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与邪恶之间，他们选择了真理；在生与死之间，他们选择了死；不为利禄所诱惑，不为酷刑所屈服，高度的气节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之上；他们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大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他们渴望爱情的温馨，他们有着自己爱好的天地，他们热爱生活，向往自由；但是，他们更懂得人活着的意义！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抛弃了一切而义无反顾；为了人民，为了理想，为了真理，在烈火与热血中，他们像“夸父逐日”直至死去！
革命者的躯体倒下了，而他们人生的价值却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1948年7月至8月2日，蒋介石为了整饬军风，振奋士气，挽救那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区“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痛心疾首地发言说道：“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
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最后，他十分严厉地警告：“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蒋介石在这里警告部下“万一”发生的事情，在一年以后却真正“被其言中”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企图又以“和平”为幌子，阻挠人民解放军的进程。2月，蒋介石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所有黄金、银圆、美金和大量珠宝尽数劫往台湾。
4月22日，蒋介石飞抵杭州，与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举行会议。蒋介石指示在南京失守前将火车站、码头、水电设施等建筑炸毁，把所有军队撤到沪杭一带，实行坚守上海，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15日到16日，在广州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几十人的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非常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推举蒋介石、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阎锡山、朱家骅、居正、吴铁城、吴忠信、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为非常委员会委员。汪友兰、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扭转时局方案”，决定以海军封锁沿海，用空军轰炸已解放的城市，令陆军残余力量在西南地区进行最后抵抗。
8月1日至3日，非常委员会会议又通过了“反共救国方案”，决定“保卫西南地区，待机反攻”，力图开辟新战场。
重庆是西南重镇，是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中心，其战略地位历来为敌我双方重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广州解放以后，国民党政府又宣布迁都重庆，全国各地的反动代表人物大多会集于此。此时，蒋介石一面调动军队残余撤往台湾和抢运物品，一面又摆出坚决“保卫西南”的态势。1949年8月至11月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飞渝亲自部署，妄图依靠嫡系部队固守外围，利用川军和地方武装维持反动统治，同时操纵特务系统加紧镇压革命人民，在固守不成时实行破坏、屠杀、潜伏、游击战。蒋介石还于11月中旬从台湾空运“爆破专家”及“东南技术总队”来渝，阴谋在国民党部队逃离时对重庆进行摧毁性的大破坏。由于我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及重庆地下党的密切配合，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使得敌人除在我军进占前两天对“中美合作所”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外，其余计划大多来不及实行。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从鄂西和湘南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重庆的解放指日可待。
重庆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其经济地位在整个西南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着保护和反破坏，重庆地下党和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旦重庆守不住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
在重庆的大渡口地区，有一个地域宽广的二十九兵工厂，这个兵工厂里的交流厂有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是工厂的核心部位。1949年11月25日，蒋介石下令保密局执行破坏计划。在二十九兵工厂各重要设备部位，国民党特务堆置了大量的黄色“TNT”炸药，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组成为特务重点破坏的对象。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MX-010）中记载了重庆解放前夕护厂烈士的事迹：
二十九兵工厂有一位英勇而多才的工程师简国治，是交流厂的主管人。1949年11月30日清晨，他早已知道匪军决定要先吃掉这个心脏（交流厂），他为了保护工厂，为了保护设备，他勇敢、坚毅地率领了20个职工，冒着生命的危险，拿着绳索、竹杠和扁担之类的运输工具，率领大家奋不顾身地跑到交流厂去拆除搬开炸药。匪军堆置在交流厂的炸药有百多箱，当搬出有三分之一的时候，匪军安置的定时雷管爆炸了，轰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钢骨水泥筑成的厂房和两台1500千瓦的发电机，以及附近的百门电话机房、工具房等都被炸毁，简国治工程师等18人壮烈牺牲。
简国治：二十九厂的工程师，广东顺德人，幼年喜爱游泳，故考入青岛海军学校，抗战时随海校迁四川万县，1940年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第五期轮机科，时年21岁，被派在民生公司船厂及招商局江新轮实习。后又到钢铁厂动力部实习。后因时局和环境变化，离钢铁厂而转入云南，在云南省开远县水电厂任助理工程师，负责设计外线线路。1943年重返钢铁厂任大建分厂助理工程师，主管动力。大建分厂结束后，又转调回钢铁厂第一所由助理工程师升为副工程师而工程师，主管交流厂。
在其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可能为工人谋取福利。重庆解放之前，他时时刻刻忧虑发电厂之安危，乃和同仁商议保全方法，他亲自带领工人到交流厂四周敷设电网，放低高压线阻塞进口。但厂警卫队以“此种行为大有‘匪谍’嫌疑”，在其压力下不得已乃忍痛将已装就之电网撤除。11月28日夜重庆已临解放前夕，他和发电厂一部分同仁废寝忘餐，通宵守在厂内。29日伪卫戍部募匪徒来厂破坏，他虽知电厂无法幸免，然仍以最大之勇气守护电机至最后时刻。直至午后2时许，破坏者持枪迫令他们退出才停车出厂。当晚彻夜未眠，常凭窗眺望，苦候动静，30日晨刚破晓，知厂内尚未爆炸，乃奋不顾身奔赴电厂，并约集工人图作最后一抢救，奈人手过少，抢救不及，终于成仁，享年30岁。
1949年11月29日夜10时许，第三发电厂山顶及河边附近一带，枪炮声响不绝于耳，嗣后该厂所有员工，又闻渣滓堆前轰然一声，有如炸弹爆发，护厂员工，以为距离尚远，仍各守岗位，照常发电，给市民以光明。不料至12时，山顶枪声大作，只见交通匪警一连人，手提机枪及快枪，指向护厂员工与志愿警，威胁不动，夺去武器，强令双手高举，另有10余交警钻进锅炉洞内，用手指着值班工友不准动，将破坏锅炉之炸药6箱搬入洞内，燃着引线，立即逃出，叫一声跑！不数分钟，轰然一响，整个锅炉洞经过猛烈爆炸，锅炉坍塌，并立即燃烧，值班工友不及逃出，惨叫于火光之中，厂员工无不悲愤，痛恨蒋匪帮之惨无人道，奋不顾身在烈焰中抢救，乃将卢树清、蒲心国二人救出，但已身受重伤，不治惨死。其余高元臣、彭子清、彭桂林、李小丰四人均葬身火窟，同时死难！
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城市大破坏计划的同时，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也正在进行之中。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材料中交代：
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陈仪交付军法会审，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他还派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来帮同清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和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一起被杀害在松林坡；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在电台岚垭被害；1949年11月23日，杨汉秀被特务用绳索勒死于歌乐山上的金刚坡；1949年11月24日，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阎继明被枪杀于梅园的公路下；1949年11月27日，在距重庆解放的前三天，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大屠杀的悲剧在歌乐山下发生；1949年11月29日，在距重庆解放的前一天，32名革命志士在松林坡被害。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4中，有徐远举、周养浩关于电台岚垭屠杀的一段交代：
10月底，徐匪又派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行动组长熊祥等将决定秘密杀害的30名烈士以转移地点为名骗离渣滓洞监房，分别捆绑押赴中美所电台岚垭，由刽子手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七八人用卡宾枪分别射杀，刑场外围由中美所交警大队及伪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严密警戒，在屠杀前台湾方面曾指示将屠杀烈士情况摄成照片送往备查。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从白公馆提出1人，从渣滓洞提出29人，分三批押往电台岚垭进行枪杀，他们中有地下党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有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有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江竹筠，有地下党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据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0中，一份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在电台岚垭屠杀30名“政治犯”的密件材料记载，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齐亮（1922─1949），河北人，共产党员，又名齐燕申、齐韬光、陈世荣、李仲伟、赵玉洁，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在联大时，受马千禾影响参加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3当选为联大自治会主席，也是昆明学联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
1945年毕业时，被特务追捕，他便和马千禾等人转移到云南建水、石屏等地工作。齐亮曾在元江县黑莫底彝区工作半年，当地没有汉人，他学着说彝话，办了一个小学，教彝人子女读书，每天和学生到山上打柴干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所教的学生最好的已能认识八百多个汉字。除了教书，他还负责跑交通，一个人带着一只水壶，一把手枪，奔走在云南荒无人烟的横断山脉中。后来他到石屏县实秀镇中学教书，仍负责交通，那时的他晒得很黑，已经完全没有都市味道，变成十足的乡下人了。
后来，齐亮到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与马西林等负责领导学生运动。他是抗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女师学院、川教院、重大等都有同志由他领导。1947年3月初，《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人员被迫返回延安，组织上决定他留下，负责江北郊区的地下党工作。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他离开江北地区，8月到成都。后因川西地下党组织也遭破坏，1949年1月20日，他和妻子马秀英同时被捕，夫妇俩很快被押送到重庆。
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受审时，齐亮的态度十分强硬，什么都不承认。法官张界把叛徒出卖他的卷宗给他看，齐亮强压怒火，昂起头回答说：“是的，我是负责人，但你们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特务要他交出地下党在江北的组织，他很冷静回答说：“你们逮捕了我，除了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外，什么也没有交的！”
特务说：“现在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一条是自新，另一条是长期监禁。”他回答得很干脆：“我选择后面一条！”特务气极败坏地大骂道：“滚出去！”
齐亮在牢狱中经常辅导难友学习党的纲领和党的各项政策，他还在狱中写了“怎样作支书”给大家作为讨论学习的材料。他为人冷静、清醒，学运经验特别丰富，党性颇强，在敌人面前从未低过头。他学习虚心，能够深入地发现问题，并引发大家讨论的热情。他关心爱护同志，还教难友们学俄文，在集中营里，起着模范和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