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对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图书室里越是进步的书，借的人越多，纸张又很坏，书面很快就破了。车耀先就一页一页地，一本一本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补好。
车耀先深知，对于一个政治犯，被长年禁闭在黑牢里，最为关心的莫过于了解时局的发展，他决心要利用现有的条件为难友们开辟信息通道。这之前，图书室里只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这种报纸，难友们都不想看。自从车耀先到图书室后，想方设法增订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如《大公报》、《华西日报》、《新观察》
杂志、《时代》杂志（苏联杂志的译本）等，这些报刊在当时算是进步的，有时能透露一些被《中央日报》封锁的消息。这样，看报和借书的人就多起来，久于坐牢的难友们，通过图书室能知道狱外较真实的情况，能提高修养和理性认识，把握住时局发展的脉搏，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面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出姓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四人。当时的《中央日报》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蒋介石面对毛泽东提出的名单，哼哼哈哈地不知所云，并随口说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被处决。戴笠为掩盖真相，立即密电周养浩，指示他将罗、车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
1946年7月，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连同其他一些政治犯从息烽转押至渣滓洞监狱。特务们深知罗、车二人在四川的关系极多，害怕他二人的消息传出去，将他二人关押在重禁闭室，连放风的自由都没有。
1946年8月18日刚吃过午饭，一个特务拿了两张飞机票，跑到渣滓洞监狱放风坝故意高声嚷嚷：
“恭喜张先生、田先生！接上峰命令，您二位马上转移到南京，蒋委员长要召见你们，然后就可以自由啦！”
然后才转到罗世文、车耀先的牢房：
“请二位先生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跟我走！”
罗世文、车耀先听了后，凭他们在长期地下斗争中养成的政治敏锐性，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罗世文立刻从一本俄文册子上撕下一页纸，急速地给党写下了最后的留言：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世文
八月十八正午
罗世文临刑前给党组织的信
特务一个劲儿地催促罗、车二人赶快走。罗世文、车耀先不加理睬：
“慌什么？我们还要跟朋友们告别呢！”
关在楼下二室的宋绮云、韩子栋等正在议论特务刚才大声嚷嚷的话的含义，不知是祸是福。看到罗、车二人走到门口，纷纷透过牢门与罗、车二人握手。看到长期共同战斗的难友脸上那复杂的表情，罗、车二人心里也不禁有些凄楚，但他们抑制住了内心那么一点点的“闪念”，跟难友们一一握手道别。在跟韩子栋握手时，罗世文乘机将刚才写的纸条塞进韩的手里：“老韩，你们多保重！来世再见吧！”
1955年，人民政府根据群众检举，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杨进兴捉拿归案，根据杨进兴的口供，才找到了罗、车二人的遗骨。人民政府将二烈士遗骨就地合葬，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
1991年10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举办的《红岩魂》展览在广州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开幕式结束后，与展览中心同处一幢大楼的广州中央酒店的老总带着手下西装革履的部门经理们，恭恭敬敬地把一位出席开幕式的衣着十分简朴的老者迎进了酒店的贵宾室。面对灯红酒绿世界，老者却并无拘束之态，侃侃谈起他那传奇的人生经历。
这位老者，就是《红岩》小说人物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
韩子栋，山东省阳谷县人。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组织建立情报网，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捕后，他先后被辗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长达14年之久。
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坚信共产主义真理，一方面积极参与狱内斗争，另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与斗志，拒绝了特务的威逼利诱，以高度的智慧和机敏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后来成功地从白公馆看守所逃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军统的息烽监狱撤销，韩子栋与其他难友们一道转押到渣滓洞看守所，罗世文、车耀先牺牲以后，又被转押到白公馆。在白公馆，许晓轩领导难友成立了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书，谭沈明、韩子栋任支委。临时支部决定，要组织难友们积极准备越狱逃跑，原则是有机会就逃，不要迟疑，跑掉一个算一个。当时，韩子栋已在牢里被关押了十几年，由于他善于隐蔽自己，在特务眼中他是一个本分老实、又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因此对他的看管比较松懈，韩子栋也就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在特务的带领下到监狱外的磁器口街上去采购物品。特务们曾说：“225号（韩在狱中的代号）你就是把他放走，他还是要回来的。”有的特务甚至与他还有私交，把他带回自己的家里去吃饭，还带他到外面的医院去治疗牙病。
韩子栋利用自身所处的有利条件，积极贯彻临时支部的决定，为难友逃跑作准备。
白公馆的三面是山，当时周围驻扎着特务武装部队，内外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韩子栋深知，如果不把地势、壕沟、道路、岗哨、驻军等情况基本弄清楚，是逃脱不了的。
为此，他经常利用外出的机会，了解白公馆周边的情况，并画了一张地形图交给了许晓轩。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难友们的身体都很虚弱，就是有了逃跑的机会也没有体力去实现。临时支部就领导难友们与特务进行斗争，使难友们的伙食得到改善。为了增强体力，韩子栋还利用自己可以在狱内自由活动的条件，每日练习跑步，特务们都以为他神经不正常了，也就听之任之。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其他难友还没有逃跑的机会，但韩子栋却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抓到机会。当他把这一点向临时支部汇报后，许晓轩、谭沈明和其他难友都感到十分高兴，并一起确定了逃出后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逃出后向山多的地方跑。最好能准备一把刀子，如果单独的一个敌人追上来，就跟他拼命；二、逃出后想办法化化装；三、重庆是山地，容易迷失方向，夜里走时要看准一个星座走；四、白天能走的时候，要想法和抬滑竿的接近。抬滑竿的虽说多半是散兵游勇，但毕竟都是穷苦人，必要时可请他们帮个忙；五、逃出后想办法换换鞋。文泽说：一过河军犬就没办法了，要想办法过河。川北有李先念的部队，可以向川北跑。
逃跑的机会终于来了。据看押韩子栋，而韩子栋又从其眼皮底下逃跑的军统上尉特务看守员卢兆春后来说：
1947年8月18日下午，在白公馆吃午饭后，到磁器口买小卖部的货品（肥皂之类），我与韩子栋同行，韩头上戴着硬壳子草帽。在童家桥正街碰上王电（白公馆医官），他约我一路去胡为祥家中打麻将。……我们打了两圈牌，韩子栋自动外出小便，也没有告诉我。又打了两圈，王电说：“怎么韩子栋还不回来？”我说：“他小便去了。”又开始打后四圈，约八点钟，天将晚了，还未回来。前两圈我输了，后来我赢了，但人（仍）未转来。我想到自己的责任，便停止打牌。我与王电同到河边巡看，又到磁器口新街车站找，仍未寻到，便转来向丁敏之（所长）报告。我谎说：“是在磁器口协大茶馆，他出去小便溜走的。”丁敏之大骂一通，说我通共作弊，训斥后即把我押进白公馆九号楼上牢房……
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殉难一周年的忌日。
韩子栋逃脱后，从磁器口渡过嘉陵江，经涪陵、万县、宜昌、武汉、许昌，终于在河南滑县找到了解放军，回到了党的怀抱。从1947年11月开始，历任山东范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财委人事局科长、北京机器厂副厂长、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中央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术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工作，先后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市委监委书记、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1985年离休。
卢兆春因失职在白公馆被关押至1949年3月才获释，但他却不能继续当看守员了，失了业。1949年下半年加入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军官总队任少尉队员，1949年12月在成都金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俘获，1950年1月10日被遣散回到重庆江北县（今渝北区）家中务农。
1985年5月，韩子栋与身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临时工的卢兆春又在白公馆见面了。相隔38年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社会角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人感慨不已。韩子栋握着卢兆春的手说：“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让我们向前看吧！”
1992年5月19日13时35分，因患肝癌不治，韩子栋带着传奇的经历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
1948年冬韩子栋在山东省范县参加土改工作时与土改工作队员的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韩子栋。
1949年11月14日深夜，白公馆楼下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宣灏更加睡不着了。今天下午，一个看守悄悄告诉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约30人被押往电台岚垭秘密制裁了。另一方面的消息表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将彻底崩溃。
作为曾是军统一员的宣灏深知，此时此刻，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会像邓兴丰一样被“制裁”。对于死亡，自己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自己的身世，自己追求光明的历程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的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
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悄悄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党说的话，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
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上母亲逝世后，我即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却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
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编者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列；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少数人的尊敬了。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读新书店”经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灏被捕后，先后被关押于息烽和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如罗世文、许晓轩、谭沈明、刘国、罗广斌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他的思想从对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上升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曾与宣灏同在白公馆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毛晓初在回忆材料中记载了宣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革命啦，讲起来不是易事，干起来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关起来后，老谭、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才懂得一齐革命，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杀头，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一个心愿，脚步齐，这就更不易了。现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着共产党，跟着老谭、老许他们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