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与邪恶之间,他们选择了真理;在生与死之间,他们选择了死;不为利禄所诱惑,不为酷刑所屈服,高度的气节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之上;他们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大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他们渴望爱情的温馨,他们有着自己爱好的天地,他们热爱生活,向往自由;但是,他们更懂得人活着的意义!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抛弃了一切而义无反顾;为了人民,为了理想,为了真理,在烈火与热血中,他们像“夸父逐日”直至死去!
革命者的躯体倒下了,而他们人生的价值却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1948年7月至8月2日,蒋介石为了整饬军风,振奋士气,挽救那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区“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痛心疾首地发言说道:“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
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最后,他十分严厉地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蒋介石在这里警告部下“万一”发生的事情,在一年以后却真正“被其言中”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企图又以“和平”为幌子,阻挠人民解放军的进程。2月,蒋介石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所有黄金、银圆、美金和大量珠宝尽数劫往台湾。
4月22日,蒋介石飞抵杭州,与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举行会议。蒋介石指示在南京失守前将火车站、码头、水电设施等建筑炸毁,把所有军队撤到沪杭一带,实行坚守上海,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15日到16日,在广州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几十人的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非常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推举蒋介石、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阎锡山、朱家骅、居正、吴铁城、吴忠信、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为非常委员会委员。汪友兰、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扭转时局方案”,决定以海军封锁沿海,用空军轰炸已解放的城市,令陆军残余力量在西南地区进行最后抵抗。
8月1日至3日,非常委员会会议又通过了“反共救国方案”,决定“保卫西南地区,待机反攻”,力图开辟新战场。
重庆是西南重镇,是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其战略地位历来为敌我双方重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广州解放以后,国民党政府又宣布迁都重庆,全国各地的反动代表人物大多会集于此。此时,蒋介石一面调动军队残余撤往台湾和抢运物品,一面又摆出坚决“保卫西南”的态势。1949年8月至11月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飞渝亲自部署,妄图依靠嫡系部队固守外围,利用川军和地方武装维持反动统治,同时操纵特务系统加紧镇压革命人民,在固守不成时实行破坏、屠杀、潜伏、游击战。蒋介石还于11月中旬从台湾空运“爆破专家”及“东南技术总队”来渝,阴谋在国民党部队逃离时对重庆进行摧毁性的大破坏。由于我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及重庆地下党的密切配合,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使得敌人除在我军进占前两天对“中美合作所”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外,其余计划大多来不及实行。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从鄂西和湘南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重庆的解放指日可待。
重庆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其经济地位在整个西南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着保护和反破坏,重庆地下党和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旦重庆守不住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
在重庆的大渡口地区,有一个地域宽广的二十九兵工厂,这个兵工厂里的交流厂有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是工厂的核心部位。1949年11月25日,蒋介石下令保密局执行破坏计划。在二十九兵工厂各重要设备部位,国民党特务堆置了大量的黄色“TNT”炸药,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组成为特务重点破坏的对象。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MX-010)中记载了重庆解放前夕护厂烈士的事迹:
二十九兵工厂有一位英勇而多才的工程师简国治,是交流厂的主管人。1949年11月30日清晨,他早已知道匪军决定要先吃掉这个心脏(交流厂),他为了保护工厂,为了保护设备,他勇敢、坚毅地率领了20个职工,冒着生命的危险,拿着绳索、竹杠和扁担之类的运输工具,率领大家奋不顾身地跑到交流厂去拆除搬开炸药。匪军堆置在交流厂的炸药有百多箱,当搬出有三分之一的时候,匪军安置的定时雷管爆炸了,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钢骨水泥筑成的厂房和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以及附近的百门电话机房、工具房等都被炸毁,简国治工程师等18人壮烈牺牲。
简国治:二十九厂的工程师,广东顺德人,幼年喜爱游泳,故考入青岛海军学校,抗战时随海校迁四川万县,1940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第五期轮机科,时年21岁,被派在民生公司船厂及招商局江新轮实习。后又到钢铁厂动力部实习。后因时局和环境变化,离钢铁厂而转入云南,在云南省开远县水电厂任助理工程师,负责设计外线线路。1943年重返钢铁厂任大建分厂助理工程师,主管动力。大建分厂结束后,又转调回钢铁厂第一所由助理工程师升为副工程师而工程师,主管交流厂。
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可能为工人谋取福利。重庆解放之前,他时时刻刻忧虑发电厂之安危,乃和同仁商议保全方法,他亲自带领工人到交流厂四周敷设电网,放低高压线阻塞进口。但厂警卫队以“此种行为大有‘匪谍’嫌疑”,在其压力下不得已乃忍痛将已装就之电网撤除。11月28日夜重庆已临解放前夕,他和发电厂一部分同仁废寝忘餐,通宵守在厂内。29日伪卫戍部募匪徒来厂破坏,他虽知电厂无法幸免,然仍以最大之勇气守护电机至最后时刻。直至午后2时许,破坏者持枪迫令他们退出才停车出厂。当晚彻夜未眠,常凭窗眺望,苦候动静,30日晨刚破晓,知厂内尚未爆炸,乃奋不顾身奔赴电厂,并约集工人图作最后一抢救,奈人手过少,抢救不及,终于成仁,享年30岁。
1949年11月29日夜10时许,第三发电厂山顶及河边附近一带,枪炮声响不绝于耳,嗣后该厂所有员工,又闻渣滓堆前轰然一声,有如炸弹爆发,护厂员工,以为距离尚远,仍各守岗位,照常发电,给市民以光明。不料至12时,山顶枪声大作,只见交通匪警一连人,手提机枪及快枪,指向护厂员工与志愿警,威胁不动,夺去武器,强令双手高举,另有10余交警钻进锅炉洞内,用手指着值班工友不准动,将破坏锅炉之炸药6箱搬入洞内,燃着引线,立即逃出,叫一声跑!不数分钟,轰然一响,整个锅炉洞经过猛烈爆炸,锅炉坍塌,并立即燃烧,值班工友不及逃出,惨叫于火光之中,厂员工无不悲愤,痛恨蒋匪帮之惨无人道,奋不顾身在烈焰中抢救,乃将卢树清、蒲心国二人救出,但已身受重伤,不治惨死。其余高元臣、彭子清、彭桂林、李小丰四人均葬身火窟,同时死难!
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城市大破坏计划的同时,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也正在进行之中。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材料中交代:
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陈仪交付军法会审,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他还派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来帮同清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和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一起被杀害在松林坡;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在电台岚垭被害;1949年11月23日,杨汉秀被特务用绳索勒死于歌乐山上的金刚坡;1949年11月24日,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阎继明被枪杀于梅园的公路下;1949年11月27日,在距重庆解放的前三天,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大屠杀的悲剧在歌乐山下发生;1949年11月29日,在距重庆解放的前一天,32名革命志士在松林坡被害。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4中,有徐远举、周养浩关于电台岚垭屠杀的一段交代:
10月底,徐匪又派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行动组长熊祥等将决定秘密杀害的30名烈士以转移地点为名骗离渣滓洞监房,分别捆绑押赴中美所电台岚垭,由刽子手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七八人用卡宾枪分别射杀,刑场外围由中美所交警大队及伪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严密警戒,在屠杀前台湾方面曾指示将屠杀烈士情况摄成照片送往备查。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从白公馆提出1人,从渣滓洞提出29人,分三批押往电台岚垭进行枪杀,他们中有地下党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有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有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江竹筠,有地下党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据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0中,一份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在电台岚垭屠杀30名“政治犯”的密件材料记载,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齐亮(1922─1949),河北人,共产党员,又名齐燕申、齐韬光、陈世荣、李仲伟、赵玉洁,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在联大时,受马千禾影响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3当选为联大自治会主席,也是昆明学联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
1945年毕业时,被特务追捕,他便和马千禾等人转移到云南建水、石屏等地工作。齐亮曾在元江县黑莫底彝区工作半年,当地没有汉人,他学着说彝话,办了一个小学,教彝人子女读书,每天和学生到山上打柴干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所教的学生最好的已能认识八百多个汉字。除了教书,他还负责跑交通,一个人带着一只水壶,一把手枪,奔走在云南荒无人烟的横断山脉中。后来他到石屏县实秀镇中学教书,仍负责交通,那时的他晒得很黑,已经完全没有都市味道,变成十足的乡下人了。
后来,齐亮到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与马西林等负责领导学生运动。他是抗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女师学院、川教院、重大等都有同志由他领导。1947年3月初,《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人员被迫返回延安,组织上决定他留下,负责江北郊区的地下党工作。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他离开江北地区,8月到成都。后因川西地下党组织也遭破坏,1949年1月20日,他和妻子马秀英同时被捕,夫妇俩很快被押送到重庆。
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受审时,齐亮的态度十分强硬,什么都不承认。法官张界把叛徒出卖他的卷宗给他看,齐亮强压怒火,昂起头回答说:“是的,我是负责人,但你们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特务要他交出地下党在江北的组织,他很冷静回答说:“你们逮捕了我,除了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外,什么也没有交的!”
特务说:“现在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一条是自新,另一条是长期监禁。”他回答得很干脆:“我选择后面一条!”特务气极败坏地大骂道:“滚出去!”
齐亮在牢狱中经常辅导难友学习党的纲领和党的各项政策,他还在狱中写了“怎样作支书”给大家作为讨论学习的材料。他为人冷静、清醒,学运经验特别丰富,党性颇强,在敌人面前从未低过头。他学习虚心,能够深入地发现问题,并引发大家讨论的热情。他关心爱护同志,还教难友们学俄文,在集中营里,起着模范和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