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4日，当他被押出牢房的时候，他用那充满胜利信心的眼光与牢中的每一个同志告别，沉着地一步一步走下石梯。最后，他向难友们说了一声“再见”，便大步走出了渣滓洞监狱。
在电台岚垭刑场，齐亮昂首挺胸，面无惧色，他那超越死亡的精神境界，使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崇高的气节建立在高度的理性基础之上，他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添彩，他感到无上光荣。
特务们在电台岚垭杀害30名革命志士以后，将其尸体埋在早已准备好的土坑里。
今天这里已经是青草一片，一块石碑上记录着在这里英勇就义的烈士的英名。
国民党特务在电台岚垭实施屠杀计划后，立即向保密局邀功请赏。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0中，有一份特务的请赏报告材料：
一、奉令密裁匪谍案，遵照奉准预定计划，于本（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执行完竣。
二、依据前签第五项六款“于任务完毕后另核给奖金”一节，并奉准在案，谨将办理该案人员分列于后：
1．主办人员六员。（雷天元、李磊、张界、熊祥、漆玉麟、龙学渊等同志）2．执行人员十员。（警卫组组员四人、行动组组员六人）3．押解警卫军士廿名。（由渣滓洞至转运站至岚垭全长五里徒步）4．挖坑掩埋军士十名。（在刑场工作四天）三、上列各员拟请分别核给奖金若干，以示激励。
四、拟将办理情形签呈毛先生核阅（附稿）当否乞核示！
11月23日，重庆市市长杨森亲令密裁侄女杨汉秀。
1949年11月23日，杨汉秀被押往金刚坡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0中，记录着特务宋世杰参与杀害的供词：
……上午钟匪恕、宋慎之、刘怀其、杨玉书等去重庆市西郊，沿成渝公路在金刚坡过去巴县与重庆交界路旁的一座碉堡内选择好地方掘坑，然后由刘怀其转回处内通知我，我就押着杨汉秀出发。是分乘两部车，一部是小轿车，司机是处里租用的郝××，经常给张匪开车子的，杨汉秀蒙着脸，坐在轿车内，两旁坐的是项匪正邦和谢春浓；我与黄雪中、刘怀其坐吉普车在后随行押着，由刘怀其开车子。要到碉堡以前，项正邦与谢春浓就在车内用绳子把杨汉秀勒死，抵碉堡后，就由车内抬出放在坑里，刘匪怀其用相机拍了照，然后用土掩上，然后回到张匪明选的住处复令。张匪还对我们说，这就是革命的斗争，本来杨匪森要奖励大家的，由我代为谢绝了。后来把拍好的照片，由张匪给杨匪送去了。张匪曾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已口头上报告过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并嘱主任书记做公文正式报告特区。
杨汉秀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侄女，她反叛家庭逃到陕北，在抗大读书。
1946年受党组织派遣回重庆，利用家庭特殊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她的活动受到了家庭的极力反对，特别是叔父杨森曾先后三次将她送进渣滓洞监狱关押。在监狱中，她把家里送来的东西，全部分给难友们共同享受。1949年元旦，由她出面向狱方提出要求，争取允许女室难友表演节目，结果女牢的难友竟化装表演了一场“秧歌舞”，这在集中营里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1949年重庆“九·二”大火灾后，她又公开揭露杨森的丑恶罪行，最后，被杨森密令处死。
杨汉秀烈士的儿子在一份回忆母亲材料中写道：
1945年9月，杨汉秀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调她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重庆做地下工作。从关中到延安后，朱德、康克清同志接见了她，周总理（当时是副主席）也接见了她。康克清同志还送给她一件棉大衣。她是与周总理同机到重庆的。党派她到白区工作，因为当时正是和国民党和平谈判时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重庆市伪市长杨森是她伯父，好做工作些。本来是想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但母亲一下飞机就被敌人特务跟踪，行动困难，说明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平诚意。我记得，母亲曾对我说，在1946年她准备带我们兄妹返回延安的，因组织决定把她留下了。由于母亲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前的不到四年时间内，曾先后三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第一次大约在1947年初，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第二次大约在1948年下半年，关在成都；第三次是在1949年9、10月份。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杨汉秀烈士的女儿李继业在一份报告中，倾述了她失去母亲的痛苦经历：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
“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生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住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罩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到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一九六一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履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
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的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
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四，妈妈在中央医院生下我。由于我是早产儿，生下来象个小猫一样。妈妈说我长得很精灵，又象五月里刚刚成熟的果子，因此，妈妈亲昵地叫我“果儿”。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又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汉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又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将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持。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您知道吗？女儿今天终于找到您，就要见到您了，您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您知道吗？
您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您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地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辩认，才找到一些碎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进我手中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样的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相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您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您一声“妈妈”呀！
我知道，世界上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
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们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一九七七年，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我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她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
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她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能动摇她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王维舟为吴铭（杨汉秀）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
妈妈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成为我们做人的准则。妈妈为革命献出了成百上千两黄金，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分毫，但她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说遗憾，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聆听到妈妈的教诲，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损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06）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从重庆溃逃之际，在歌乐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200多位革命志士，恨饮枪弹，倒在了黎明之前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只有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在从重庆溃逃之际，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徐远举向特务雷天元、龙学渊、熊祥下达了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政治犯”的计划。
下午，特务雷天元、龙学渊召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特务谢旭东，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看守长徐贵林等具体商定了屠杀办法。他们商量以“转移”、“谈话”等方式分批提人，在松林坡、步云桥采用枪杀、刺杀的方式，将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处决。
此时，歌乐山已可依稀听见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枪炮声，特务们的慌乱、惊恐已使白公馆、渣滓洞难友感觉到胜利即将来临。
在渣滓洞监狱的女牢，胡其芬与难友们在焦急地企盼。自江竹筠、李青林被押往电台岚垭杀害后，她们通过看守黄茂才向狱外党组织送出了“最后一份报告”，希望狱外党组织能够对狱内同志实施营救，这报告是11月21日写成后送出的：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十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二百十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
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最近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
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他有关我们处境情况，他可详细告你。
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这份报告送出时，狱外党组织已经在进行紧张的营救准备，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屠杀计划突然提前实施，使尚未准备好的营救计划无法实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屠杀“政治犯”的计划开始了！
特务们分批从白公馆押出了黄显声将军和副官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以及孩子王幼华、王小华；共产党员许晓轩，刘国，谭沈明；民革成员王白与、黎又霖；新四军战士文泽；误如“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