人，有情况记载的44人，情况不明的有52人，调查范围涉及国内的和外国的。
1982年3月，复查工作的调查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展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有的人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名字；有的人是单线联系，知情人已作古；有的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有的人根本没有一点线索。调查组的同志不畏困难，从每一个情节中去发现、寻找线索，他们反复分析推敲，认真归类研究，辗转全国各地30多万公里，调查了1700多人以后，终于使60名殉难者的革命烈士身份得以确认。其余的36人，有13人不能评定为烈士，还有23人因无法寻找线索一时不能作出结论。
评定为烈士的有：
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杨洸赵力耕陈国柱席懋昭
邓兴丰陈仲书向成义邓致久黎功顺顾雪庄聂滨
廖模烈廖瑞卿胡仁杰周去非封忠孝薛传道王振华
黎洁霜张光伟张兆琦刘文蔚袁德朗胡方玉胡有猷
许盛清张鹏程吴正钧唐文渊盛腾芳李泰生孙一心
胡其恩刁侠平向梅卿谢汝霖聂晶邓惠中盛超群
唐玉琨艾仲伦郑继先陈诗伯王席珍傅立志屈懋修
张鹏程曹仲温朱念群陈紫金潘仲宣韦廷光李犹龙
黄宁康唐建余王锡敏司马德麟
（注：其中有部分人虽经各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但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未列名和未宣传其革命事迹，故也进行了调查核实。）
因缺线索和材料未定性的有：
张长鳌徐也速徐唤初傅先织高得锡朱恺苏荣光
何仲甫奇丕彰刘笃一白银山陈为诚张碧天张泽安
李君平周柏芝刘干陈世林赵金声邓华朗杨绪藩
张健胡子韩
烈士落实政策工作结束以后，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展览馆又进行了一次全国巡展，并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
1984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有利于更好地宣传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更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1993年增挂“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名；2006年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合并，组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1988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中共四川省委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命名为“四川省革命传统教育基地”，1994年，烈士陵园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社会教育优秀基地”；1996年，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被中宣部授予“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
1999年，为纪念红岩英烈殉难50周年，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拨款在原烈士墓和“中美合作所阅兵场”的基础上修建了“红岩魂广场”。“红岩魂广场”坐落于歌乐山麓，遥望嘉陵江，占地22000平方米。广场分为瞻仰区和纪念区上下两部分，凌空架设的长18米、宽21的人行桥廊将上下两区贯通，浑然一体。广场气势恢弘，格调肃穆凝重。
从纪念区至瞻仰区的步行梯道依山势而起，拾级而上，可见歌乐山层峰凸显、重峦叠嶂。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以“浩气长存”为主题的红色花岗石烈士群雕高大宏伟，显现出“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深邃意境，使人顿生景仰之情。梯道墩台的正面有两列花圈浮雕，寄托着人们无尽的崇敬和哀思。瞻仰区的端头是复斗型的墓冢，红岩英烈长眠于此，墓周围摆满了人们敬献的花圈。与此相呼应，瞻仰区还有烈士诗文碑刻林和《血与火的洗礼》大型壁画地下纪念厅。
沿阶而下，可立于宽绰的演出平台上俯瞰纪念区。走入纪念区中央，回头仰望，中轴线外两列18根花岗石纪念柱将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烈士群雕。演出平台后部横向展开的水晶汉白玉砌成的碑体上刻着邓小平题写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九个大字，为中轴线上的点睛之笔。南北两侧宽敞的斜面草坪，寓意“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的烈士遗愿。两侧花坛之间的纪念柱顶“红梅怒放”的造型，取意“牢破梅开”；四面柱壁镌刻着烈士的遗言，观者从中可领略革命烈士的精神风貌；挺拔的柱体象征着烈士崇高的人格。广场东端《不朽》浮雕衬托着刻有《红梅赞》词曲的音乐壁，与烈士群雕遥相对应；晶莹清澈的流水从音乐壁顶部平缓、均匀地流过弧形壁面，寓意着虽时光流逝，但红岩精神永存。
5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来到此地，缅怀革命先烈，祭奠英烈之魂。在这里，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灵魂得到净化，并由此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的人用自己的奋斗继承烈士遗志，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红岩英烈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