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监禁的冯鸿珊等四人……特务们分批从渣滓洞押出了共产党员吕英、陈俊卿、李明辉、刘石泉、何伯梁；黑牢诗人蔡梦慰、古承铄；女牢的邓惠中、陈继贤……
歌乐山的这一天格外阴冷风寒。
黄显声将军在步云桥的小道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叭”的一声枪响，将军挺了一下身体，慢慢地转回头，怒视刽子手，骂了一句：“狗特务！”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分别抱着小华和幼华，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往山上走。夫妇俩没有半点害怕和惧色，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要将孩子留下来。他们对特务说：“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丧失人性的特务却狂叫：“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说完，当着他们的面，一个特务用刀戳死了小华，一个特务用手卡死了幼华！夫妇俩悲痛欲绝地欲冲上去与特务搏斗，但特务的罪恶子弹把他们击倒在地……黎洁霜倒地后，她的十指在地上抓出了深深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歌乐山上空。共产党员谭沈明从白公馆被押往松林坡的途中一直高呼口号，他还不停地嘲笑特务：“你们死的时候，敢像我们这样潇洒吗？我们为人民、为祖国而死是无上的光荣，你们今后的死，将不耻于人类，将是一堆臭狗屎！”谭沈明坐牢10年，矢志不渝，在息烽监狱和白公馆监狱，受尽非人折磨，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连一些铁石心肠的特务们也被感动了，白公馆的特务曾经自动地为他解除脚镣。入狱时谭沈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一直坚持在狱中自学英文、俄文，数年不断，并用英文、俄文做学习心得笔记。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万一能活着出去，能够到苏联实地参观和学习深造。
在屠杀前的几天，他向难友们提出建议：要求大家思想上作好牺牲的准备，并且在临刑的时候，要面不改色心不跳。此时此刻，谭沈明抱着“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的信念，与难友们呼吸了最后一口歌乐山上的新鲜空气，看了最后一眼青山绿树，从心底里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祖国，母亲，永别了！”殉难时年仅34岁。
革命者对生的强烈热爱，对死的厌憎并不比其他任何人要差、要少、要轻，他们甚至更加渴求、更加强烈。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透彻的认识，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他们以奉献为最大的人生情怀，去战胜为自我的求生，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建立在战胜自我基础上的高度理性表现。革命烈士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人、对世界、对生与死都有一个非常高度的认识，从而他们在精神上就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在白公馆通向松林坡刑场的道路上，走着一位身体虚弱但气宇轩昂的青年，他就是许晓轩。走出白公馆时，他一直看着院角的那棵石榴树，这是他被罚做狱外苦工时亲手带回栽种的一棵小树苗。这小树苗已经生根成长，他想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像这棵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想到这儿，许晓轩感到一丝欣慰。许晓轩1938年入党，曾任川东特委青委委员，担任青委机关报《青年生活》的主编，1940年因组织被破坏而遭逮捕。抗战结束由息烽监狱转押到白公馆监狱。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身体变得很衰弱，但他的坚强意志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使得特务们也对他敬畏三分，狱方要他做会计，并发给他津贴，但被许干脆地拒绝了：“我对倒马桶、洗茅房很有兴趣！”
后来，白公馆所长丁敏之打算释放他，并愿给他介绍工作教书，他答复说：“先无条件放出去，再谈工作吧！”至此以后，特务加强了对他的管制，经常检查他和谭沈明的衣物和书籍。
1949年春，陈然等在白公馆发行“挺进报白公馆版”，被发现后，牵连很大，陈然想承认，大家不同意。结果许晓轩冒了生命危险自告奋勇地代陈然承认，并机智、灵活地将此事化解。他因此被罚关重禁闭、带重镣、禁食三天，后又被罚做苦工。自此以后，同志们对他更为尊敬和了解。
许晓轩临刑前十分镇定自如。他告诉罗广斌：1940年前后，地下党组织检讨在“隐蔽精干”政策时，又产生了右的偏向，没有想到《挺进报》出问题后党组织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他认为这对革命、对党的事业、对人民是太大太大的损失！希望以后组织上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消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作风。
许晓轩把自己的生命同人类的伟大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临刑前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是他纯洁、高尚的人格和无比勇敢坚定的性格的真实反映。在死亡面前，他抛弃了一切私欲，显得成熟、老练、充满信心。
面对刽子手，面对冷酷嗜血的特务，许晓轩瞪着愤怒的双眼，发出低沉的口令：
开枪吧！你们这些胆小鬼……
特务从白公馆、渣滓洞一批又一批地往外提人，在松林坡等地将他们杀害。每杀害一批革命志士后，特务便扑到殉难者身上，将遗体上的手表，衣物等物品全部洗劫一空！有的特务后来还公然把洗劫的物品拿到街上去卖。
白公馆的分批屠杀一直持续到晚上，这时，白公馆还剩下十几个人，而渣滓洞尚还有近200人。由于渣滓洞监狱要求在白公馆屠杀二处寄押囚犯的雷天元等过去支援大屠杀，雷天元就将剩下的十几名寄押囚犯委托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照管，自己带领一帮刽子手加入了渣滓洞的大屠杀中（此段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一篇）。
深夜，渣滓洞监狱四周杀气重重，阴沉的天空下起了小雨。渣滓洞牢房里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地紧张，他们密切地注视着牢房门外的一切动向。当他们被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借口，集中关押在楼下八间牢房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
死亡已逼近，但是革命者没有恐惧和惊慌，《国际歌》歌声渐渐在狱中响起。
罪恶的枪声打响了，在渣滓洞楼下八间牢房的牢门外，匪特们端着机枪、卡宾枪，疯狂地对着牢房内扫射，子弹像倾盆大雨一样泻向牢中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
“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枪声、口号声震撼了歌乐山。
胡作霖同志挺直了胸膛，扑向牢门，用他那单薄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扫射；何雪松同志高喊着：“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他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靠住牢门……
张学云从牢房的死角猛地跃起，用双手抓住敌人的枪筒朝里拖，意图夺枪还击……一阵疯狂的扫射后，特务匪徒又进牢房内补枪射击：一颗子弹从黄绍辉的左眼打进去；“监狱之花”卓娅在尸堆里哭喊着妈妈，一梭子子弹竟将她打跳了起来；特务补枪时，打伤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道：“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当他身中数弹时，仍在高呼口号……
28日凌晨3点多钟，特务们补枪完毕。除几个特务在走廊上巡视外，其余的刽子手争先上楼，到各牢房洗劫值钱的衣物，并将木柴堆积在楼下，泼上汽油后纵火焚烧。
霎时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整个渣滓洞在燃烧。
因解放军进军神速，刽子手忙着逃命，执行屠杀时很慌张，所以仍有部分同志未被击中要害。火光中，各牢房还活着的人从尸堆里爬起来，他们砸烂燃烧的牢门，带伤冲出牢房。虎口余生的15人是：
肖中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杨纯亮陈化纯
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张泽厚
盛国玉（女）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6中，有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关于渣滓洞大屠杀情况的交代材料：
1949年11月中旬，毛匪人凤又赶赴重庆，由徐匪远举令二处课长雷天元、特区科长龙学渊将囚禁渣滓洞的中共人士袁尊一、何忠发、李承林、刘德惠、明昭、陶敬之、苟悦彬、张国雄、张现华、胡其芬及民主党派人士章培毅、黎又霖、李宗煌、王白与、周均时、张孟晋、何雪松、蔡梦慰、叶正邦等约百人签请杀害，由毛匪交与匪保密局法官徐钟奇带同助手夏鸿钧、夏德贵在嘉陵新村6号办事处审核后列具屠杀名单，26日晚间毛匪在枣子岚垭漱庐何匪龙庆住处，将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徐匪于27日上午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三人在二处处长室指示五点：（一）派雷天元、龙学渊共同负责主持屠杀；（二）由熊祥会同看守所长李磊负责屠杀；（三）将二处寄押白公馆的革命人士均移渣滓洞一并杀害；（四）实行毁尸灭迹，屠杀后将看守所焚毁；（五）特别注意内外警戒。
当日下午雷天元、龙学渊率领刽子手熊祥、王少山等六人赴中美所在五灵观一号张匪秉午住宅，召集看守所长李磊、徐贵林等会商屠杀办法。下午7时左右，由李匪将楼上囚禁的人士全部驱至楼下监房，刽子手熊祥、王少山、徐贵林等则持汤姆生机枪从窗口向室内扫射，集体屠杀后，再将监门打开，逐一清点补枪。在屠杀进行时，徐远举随时用电话指示，这一举世震惊的大惨案至28日黎明始行完毕。雷匪返城向徐匪复命，徐匪又派行动总队长钟铸人携带酒精、汽油赶往渣滓洞将烈士们尸体焚烧，并下令将囚禁二处看守所革命志士3名在二处防空洞内予以杀害。（注：实际杀害为5名，3名定为革命烈士，他们是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两名未定性，他们是欧治光、朱荣耀）事后，徐匪对屠杀渣滓洞革命志士的匪徒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王少山等各发给奖金100元，并于成都解放前将这批刽子手送往台湾。
另一曾在渣滓洞囚禁多时之中共人士杨汉秀于1949年4月由其叔父战犯杨森之妾田某向毛匪保释出后，杨女士对其叔父之暴虐行为公开责骂，杨匪屡加威吓迄不稍改，杨匪准备撤逃前，令伪重庆刑警处长张明选将杨女士予以杀害。11月23日张匪将杨女士逮捕后，交由该处特务钟恕、朱世昌、刘怀其、黄雪中、熊永康将杨女士屠杀于金刚坡成渝公路侧之碉堡内。
1949年11月29日，距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政治犯”，被国民党特务押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秘密杀害！
在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上，两天以前已经挖了一个大坑。32名“政治犯”分三批押往松林坡枪杀，第一批四人，第二批十几人，第三批十几人。
第一批、第二批的十几个人刚走到土坑旁，还没有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朝他们一阵乱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