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有许多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285位烈士中，有共产党员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27人（其中多人为中共、民革、农工交叉关系），约占总数的9%，他们是：何雪松、刘国、陈然、蔡梦慰、邓惠中、程谦谋、成善谋、周从化、李惠明、沈迪群、胡作霖、张国维、张国雄、张孟晋、张泽浩、张守正、丁鹏武、李子伯、黄细亚、潘鸿志、陈鼎华、粟立森、章培毅、唐征久、黎又霖、胥良、孙一心；此外还有民革6人：周均时、周从化、李宗煌、黎又霖、王白与、潘仲轩；农工民主党张孟晋、章培毅、黎又霖等各民主党派人士。
民革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酝酿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另一部分酝酿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5年秋和第二年春，民联和民促先后在重庆、广州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政治纲领和章程，选出了领导机构。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蔡廷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朱学范、郭春涛、李民欣、张文、何公敢、邓初民等被选入民革中央领导机构。
民革当时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标志着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公开决裂，从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同年5月，民革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且积极推动和组织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民革和民联、民促都派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民革、民联、民促的领导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始终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许多民革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献出了生命，仅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就有6人，他们中周均时、周从化、李宗煌、黎又霖、王白与被称为“民革川康五魂”。
周均时曾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以科技兴办工业，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这个理想破灭后，转而从教。先后执教过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担任过同济大学、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关于周均时的早期经历，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周均时烈士，又名周烈忠、周君适。一八九一年二月生于遂宁县南坝文家井，父亲周慧山是个经营干菜、煤油生意的小商人，他有四个儿子，周均时排行第一。周均时幼时天性聪明，七岁读小学，好学不厌，成绩优秀，深得父母喜爱。
一九一○年，周均时随父经商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继后，又转入南洋大学船政科学习，成绩颇优。周均时目睹了旧中国的千疮百孔，立志要为改变中华贫穷而奋斗。辛亥革命后周均时感到自己所学寥寥，不足以富强国家，于是返回四川成都，考取留学生入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在德国期间，他留心调查研究德国的兵工科技及组织管理并有所收获，并曾师从娄耶（laue）教授专研相对论，直接听过爱因斯坦讲学，据数学名家何鲁教授谈：“他在柏林集中精力进行学习演算，一式动盈数纸，尽得其中奥窍。”在此期间，周均时还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朱德，并结为好友。
1924年，周均时由德返国。他认为“我国贫弱，工业不振，宜多设工厂以裕民生，多办学校以育人才”，（烈士陵园档案A118）遂兴办中欧公司，有造纸、锯木、玻璃、毛织等四个大厂，想以此来富强国家。然而，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竞争不过，再加上军阀割据，关卡林立，公司业务无法开展。周均时“实业救国”的宏图大略终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徘徊苦闷中，他意识到振兴中华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有志青年才行，结束中欧公司以后，周均时将全部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界。
1932年，周均时担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后又任中国工业试验所所长。
1940年，他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周均时还着书立说，他着有《弹道学》等专着。1941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排斥异己，扣压同济经费，教职工的工资与战区学生的助学金都不能按时发放，造成师生常有断炊之虑。一些与陈立夫有特殊关系的学生又乘机闹事，周均时根据实事，向学生作详尽解答，却得不到学生的谅解，而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又迟迟拖延拔款，周均时愤而辞职。周均时受命于同济大学危难之时，任职两年中，他殚精竭虑，深得进步师生好评。他希望把自己的全部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工业开发和文化教育事业，希望以此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没想到他的满腔热忱与报国心愿，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却落了空。
1944年，周均时在江北盘溪办起了蜀都中学，这所学校成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座堡垒，培养了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抗战爆发以来，周均时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内战”的行径，痛恨万分，他曾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说：
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量特工为其爪牙，民将无噍类矣！
（烈士陵园档案A118）
周均时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常常冒着危险在群众中演讲，深受爱国师生的拥戴。
1947年，周均时在重庆被选为文化教育界的“国大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他在台上慷慨陈词，直抒了他爱国爱民之心。他借这个合法的讲坛，常常为贫苦百姓呼吁。
由于他有学问，正直无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友人在《周均时先生行状》中说：
综君置身学府，垂念有余年，绚绩斑斓，休令懋着，而述作如弹道学，高等物理，及深谭数学之书，成编讲稿，凡及君门，与夫遐迩企慕，聆其教，观其书者，莫不崇为中华鼎露学人，仰比辰星，乃自政协初商，重持和平之论，盖视国家忧患弥深，非复人民安谧，不可以循自然学术，焕新工业，跻于并世列强之林，则沉堕何堪拯挽……1946年，朱家骅再任教育部部长，委派周均时任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周均时到上海后经常参加进步人士的政治活动，他与民革中央派到上海的郭春涛等建立了联系后，参加了民革。1948年，川康滇黔四省民联、民革总负责人杨杰把重庆民主党派的少数领导人组织起来，以“转转会”的形势，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调行动。
参加人有杨杰、鲜英、潘大逵、黄墨涵、鄢公复、徐崇林、黄朋豪、周均时、黎又霖、甘祠森等十人。第一次集会时，他们就确定了“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方针。
1949年夏天，周均时在重庆参加了建立民革川东分会的工作，并负责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的策反工作。他的公开活动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只是碍于他的声望不便逮捕。此时，国民党在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军政界，环境十分险恶。朋友与亲属均劝周均时到美国暂避一时，他坚决回答说：“我的事业在这里，我不能走。”
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张君英的告密，特务头子徐远举请示张群批准，于8月19日逮捕了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三人，21日在成都又逮捕了周从化。9月19日，杨杰在香港被杀害。因为周均时等人的被捕，蒋介石重赏了徐远举。
周均时被关押在白公馆，据与周均时关押在同一个牢房的周居正回忆：
先生每天除了读书念佛以外，便和我下围棋，或象棋，有时也讲一些科学道理，使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居正，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是无限量的，时代的巨轮是前进不已的，科学的发达是日新月异，你们的脑筋，你们的思想，绝对一点不能顽固，才能接受新知识。”还有一天的下午，刚吃过晚饭，我同他谈到中国今日落后的原因，我说：“最大的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停滞，中国历史之所以停滞，则是由于多年来的专制之君，杀人魔王的思想统治而致。”他说：“你所讲的，是一点不错。不过，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而且是数千年来都没有人谈到，甚至想到，就是文字问题，我们知道文化的构成有三个条件，就是音调，语言，文字。文字是代表语音语调的符号，而音调尤为重要，中国的音调是单音，因为是单音，所以说一句话，就有很多同音异意，因为同音异意，就容易使听话的对方发生误会，且不易了解，而文字又是代表语音语调的一种符号。那么，符号愈简单，则愈使人容易了解，容易学习，容易贯通。
中国文字就太复杂了，所以学起来很艰难……因为科学的发达，时间与距离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当中势必要产生一种共通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要永远生存在世界上，须要不断的努力，而且首先必须要重新发明这种适合人类共同需要的语言文字……”
在狱中仍在关注中国文字的改革，关注祖国的命运，这就是政治家、科学家的周均时，他还曾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遗产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关押期间，周均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曾对难友道：“无论生死，我决不下泪！”11月27日，临上刑场前对同牢的周居正、王国源叮嘱道：“兄等若能破牢时，可与我家人带一口信，嘱内人好自看家，初儿好好将我书籍整理保藏，专心学习。”
在被押往刑场途中，周均时毫不畏惧，仰天大笑。当夜，被杀害于松林坡。
周从化，字继金，1895年出生于四川新繁县农家。曾参加过川军的讨袁、护法。
1937年任第七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1938年任第29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不久又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处长。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在成都策划、制造了“抢米事件”，并借此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当时任川康绥署顾问、参军的罗世文和车耀先，周从化甚感愤怒，在绥署办公会议上提出川康军政首脑应团结起来，抵制特务横行。1941年，他被川康绥署推荐，出任成茂师管区司令。
1942年秋，驻苏联大使杨杰应国民党陆军大学同学邀请，到成都讲授《国防新论》，借住周从化家。杨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分析了中国的形势，认为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实行“上下同欲”的民主制度，才能团结全国民众和各方面力量，齐心协力，驱逐日寇。杨杰的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周从化，他常常在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中大力呼吁团结合作。
1944年周从化由张澜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年底，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陪都重庆危急，周从化向朋友们立下宁死不作亡国奴的誓言，并在潘文华、刘文辉的支持下，积极联络川康军政界，筹组武装力量，决心在必要时与中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
抗战取得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共两党也在重庆举行了谈判。此时民盟中央也在重庆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和平建国”的主张，周从化认为中共和民盟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他向潘文华部和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积极宣传中共和民盟的主张，还满怀希望地说：“中共把握了正义，有武力作后盾，还有进步党派和学生、文化界广大群众的赞助，国共谈判是会有好结果的。”为了更深刻地领会中共的政治主张，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着作。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并勒令停止活动，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民革曾伟澜持李济深介绍信到四川联络潘文华、刘文辉，配合中共部队解放西南。民革的政治主张正中周从化下怀，他欣然同意建立民革地下联络小组，并担任组长。从成都去重庆会见杨杰前，周从化向共产党员朋友王文鼎表示：蒋介石媚外投美，维护四大家族利益，疯狂进行内战，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国家未来的希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今后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献身革命。周从化与杨杰会晤后，杨又介绍黎又霖与周从化合作，并指定他们为民革西南执行部军事策反的主要负责人。为了往返成渝方便，周从化在国民党战史编纂委员会挂了一个不支薪的中将委员职务。
1948年春，由华健和王文鼎介绍周从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务是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川康军政界中支持和掩护进步活动，以民盟、民革的身份，相机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康军政界上层人物起义，以配合解放四川。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从此周从化更加拼命地为革命工作。
多年的革命工作全靠自筹经费，周从化的家庭经济已十分困窘，子女也因为他的原因在升学方面受到不少困扰，周从化夫人李含秋在回忆材料里写道：
从化参加革命工作后，因活动经费困难，他便把家中除了装门面、作掩护必须留下的房子和家具留下外，一切积蓄都拿出来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我当时为一家的生计操心，他总是严肃地说：“国家没有前途，家庭又何能兴旺。”“你放心，二天（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像苏联一样。”他还时常对孩子们讲苏联，给他们讲夏伯阳小时候的故事。1948年，我的女儿考大学，但未被录取，他来信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不是因成绩不好考不上，是因为我的关系，你不能上，二天（以后）送你到苏联上大学。”
从化参加革命工作后，我经常要他注意安全，因孩子多都幼小，他看出我的心情，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帮助我，从化要我放心，他说：“只要国家有前途，我们的子女都会过好日子的，人民也会过好日子。”曾经有个姓彭的叫他的弟弟由重庆专程来我家，劝说从化不要反蒋，他保证蒋会给从化高官。从化说我永不会做蒋匪的官。
（烈士陵园档案A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