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三岁时，其父经营不善，使继承下来的盐运业破产，后病死狱中。罗世文母亲是填房，父亲死后，备受族人欺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幼年的苦难经历，以及后来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思索，使罗世文从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投入革命的浪潮，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23年，罗世文在重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在肖楚女、杨闇公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团体，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学成归国，1929年回到四川，受组织委派到军阀部队发动武装起义，因敌强我弱而失败。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宣传部长。1931年任省委书记。1933年，他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兼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在此期间，受到张国焘的迫害。后参加长征，于1936年底到达陕北，任红军大学理论教授。1937年底，罗世文受党派遣回到四川作刘湘的统战工作，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新华日报》成都分社及成都推销处负责人，1938年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国民党在其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并嫁祸于共产党。3月18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罗世文，同时还逮捕了车耀先。
车耀先，1894年生于四川大邑，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半私塾，十岁时即做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后到商铺当学徒，在此期间努力自学文化，并参加军阀部队，历任士兵、司务长、连长、团长等职。在朝不保夕的军阀混战生涯中，车耀先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北伐期间，与共产党员接触，开始对宗教产生怀疑。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车耀先不满军阀镇压农民运动，私自脱队，1928年随友赴日本游历。
在日本期间，车耀先目睹了国事衰弱而带来的民族耻辱，思想发生剧变。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安排，以战伤腿残为名退出军阀部队，到成都以开办“努力餐”饭馆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并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从事军运和统战工作。1932年5月，他因进行抗日宣传遭通缉，逃亡南京，年底返回成都后失掉组织联系而脱党，任“四川省注音符号促进会”常务理事、省立成都师范和女师等校“国音”教员，利用教师身份启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1月，他创办《大声》周刊，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起特务机关注意，屡遭查封。1937年底，车耀先恢复党籍，受罗世文直接领导，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1940年因成都“抢米事件”与罗世文同遭逮捕。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特务机关如获至宝，随即派专机将其押抵重庆，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审讯。戴笠对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然终无所获。
曾与罗世文同时被关押在息烽监狱的姜士豪记录下了罗世文对他讲述的审问情形：
戴笠：对你这次的被捕，纯属是误会，望你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那不行。你对我被捕，既属是误会，那就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这不行！
罗世文：既是误会，又不能释放，那我究竟算什么过错？
戴笠：那就请你委屈一下吧！
戴笠没法，又搬出大特务邓文仪（罗世文留苏时的同学）带很多东西去招降。邓文仪假惺惺地与罗世文大叙同窗之谊，借机从个人前途、工作方面劝罗世文自首。罗世文十分生气，他训斥邓文仪：“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是会合作的，我‘自首’什么？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江西那段历史重演，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历史重演的道路！”
就这样，特务把罗世文、车耀先押送到息烽监狱长期关押。
罗世文在息烽关押期间，监狱主任是周养浩，他为利用监狱生财，决定改组息烽监狱内部编制及组织方式，扩大息烽监狱的经营性生产的规模，需要增加的人员不向军统局申请，而是从在押人犯中挑选补充；他想通过让人犯出来工作，当所谓“工作修养人”，一方面做到经常性的经费不要军统局拨发，自给自足，另一方面达到软化革命者意志的目的。当周养浩找罗世文要他出来工作时，罗世文表示只愿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决不做政治性的工作：“我参加共产党多年，所有熟人朋友、生活习惯全是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方面既无熟人，一切也不习惯。”周养浩目的没达到，也无可奈何，但心里却对罗世文肃然起敬，钦佩罗世文对共产党的忠诚精神。
罗世文一方面拒绝了特务的招降，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监狱里的条件进行宣传工作。当时息烽监狱里自编自印有《复活月刊》和《养正周报》，罗世文就在这两份报刊上发表进步言论。周养浩回忆说：
当时息监平地、建屋、修理球场湖塘等，每星期安排义务劳动，特务职员也不例外，例如医务所长彭若愚每次劳动平地时都有牢骚话，说他是大学毕业学医的，从来就没干过这类事情，怎么叫一个医务人员干这种活儿。因此请罗世文写“劳动神圣”
的文章开导他驳斥他……这类文章他很乐意写。
刚进息烽监狱时，特务为了分化革命者之间的团结，表面对罗世文和车耀先给予不同于其他犯人的优待，并造谣罗、车二人将为国民党工作，使狱中的其他革命者对罗、车二人产生误会。韩子栋（《红岩》小说人物华子良的原型）回忆说：“在我已经弄清楚了他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新华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把他气死了，我觉得他要揍我的，还好，他没有揍我。”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尖锐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经监狱这个大熔炉的烈火一炼，假的立刻显出原形，而真正的共产党员则像金子一样闪耀出眩目的光芒。罗、车二人在监狱里的斗争表现，使其他革命者识破了特务的诡计，团结起来，并在罗世文的领导下组建了狱中秘密临时党支部，由罗世文任支书，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有组织地带领难友们开展狱中斗争。
韩子栋回忆道：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工作修养人是帮助做行政工作和做体力劳动的……
提我们的同志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和其他政治犯加起来也不超过三十个，是少数，敌人很容易把我们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针精神：不能采取急性病、冒险主义的办法，应当采取隐蔽精干、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支部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
在狱中秘密临时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借此机会向特务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并迫使狱方答应了条件。
周养浩在狱中办了一个教务所，用来给在押者“洗脑”，由一个反动文人主持。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这个反动文人就布置下来要犯人们学习研究，罗世文就借机批判这本书，说：这本书对于中国民族方面的分析是武断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听得这个反动文人目瞪口呆。后来，这个反动文人又写了一篇论中国近代哲学演变的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后，必然形成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这种体系，既不同于欧洲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他还把这篇文章油印分发给犯人们“学习”，并召开了一个所谓“哲学讨论会”来讨论。罗世文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并用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旁征博引与反动文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反动文人理屈词穷，张口结舌。在一旁的周养浩听得云里雾里，见势不对，只好将“讨论会”草草收场。
车耀先被捕后，在各种审讯中都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承认一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脱党已久并未恢复，但交往的朋友中则可能有共产党员，以同他在《大声》周刊第十三期上发表的《我是什么人？》一文中，“（民国）十八年加入共党。‘九一八’后，因工作不力遂被开除”的声明相吻合，这也是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特务搞不清车耀先的真实身份，更加觉得他是个神秘的人物，便将他同罗世文一道送到息烽监狱关押。
在息烽监狱，车耀先为了掩护自己未暴露的身份，在接人待物方面是很谨慎的，对一个人没有透彻了解之前，从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至在几十年后，同狱难友回忆起他时，各人的印象都不一样。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室的一些有关车耀先的回忆材料这样记载：
……他对我经常谈到范绍增（编者注：范绍增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傻儿师长”）在军队里的笑话……至于他在息烽集中营的表现，与罗世文略有不同，是很谨小慎微的。……他与罗世文之间，还有一定距离。由于他在旧社会的经验很丰富，而当时环境又相当险恶，他对于政治上的话，很少谈到，也从不表态，他也很少与人接触。……因为他不愿与人接近，又不下棋，走动也不方便（跛足），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待在房子里或院子里看书，所看的书，又大都是一些古典的东西，尤其爱读《易经》，也会以《易经》占卦，有时他为同斋的人占卦开心，生活是相当单调的。
车耀先在阳朗坝地牢期间，我所了解的（1943.7-1945）这段时间里，他都是在监狱图书馆当管理员，总是一个人在馆里整理图书。
其实这些记载，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条件深入了解车耀先而得出的一种虚假的印象。
真实的车耀先则记录在与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士的回忆中：
他虽然腿有毛病，但在狱中很活跃的。他很聪明，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在开始时，他担任一段时间的对“犯人”中青年的教育工作。反动当局是让他对青年灌输反动思想，可是他利用了这一好的机会，对青年进行了有益的教育，形式是教青年作文章，他给他们修改，范围包括狱中的青年看守。……有一个青年作了一篇短文，短文是写太阳与牢房关系：牢房是黑暗的，是因为太阳光照不进来，如能使牢门打开，让太阳光射进来，使我的心房得到温暖。车耀先改后，加上两个永远，即永远打开牢门，永远使我心房得到温暖。通过这种方式对青年进行教育。
与车耀先同为狱中秘密临时支委的韩子栋回忆说：
车耀先博闻多见，有广泛的知识。诙谐、健谈，他能在谈笑中鼓舞人心。……1944年提车耀先当工作修养人，管图书馆（只他一个人）。于是图书馆变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和通讯联络站。遇着重要的消息，车耀先就把线装书拆开，把消息夹在里头再把它订上，然后把书拿出去。
韩子栋还回忆起车耀先给他讲过的这样一件事：
一个叫肖复权的特务假惺惺地劝车耀先：
“你要快自首呵！”
车耀先回答说：
“我不懂得什么叫‘自首’！”
特务又威胁说：
“你不自首就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车耀先轻蔑地说：
“出不去就算球！”
真实的车耀先，还记载在车耀先本人留下的字里行间。车耀先被捕后转押息烽监狱之前，曾先后与罗世文同押在军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和白公馆看守。在看守所里，特务发给他一套蒋介石极为推崇的《曾文正公家书》。车耀先由此受到启发，再想到自己今后能否出狱断难预料，妻儿一别不知何时再能团聚，何不乘此机会给儿女们留点什么，让他们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想定之后，车耀先借口要写《曾文正公家书》读后感，向特务要来纸笔，完成了自己的自传。在《自传》的开篇，他以《先说几句》为序：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取《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供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1996年11月，当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举办的《红岩魂》展览在杭州展出期间，一位老太太在展厅里面对车耀先的遗像，泪流满面，激动得难以自持。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车耀先在成都教授“注音符号”时，曾聆听过车耀先教诲的学生。在车耀先的遗像前，她颤抖着双手捧出一本珍藏了60年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着车耀先亲笔题写的毕业赠言：
经济生活和文化确实有密切地联系。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但这种联系，并没有证明有钱人一定文明和穷人一定野蛮。这联系只是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那怕是在社会上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那怕在这地位上不断地感到经济生活的恐慌和穷乏，如果这恐慌和穷乏是逼着他们向上，逼着他们对屈辱和被掠夺的现状起来反抗时，他们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荣辱”的表现。他们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时会促进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对别的国家或人民实行侵略掠夺，或者帮着侵略者掠夺别人，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才真正是“不知耻”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坏者。
玉珍同学毕业女师纪念
耀先
一九三七、六、四
周养浩在息烽监狱搞“改革”时，去动员车耀先出来做工作修养人。因为狱中党支部对此事已有明确的态度，车耀先就假装很乐意，但他不等周养浩给他“安排”工作，就抢先说：
“我是个军人出身，少年时家境贫寒，读书不多，很想借坐牢的机会多读一点书。
请给我安排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周养浩听到这个要求后，一想：图书室是属于“教务所”的一个单位，教务所的职员几乎全是在押人士担任，而绝大多数（总共20多人）非军统分子，为了以防万一，可派一个在押的军统特务作为助手和车一起工作，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车的言行。
这个主意打定后，为了拉拢车耀先，当即答应了车耀先的要求。
车耀先当了图书管理员后，做了两步工作。
第一步工作，就是将图书室所有书刊，有几千册之多，全部修补整理；第二步工作，就是利用周养浩伪装民主说过的话，周养浩说：“增加精神食粮，即使有不同言论也有助于辨别能力。”车耀先就利用周的这句话，将入监犯人被查扣的进步书刊，几乎全部编号出借。至此，在军统特务的集中营里，竟然出现了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共产党的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