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被捕后,曾经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巷子里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她被捕了,又出来了呢?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而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烈士陵园档案B204《军事组雷英夫同志发言》)
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
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始终只得到张露萍的:“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
张蔚林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囚禁于白公馆。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革命者的战场,在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革命者更是把“不屈不挠”这个词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息烽监狱,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
当张露萍等七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身体很虚弱,但仍像以往一样,性格刚强,热情似火。
很快,车耀先知道了张露萍的“案情”,悄悄写了“一切知悉,各自努力”的纸条去安慰和鼓励她。
1943年,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在息烽搞所谓的“感化教育”,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到解脱了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脚镣,住进感化院,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
他们对监狱当局布置阅读的“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等书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利用每星期借一次书的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
杨洸、赵力耕日语很好,每天定下课程教其他人学日语,还经常用日语对话。
冯传庆多才多艺,把废纸盒做成扑克牌,供大家娱乐。
陈国柱新婚不久即被捕,难友开玩笑,说他是“新郎官坐牢”,他也只笑一笑,说:“为革命坐牢,心甘情愿。”
张露萍还多次秘密带信给他们,叫他们要坚强,与敌人斗争到底。
赵力耕因长期关在阴暗潮湿的禁闭室,得了严重的风湿,几乎瘫痪,他仍对难友说:“爱国何惧死,历史将证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
张露萍在狱中养了一只鸡,难友徐宝芝生了小孩后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哭,张露萍就每天把母鸡下的蛋给小孩吃。难友们见她身体也不好,劝她把鸡杀了营养一下身体,她回答说:“不杀,留下生蛋给小妹妹吃。”徐宝芝非常感动,给孩子取名叫“纪萍”。
监狱主任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早就垂涎张露萍的美貌。一天,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耍出流氓手段,张露萍厉声喝斥:
“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了人!”厚颜无耻的周养浩又挨过身去,就要动手动脚,“啪!啪”脸上挨了火辣辣的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只好哑巴吃黄连,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
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按照狱中党支部布置,张露萍利用了敌人允许她参加文娱活动,唱歌演戏的机会联络难友,策反看守,为越狱作准备。她利用演《女谍》过程中结识的李任夫,去做看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李任夫与其他难友秘密联络。
有一天,狱方突然搜查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
周养浩立即召集全体人员集合,当众毒打李任夫四十大板,打得鲜血直流,寸步难行,还加戴重镣,罚吃盐水饭一月。张露萍也被戴上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
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说她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是受人欺骗上了当,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两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她。
然而周养浩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张露萍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机警的张露萍想前两天听说周养浩叫总务股准备几十块木板,这就暗示着有难友要遭杀害。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
张露萍镇静地、缓慢地精心梳头。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
“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
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头,眼圈也红了。她怕张露萍发现,强忍悲咽。
“大姐,你认为是释放吗?”张露萍又低声地问。
徐林侠根本不相信女管理员的鬼话,但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
(韩子栋《寻觅“快活岭”》)
她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又从皮箱里取出一件礼物送给一位难友,说:“这个打火机你留着吧,它对你有用。”她要与她一块演过戏的一位女难友替她梳头,化妆,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难友颤抖着手接过胭脂盒,眼泪“刷刷”地流出来,张露萍安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六位同志都提着行李,站在卡车前,静静地看张露萍做完这一切,上车时都争着扶她一把。
贵州息烽快活岭张露萍烈士墓汽车发动了,张露萍等七位同志微笑着站立车上,挥手向难友们告别,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们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要用微笑去面对死亡,迎接永生。
难友们早已是泪眼朦胧,目送汽车消失在滚滚尘烟中,只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行驶到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汽车停了下来,刽子手按事先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叫张露萍七人下车,去仓库搬服装,装上车,休息会儿再走。
当他们刚走上仓库台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都中弹倒下了。刽子手正要为自己干得漂亮而高兴,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吓得刽子手汗毛倒竖,连退几步,慌忙连放数枪,张露萍连中六弹才倒下了。此后,只要一想起张露萍牺牲前的样子,刽子手们都惊恐万状,寝食不安。
心虚的特务仿佛时时被张露萍那双愤怒的眼睛逼视着。于是有人喊:张露萍显灵了!
开始时,特务们咬着耳朵悄悄说,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胆寒了。狱吏、特务们时不时带着些恐惧说:“今夜又显灵了!”
有特务说,晚上,在黑影里走路,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回头一看,又不见有人。
再走,身后的脚步声更清楚了。再回头一看,仍然见不到人。不禁毛骨悚然,吓得冒一身汗。
一个狱卒,晚上站完岗回宿舍。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一回头,吓得“嗷”的一声,拔腿便跑。他边跑边叫,竟尿湿了一裤子。
有一次,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圣了!253显圣了!”吓得他跟头扑爬,鬼一般嚎起来。这个特务凄厉的喊叫声,把特务们一个个吓得从床上爬了起来,闹得这些刽子手们鸡犬不宁,彻夜难眠!
……
行辕主任周养浩本来做贼心虚,自己吓得不得了……他备了一桌包括三“牲”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他叩了头,跪着祈求饶恕说:“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我们吃这碗饭,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我们!”
(韩子栋《寻觅“快活林”》)
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
贵州息烽快活岭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王席珍、陈国柱、赵力耕六烈士之墓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张露萍等七烈士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而叶剑英同志生前一直惦记着这七位同志。雷英夫1983年在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协作会议上回忆道:
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如何?由于敌人的大清洗,一时弄不清楚。加上曾希圣同志很快转移去了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同志和我也回到了延安。所以,这个案子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查清。1943年“抢救运动”时,康生等人说“黎琳叛变了,是叛徒、特务”,因此,凡是同她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又为这件事受牵连。
今年1月,我看见沈醉等人写的《戴笠其人》,这本书中讲到了张露萍等人的事,他们讲的和当时的情况可以连得上。我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也在军事组的张清化同志,告诉他张露萍的案子有线索了。我们要想办法找沈醉了解情况,因为张露萍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在监狱里到底叛变了没有?这件历史上同我们有关连的事搞不清,我们无法向党交代。这时,又接到童小鹏同志给我转来的贵州息烽县的调查材料,要我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来四川省委也派人来,我问他们,张露萍等人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如何?到底叛变了没有?有什么证据?四川省委和息烽县委的同志讲:“张露萍等7人在监狱中的情况,经过反复调查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很英勇,最后牺牲得很壮烈。”我说,既然是这样,就完全可以落案了。他们还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搞清,就是张露萍等7人到底是不是党员?究竟是哪里派他们打入军统局的?派出时接受的是什么任务?这些还没有查清,所以一时还不好落这个案。他们希望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关键性的问题。
我对四川省委和息烽县委的同志讲:他们肯定是党员,我可以证明,叶剑英同志也可以证明。我还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他们说了。他们非常高兴,认为这下子可以解决问题了。为慎重起见,我马上打电话向叶剑英同志报告,汇报了张露萍等同志的情况。叶帅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因为黎琳同志在延安抗大时,经常指挥大家演唱一首名叫“拿起刀枪干一场”的歌曲。所以,延安的很多人都叫她“干一场”)叶帅问:“还有那个麻子呢?”我回答说是冯传庆。叶帅说:“是啊!我还给他一件皮袍子呢!还有那个张蔚林呢?”因为叶帅接触过这三位同志,他都回想起来了。
叶剑英同志亲自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1984年张露萍等七烈士的遗骨被迁到息烽烈士陵园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