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西南公安部在与白公馆北边隔一个山头、距松林坡戴公祠数百米远、邻近“11·27”大屠杀松林坡刑场遗址处新建成一个松林坡看守所（俗称松山看守所），关押在白公馆的战犯全部迁押至松林坡看守所，以后，这些在押战犯又分散于不同的地方继续自己的新生道路。至此，白公馆结束了作为看守所功能的历史。
在此后迄今的岁月里，白公馆与渣滓洞、戴公祠、松林坡刑场等原军统“特区”
遗址及“11·27”死难烈士陵墓共同组成为社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接待参观者200多万人次，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历史的宝贵遗产。革命者在狱中开展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和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磅礴天地的气概，成为红岩文化和红岩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青年为国家、民族的事业而奋斗不息！
冯鸿珊、陈河镇、李仲达、石作圣就是《红岩》小说中描写的四个“误入禁区”
遭监禁的学生。遗憾的是，在档案中只有对冯鸿珊烈士的记载。
冯鸿珊是这几个学生中唯一被确定了籍贯的殉难者。他是山东阳谷县后刘湾人，生于1922年，1938年在荷泽中学读书，1939年因抗战转移到四川绵阳国立六中三分校读书。在学校他受地下党同学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前线战场节节败退而痛心疾首，他非常憧憬家乡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和生活。1941年春，冯鸿珊和李仲达等相约离开了学校，以到重庆报考重庆大学为名，要投奔共产党而去延安。到重庆以后，他们没有找到去解放区的妥善方法，于是准备出川进湖北到鄂豫边沿地区的解放区去。不幸的是，走到歌乐山下的磁器口时，因被特务检查出带有“禁书”而被捕。军统特务发现冯鸿珊等人是从山东过来的，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工”，在调查山东家乡情况得到的又是冯鸿珊“家里有共产党倾向”，于是军统将这几个学生作为“重大嫌疑”送到了息烽监狱关押。抗战胜利后，冯鸿珊等人又被押回白公馆关押，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遇害。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资料中，保存着冯鸿珊在狱中写的关于国家铁路、公路建设的一份材料，在材料中，他对人才问题有这样的看法：
我国因一切落后，是至今仍未储备人才，亦未能尽量培植需要人才，将来人才不敷分配，自在预料之中。惟前既覆后车当鉴，今后建国，交通建设当居首要。而技术与管理员工之调查、培养、储备，又为建设工作首要。
冯鸿珊还对全国公路建设的人员作出了计算：“铁路共需工程与管理人员135000人，工人663400余人。公路方面需要培养的人是土木工程人员，十年内需15750人，完成全部计划共需536000人，机务、工程人员分别为2305000人和32000人。”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陷囹圄，却压不住对国家、民族的一份责任之心，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学生。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馆藏档案保存的1950年重庆各界追悼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制的被难烈士登记表中，对韦德福的记载仅有以下一段文字：
韦德福：刘湘时代在万县当宪兵，后来自学，极有进步，不知有没有组织关系。
学习力强，毅力大，在白公馆是最优秀人物。后来脱逃，不果，1948年7月29日半夜被害，临死十分镇定，遗物全赠友。
韦德福，农民家庭的一个苦孩子，因母亲无力供他读完中学，16岁到重庆，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勤务兵。因酷爱学习、追求上进，18岁那年他通过了宪兵的招募考试，参加了国民党宪兵部队。他对自己努力挣得的这样一个“正式工作”，既感满足又十分珍惜，在训练班里拼命地工作和学习。他照了一张标准相寄回家里，并告诉母亲：
“我是通过考试当上宪兵的，我会珍惜时间努力工作的，我会挣钱来养活你的，我要让你活得很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韦德福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在特高组搞“邮检”工作。“邮检”是国民党政权监视、控制民众和社会团体思想、活动的一种特务手段。韦德福在日常邮检中，阅读了大量的《新华日报》和进步人士的信件，所接触到进步的思想、主张、理论在他朴实的心灵深处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对这份“正式”工作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奉命去监视一位进步记者，被记者察觉，记者见他年纪很轻，又很淳朴，反过来主动接近他、教育他，给他讲了许多为人做事的道理。韦德福在和记者的接触中，开始逐步懂得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真理，共产党的革命道理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定下决心要跟共产党走。他本希望去延安，但是因为交通问题暂时没有机会。在记者的帮助下，他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办的社会大学听课。在社会大学期间，韦德福勤奋好学，认真努力地参加进步组织的学习和各种社会活动。
1947年1月，全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韦德福积极参加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游行示威抗暴活动，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1947年2月中旬，韦德福作为军统违纪分子被秘密逮捕，关进白公馆监狱。在一次审讯中，韦德福拒不承认爱国有罪，并斥骂特务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义正词严地申明：学生爱国无罪！在牢房里，他向难友们介绍了狱外的情况，并在牢房里大声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他出去！他公开在牢房里大声疾呼：青年人就是应该追求革命，追求真理！革命青年应该奔向延安！
韦德福在牢里的表现使特务们万分的恼怒，他们认为韦德福“精神不正常”，将其戴上脚镣、手铐投入地牢。
地牢里暗如黑夜，阴冷潮湿，老鼠横行。在地牢里，韦德福怒不可遏，他用脚镣、手铐拼命地击打牢门，碰撞墙壁，他抗议特务对他施行的非人待遇，他用那嘶哑的声音喊出要自由、要革命的呼声！他的手，被手铐磨出了鲜血，他的脚，被铁镣卡烂了皮肤。地牢的生活，更加激起韦德福向往自由的决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老鼠洞发现地牢的墙是用石块垒成的，于是他顺着老鼠洞向外抠，抠得十指血肉模糊，凭着惊人的毅力，他终于抠松动了一块石头。当一束亮光投进地牢时，韦德福欣喜若狂，但他又迅速地用泥土将光缝遮住，开始了越狱的策划，他企盼着逃出地牢，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韦德福掀开了那块抠松动了的石头，他双脚从洞口伸出，身体慢慢地往外移动，当身体大部分伸出洞口时，双脚仍不能接触到地面，他鼓足勇气，双手一松，整个身体连同脚镣、手铐“咣当”一声摔在一块硬石上。瞬时，钻心的刺痛由腿部直达脑际，他使劲咬紧嘴唇，屏住了气息，努力使自己不哼出声来。他试着站起来，发现腿已用不上劲，原来双腿都已折断，疼痛使他将嘴唇都咬出血来。韦德福用双手向着映着一丝光的歌乐山上爬去，鲜血染红了他爬过的野草地。
白公馆的特务天亮前查房时，发现地牢已人去屋空，用电筒一照，一个大黑洞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特务们大惊失色，整个监狱躁动起来，顿时，口哨声、犬吠声响成一片。几个小时之后，带着狼犬的搜捕队将韦德福拖回了监狱，扔在放风坝中。
难友看到这时的韦德福，浑身血肉模糊，衣裤被磨成了碎条，脸上沾满了血污、泥土，特务们在一旁咆哮着，不停踢打，而韦德福，犟起他那不屈的头，死死地瞪着双眼，紧咬着嘴唇……
1948年7月29日夜里，韦德福在白公馆旁的松林坡被秘密杀害。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国民党驻军高层人物会商应付办法时，王以哲将军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中央指示，避免冲突，退出北大营。这时，一位将军拍案而起，坚定地表示：我指挥的12个公安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部队将全部投入对日军的抵抗，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随后，他率领部队从18日晚至21日深夜，与日军整整激战了三昼夜，最后才不敌而退。18年后，这位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下的将军，却在重庆歌乐山下含恨倒在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枪声中。这位将军就是黄显声。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中记载着：“黄显声，男，54岁，辽宁凤城人。学历：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北京大学。历任连、营、团、旅长、第119师师长、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军骑兵师师长兼副军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西安王曲训练班教育长、东北军参谋处处长、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代理北宁路局长、北平军分会总务处长、五十三军副军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生前为革命事业的活动情况：
‘九一八事变’后首先组织义勇军抗日，任总司令，协助张学良策划双十二事件。”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无理扣押，黄显声对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1937年在武汉，他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将军；还主动与周恩来同志联系，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送往延安，并组织了许多青年去了延安抗大。为了抗日救亡，他以一个军人的职责勇敢地开展各种活动。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不幸被特务告密，在武汉被捕。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极度忧愤“报国欲死无战场”！他以“虎入笼中威不倒”
而自励，在一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现在虽然坐牢，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在一篇日记中他表明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我以为，诸葛亮之最足以为后世法者，不是待人用兵，而是其服务之精神，确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与所谓‘人生意义以服务为目的’前后吻合。”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黄显声将军被转囚到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黄显声被关在楼二室，一个人住在里面，可以看报纸，有一张写字桌。近10年的囚禁，使他已不多讲话。在铁窗前，他经常抬头仰望天空，凝滞的目光泻向苍穹，在浩翰无际的太空中寻找那驰骋疆场的烽火，马革裹尸的激战，报效祖国的豪情……将军的眼中常常喷流出带血的泪水！爱国有罪、抗日坐牢、反蒋一死：这是为什么？
在白公馆看守所，黄显声将军有时可以在特务的看管下走出去转转，难友曾经劝他找机会跑掉，但是将军表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做事情要光明磊落！
当敌人开始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屠杀后，他同意了狱外朋友的营救，但将军提出要把东北军的李英毅救出一起走。遗憾的是，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后他第一个被带了出去，在步云桥刑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后背，鲜血浸透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
黄显声将军在白公馆牢房的那张小桌上的台历，永远地停留在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
1946年8月18日下午，军统重庆集中营辖区内的松林坡戴公祠停车场，虽然当时正值重庆酷暑季节，但这里却是一派阴森景象，停车场周围的山坡上隐约闪现着一些鬼鬼祟祟的人影，而停车场上则是空无一人，随着阴风回荡，传来一阵阵知了的哀鸣。
下午2时，一辆美式吉普车从通往山下的公路疾驶而来，开到停车场戛然刹住，车上跳下几个武装特务，他们从车里拖下两个被手铐死死铐住的人，那两个人，都身着旧黄军服，一个戴着副眼镜，一个拄着根拐杖。
戴眼镜者环顾四周的苍松，忽然哈哈一笑，随即高声吟诵起来，拄拐杖者也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吟诵声和口号声响彻了寂静的松林坡，特务们闻声惊恐失色。随着几声慌乱而沉闷的枪声，两个被押者踉跄着倒下了。特务们手忙脚乱地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柴堆在两人的周围和身上，然后浇上汽油。一团烈火带着浓重的烟雾猛烈腾升起来，烟雾穿过松林坡，直冲歌乐山的顶峰，就义者临刑前的吟诵声冲破松林坡的阴风，久久地回荡在这神秘的禁区：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忘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1925年，罗世文（后排右三）与肖楚女（中排中）、杨闇公（中排左）等在重庆。
这两个就义者，戴眼镜的是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拄拐杖的是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他们二人是做了周密布置的，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徐远举所写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中，记载着曾任军统局本部少将副主任秘书、后随程潜在湖南起义的张严佛所写材料内容：
1946年8月，张严佛接到由蒋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饬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即召集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及保管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四人，策划杀害办法。最后决定在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停车场执行，方法是用绳索勒杀，然后用木柴、汽油焚尸来灭迹。木柴、汽油等物由侯桢祥负责；执行杀害由庞世科负责，派定适当的人员；对白公馆到松林坡一带周围要派出武装及便衣特务队员严密警戒；执行时，禁止任何人在该地区通行，或任何没有任务的特务人员前往观看，必须保持绝对秘密；执行杀害后，将罗、车两人尸体各摄一单人照片，然后焚尸；尸体焚化后，由侯桢祥负责将坪场打扫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同时，指派丁敏之、郭文翰、侯桢祥、庞世科四人共同负责现场指挥，其余必须人员，由侯、庞、郭等在白公馆看守人员及其警卫人员中自行调派。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就是执行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
将罗世文、车耀先杀害之后，丁敏之、郭文翰将拍摄的罗、车两人的照片拿给张严佛看过之后，由郭文翰备文报告了南京保密局郑介民和毛人凤。
另据存于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室有关重庆市公安局1955年6月22日对杨进兴的预审笔录材料中记载：
预审员：在松林坡停车场杀害两个共产党员情况？
杨进兴：由罗家坝军统局军法科打电话给望龙门程永铭（行动组长），程派我、杨丘山（行动副组长）、徐贵林，还有个照相的，我们开了一部车去，留张斌斌，车子到渣滓洞把他们提出来，我和徐贵林（行动组员）一个打一个。他们当时穿的黄衣服，戴着两副手铐。下车时，他们看情形不对就喊了两声共产党万岁，喊了之后就打，我用左轮枪打了腰部两枪。后程永铭、杨丘山指示我们用汽油烧了三个钟头。打是下午两点钟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