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集中安葬在烈士墓。并建起了烈士陵园。每年的清明节和“11·27”烈士殉难日的前一天晚上，歌乐山烈士陵园的职工，这些被称为烈士的代言人和“守墓人”，总是要买上一些祭品，敬上香烛，用民间传统的方式虔诚地纪念先烈。全国各地，特别是重庆市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都常来此扫墓，悼念先烈。
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清理、整理遇难者名单时，心情极为沉重，烈士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实现了自己将牢底坐穿的誓言，在烈火中永生。他们未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的那一天，让人痛心遗憾。但活下来的人和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却永远记着他们，继承着他们未竟的事业。
1950年1月15日，重庆各界举行了“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会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运回陕西老家安葬；追悼大会上公布了经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定的236名革命烈士，以后又补评了21名革命烈士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青年馆大礼堂内，“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9年12月16日向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发来唁电：
惊悉杨虎城将军于本年9月17日（注：实为9月6日）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介石的仇视，被蒋匪囚禁达十二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将军“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国家”的大幅祭幛挂在灵堂的正中，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陈然、王朴等的遗像挂在灵堂两侧。
青年馆大礼堂门口，用白布搭成的祭棚遮断了整整一条青年路，从路上到礼堂内放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们送来的花圈和祭品；从祭棚的两壁到礼堂的四周墙上挂满了祭幛和挽联！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军人、商人，戴着青纱、白花，从四面八方涌向青年馆大礼堂，不到预定的12点，大礼堂内外已是人山人海。
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因有公要，特提前来到大礼堂哀痛地首先举行祭奠。
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际春、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张霖之、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副部长廖井丹、组织部部长江震、统战部副部长程子健、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人民解放军代表孔从周将军、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楚图南、重庆市党军政机关代表杨松青、重庆市总工会代表张显仪、学联代表陈子君、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分团部代表李子舟、妇联代表李蕴华、重庆蓍宿胡文澜和烈士家属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中午12点，追悼大会开始。
大礼堂庄严肃穆，烈士灵前香烟缭绕，烛光摇曳。在哀曲声中，主祭人张际春等走到灵台前向烈士敬香、献花、奉水果。礼堂内外都听得见呜呜的哭泣声，大会笼罩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
张际春主任悲痛地宣读了悼词：
……杨虎城将军的死，几百烈士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是为正义而死，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独裁而死，为争取民族和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与解放而死，他们与我们在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英勇牺牲是一样光荣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杨虎城将军和几百个烈士，他们每一个都表现了人民民主革命斗士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这不仅是烈士们的光荣，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民民主的革命者和全体人民的光荣，因此我们一方面虽然沉痛悲愤，但另一方面值得我们骄傲！……
追悼大会宣布了经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定的236位革命烈士。追悼的烈士除了牺牲在军统集中营的，还有在重庆解放前夕为保护兵工厂、电力厂而殉难的25名烈士。
孔从周将军、楚图南先生、作家艾芜在追悼大会上讲话；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罗世文烈士的叔父罗元叔、王朴烈士的妈妈金永华、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护厂烈士简国治的妻子程其锋在会上致答谢词。金永华妈妈在答谢中说：“我的儿子为国家民族而死是应该的、值得的，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悲痛。”
追悼大会后，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的灵柩在1月16日隆重的典礼后，由沧白堂经民族路、解放碑、大梁子、小什字到朝天门码头用专轮运回老家陕西长安安葬。沿途，军乐队、挽联队、鲜花队和十几万人为杨虎城将军送行。许多人民团体和单位自发地在沿途路祭，按照传统的风俗，摆案放上三牲酒品，燃亮香烛，上香焚币，虔敬大礼，响放鞭炮！
24人抬着灵柩上了“庆华轮”，鞭炮声中，杨拯民诵读安柩文：
不孝子拯民已扶柩登轮，仅告于我父之灵前曰：飚轮既备，灵与是安，顺流东下，言旋秦关，云旗风马，护礼惟虔，魂兮归来。鉴此寸舟，敢告。
在追悼大会上宣布的236位烈士，当时有两个统计，一个是烈士身份统计，一个是烈士籍贯统计。
烈士身份统计：
中国共产党党员97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8人（内有双重身份者12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5人，中国劳工协会会员4人，六一社社员2人，民主人士及其他122人。
烈士籍贯统计：
四川176人，河南1人，湖北11人，江西1人，江苏7人，云南1人，陕西7人，贵州1人，山东6人，广东4人，西康1人，湖南4人，辽宁1人，河北3人，安徽3人，浙江3人，不详者6人。
死难人数共三百多人，被评定为烈士者236人（含护厂烈士25人）。追悼大会以后，又根据新发现和收集到的资料和调查的情况，以及各地方政府提供材料又补定了21人为烈士。
革命烈士共257人
集中营烈士名单：
杨虎城宋绮云杨虞裳李青林王朴袁尊一余祖胜
张国雄何忠发何雪松沈迪群华健李大荣朱麟
马正衡黄玉清高力生王敏李惠明张永昌赵家麟
周显涛李群周均时张铭新宣灏楼阅强高精益
丁鹏武黄细亚罗世文许晓轩陈然丁地平黄绍辉
刘石泉王丕钦许建业高明唐慕陶胡其芬韩秉炀
王有余李泽李承林张静芳程仿尧张孟晋周成铭
杨华友陈柏林陈丹墀王白与苟悦彬吴奉贵毛锡霖
杨汉秀陈用舒伍时英蒋开萍黄显声谭沈明唐虚谷
齐亮段定陶李明辉刘德惠涂鑫源韩子重陈作仪
周志钦文学海荣世正颜昌豪陈俊卿丰伟光赵晶片
左国政白深富唐征久赵时衡周鸿均黎又霖王坤荣
杨泉新荀明善周后楷胡作霖陈尧能郝耀青车耀先
江竹筠左绍英彭立人朱镜何敬平周从化吕英
李子伯成善谋文泽蒋可然蓝蒂裕冉思源陈继贤
韦德福程谦谋何柏梁刘祖春陈鼎华张国维马秀英
李宗煌杨翱彭灿碧吴学正古承铄郭重学刘振美
何懋金艾文宣王屏邓积玉邓诚阎继明叶正邦
汪进仪史德端曹文翰蔡梦慰师韵文陈河镇傅绍裔
张现华张德明彭汝中李仲炳伍大全单本善李建民
柳启松游中象蒲小路唐茂传潘鸿志黄楠材章培毅
张醒民刘国黄位贤沈君实李维邦赖德国李仲达
周殖藩韦延鸿张泽浩邵文徵朱世君杨积超谭讷
陶敬之陈兴宥张蕴咸荣增明熊世正侯万祥张学云
黄铁材李铭三秦耀高天柱张朗生石文钧胡小咸
易仲康石作圣杨子龙涂天应刘笃君张远志胡砚锋
周尚文陈贻陈以文张力修狄文海郭俊铎郑寄松
邵全安谯平安陈少白钟奇陈邦文李仲弦王钧
尹慎福蒋启平龙光章冯鸿珊雷震王德伟廖忠良
夏惠禄李怀普李维田卢秉良罗娟华粟立森岳德明
王树林
护厂烈士名单：
刘家彝田玉清王昌罗万忠陈建铭李小丰黎勋文
任安炳张国梁吕治平彭子清卢树清曾仲良董定盛
张金山胥良高元臣蒲心国简国治应文宇柳传
王吉之古傅贤彭桂林万东康
追悼大会以后，在当时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举行了“美蒋特务罪行展览”。整个展览区都贴满了“复仇”的大标语，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杀人魔窟，两口活棺材》；第二部分《残暴的大屠杀》；第三部分《安息吧！革命先烈》。展览展出了78幅创作的图画，表现了血淋淋的场面，此外还有11幅特务滥施酷刑的漫画，以及大量的烈士遗物。这一展览于1950年1月18日开始展出，对当时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清匪反霸斗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3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庆的“美蒋特务罪行展览”调进北京展出。时值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立即举行这一“特展”。
3月18日，展览在北京开幕，到4月10日展览结束，共有356个单位，105219人参观。这个展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展览未结束时全国各地就纷纷来函来电，要求引进这个展览。中央革命博物馆复制了几套展览，分别在天津、大连、武汉等城市进行展出，观众络绎不绝。
在当时的参观留言簿上，参观者写的主要内容是：“向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彻底消灭反动派！”“烈士们用鲜血换来了新中国，我们必须努力建设，用我们的生命保卫伟大的祖国”……刚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所自发产生的。
刚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两种不同的制度的人民群众，对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从内心深处有一种真挚的崇敬之情。展览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革命烈士的奋斗、奉献精神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极大热情。
195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原“中美合作所”大营门、阅兵场、杨家山总办公室、狼犬室、政训处、梅园和军统集中营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尸坑、松林坡、蒋家院子、黄家院子秘密囚室，以及烈士墓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面积有5200多亩土地。
血祭英烈：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被处决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而导致的川东地下党各级组织遭到的重大破坏，是自1927年“三三一”惨案以来，川东地下党遭到的最惨重的损失，100多人殉难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而导致这次大破坏的罪魁祸首就是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叛徒。
刘国定（刘仲逸），1918年出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6日，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为保全性命而叛变投敌，供出川东临委领导成员名单和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致使大批党员干部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刘叛变后即与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密切联系，不断破坏摧毁中共重庆、江北、璧山、宜昌、开县、石柱等地工委及川黔边区委等地下组织，先后逮捕的共产党人有陈然、王丕钦、王朴、成善谋等30余人。同年6月，刘与徐远举一起赴上海、南京一带，诱捕共产党员。7月间，又前往四川广安策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致使段定陶、丰伟光等8人被捕。1949年1月，他再次破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造成“成都事件”，致使齐亮、马秀英等10余人被捕。被捕人员，除少数几人外，大部分殉难于“11·27”集体大屠杀中。
因刘国定出卖组织有功，受到毛人凤的嘉奖，加入军统特务组织，被授予军统中校参谋和川西特侦组组长的职衔。为表示其坚决反人民、反革命，他编撰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与《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书，作为反动派进一步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依据。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大批要员逃亡台湾，刘国定也惶惶不可终日，逃向成都，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终因款项不足未遂。解放后，刘国定自知罪孽深重，便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押回重庆。
冉益智，1910年出生，四川酉阳（今重庆酉阳）人，1938年入党。叛变前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16日被捕，因惧怕特务对他动刑，当天就变节自首。
他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并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刘国、李青林、江竹筠等大批党员被捕，大部分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更为恶劣的是，为讨好敌人，保全自己，他与刘国定争宠邀功，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组织和同志。他也因出卖有功被军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并在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一一传授给特务。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竟想瞒天过海，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严厉斥责，叫他到公安机关投案，听候审查。冉知事败，匆忙溜走，在中华路德胜戏院被已经向人民政府自首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李修凯急步上前，一把抓住冉的衣领，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
冉也破口大骂李是大特务，两人你挽我扯，来到魁星楼，被一位警备战士发现，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
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经受住了第一关，但却经受不起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竟置陈然的鼓励于不顾，在坐牢八个月后，向军统特务机关坦白自首，成为可耻的叛徒，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为军统工作，被委任为特务上尉。
解放后，李文祥被我公安机关逮捕。
革命阵营中出现的叛徒，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在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面前，这一小撮叛徒是那样的卑劣、猥琐，为广大人民所不耻。
解放后，刘国定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直到此时，他还企图活命，希望政府的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冉益智也曾露骨地说到他叛变的逻辑：
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是落到特务手里，即使不被杀掉，也很难原封原样地出去。
再看看李文祥的叛变哲学：
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要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参加特务的工作，就是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