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周密的筹备，1949年2月，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并一致同意推举周从化担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自卫军总司令，成立大会上，周从化颇有感触地说：“既然大家信任我，这件红衣就只有我来披了。”（“红衣”是封建社会给罪犯披的法衣）表达了他不怕牺牲的决心。
4月下旬，南京解放。周从化异常振奋，活动也更频繁和公开了。他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介绍解放区情况，大胆做策反工作。周从化的活动，引起了成都警备司令部头目注意，家人和朋友们劝他躲一躲，他说：“工作没有交代清楚，怎么能走，怕死就别干。”
8月17日，为了策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周从化自告奋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陈利弊，历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事实后，指出弃蒋投诚起义是顺民心、正义的壮举，蒋败局已定，希望王悬崖勒马，与川康力量团结一致，转向共产党，使四川免于战祸。王笑而不答，只稍作敷衍。
20日深夜，特务逮捕了周从化。22日，夫人李含秋带着孩子到警备部稽查处探望周从化，孩子们泣不成声，周从化严肃地对他们说：“不要哭，有什么可悲，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又转头对夫人说：“不要担心我，教育好孩子，不要到处托人救我，我是救不了的。我去跟他们‘打官司’，这个‘官司’我是一定要赢的。”
23日，周从化被押到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特务妄图诱他“反省悔过”，他总是答复说：“青年人错了，老年人不会错；老年人错了，青年人就不会错。”
1949年月11月27日夜，周从化牺牲于松林坡。
在周从化烈士治丧会上，周从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王文鼎作了如下评价：
从化烈士是四川地方一个中将级别高级将领，在川康军政界中颇有清誉，他的同事称他是川中智囊，有才多谋。最使我敬佩的是从化政治上是非清楚。他的经济生活也不差，有子女十二人，内助李含秋也很贤能，可以说是人间美满的一个大家庭。但是，从化并不因自家的安宁、个人的幸福，而忘却了百姓的痛苦和国家的兴亡之责，积极要求进步，甘冒生命危险，为革命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奋斗不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是难能可贵的，是我终生难忘的好同志。他在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中，宣传党的政策，拥护建立民主政府，赞扬解放军英勇善战，严守纪律，促使一些人认清形势，脱离反动阵营，稳定一些人打消“怕受灾”的惶恐思想，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从化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人生壮怀：
神州嗟浩劫，四族胜狼群；民族号饥寒，民权何处寻？
兴亡匹夫志，仗剑虎山行；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1949年11月27日，周从化临难前，用筷子在所关押的牢房墙上，重重地刻下了十个大字：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一
祸国殃民势莫当，三分天下二分亡。
狱中自古多豪俊，留待他年话仇肠。
二
斜风细雨又黄昏，危楼枯坐到天明。
溪声日夜咽墙壁，似为愁人诉不平。
三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间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四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这四首诗是黎又霖烈士关押在白公馆期间所写，写好后传递给邻室同案难友王国源，后王脱险带出。
黎又霖是民革、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成员。烈士档案里对黎又霖的生平是这样记载的：
黎又霖，即黎万里，男，生于公元一八九五年四月，贵州黔西人。龆龄时，以聪颖见誉于人，在塾受约束，不作无益嬉戏，异于常儿，颇为师许。及十岁后，日新月异，学业尤增，故娴文学，好吟咏，崇拜孙中山先生，对新文化甚为仰慕。出身地主家庭，求学阶段，尚称顺利。十四岁赴成都入中学。一九一五年卒业后，随其叔班先生赴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因入国民党，学成返黔，任黔军总司令袁部秘书。曾谏请袁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不果。袁失败后，乃随李晓炎军长参加北伐军事工作。一九二七年匪首蒋介石举行清党，叛变革命，出卖工农群众。后即与柏文蔚先生等组织国民党反对派，在安徽江苏等地，策动革命运动。一九三一年至粤参加胡汉民先生号召举行之国民党非常会议，继续策动推翻蒋匪反革命政府。在广州得与王葆真先生亲面一见若故，过从至密，因之时取联系，以谋有益于人民革命事务。
一九三三年偕社会科学工作者江公怀先生（日寇占香港时被捕遇害）入闽，参加陈铭枢蔡廷锴各先生所组织之人民政府，并力图推翻与日本妥协之蒋匪帮政权。嗣见国民党日腐，不足有为，乃参与李济深先生倡导改组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中国民主同盟，用展抱负。历任北京民声报主编，同济大学教授、新中国学院总务长、江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长、黔军汉口推事处长、柏文蔚胡汉民杨杰各先生秘书、江西战干团教官、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渝校（即本市重华学院）总务长。
抗战胜利后，与杨杰潘大逵等在西南方面积极展开民主运动。一九四九年二月，率同志谢泉鸣密往滇黔联络同志，暗中策动军事起义。是年三月初旬，抵达黔省贵阳市，获悉国民党区蒋匪帮盘踞之大定县属羊肠坝发动机制造厂，将迁台湾，为保全国家财产计，急取道滇黔边境毕节、镇雄一带鼓动民众武力，策动军队起义，用之阻扰。经筹组就绪后留谢泉鸣同志继续工作，乃于是年四月十八日只身往昆明与杨杰先生再度筹商策动云南军变。时值湖南程潜将军起义，密说滇军响应，未果，乃与杨杰先生旋渝，统筹川滇黔军事起义之策动事宜。八月十九日突被蒋匪帮侦捕，所有文稿诗稿暨一切存渝着述均一并搜罗无遗。在魔掌下计受酷刑三十余次，曾三度求死未得，终缄口不言，未攀一人。至十一月廿七日深夜被戕害于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白公馆附近预掘之三大坑处。同时殉难者有数百人，皆系先毙以铳，继浇猛汞，毁其面目。及蒋匪帮溃逃后清认遗骸，至不易辨。幸以同殉难之黎洁霜女士代接长之裤脚可辨，否则模糊之貌绝难认知，真惨绝人寰也。
在这个传记中，还没有写到黎又霖与南方局的关系。1939年黎又霖即与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在董必武领导下，以隐蔽的身份参加了由武昌撤退，经湖南沅陵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政治教官，联络了一批川、滇、黔的军官。
黎又霖与南方局王若飞同志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1944年5月，王若飞到重庆，后任中共重庆工委书记（南方局在这一时期的机构临时名称），黎又霖积极协助配合他的工作，在生活上对王若飞等同志百般照顾，1946年王若飞因飞机失事遇难，黎又霖悲痛万分。吴玉章在重庆期间，因年老体弱，又忘我工作，因此常常生病，吴老每次生病，都是黎又霖以个人名义接送重庆的名老中医去红岩村为其诊病，并不时从亲友处借钱为吴老买药。
1945年10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推动下，国民党民主派和爱国人士在重庆成立了“民联”，黎又霖经董必武同意，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黎又霖担任了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1948年夏，黎又霖调民革帮助杨杰建立民革组织。1949年3月，获悉蒋介石要将贵州大方县境内的羊肠坝发动机制造厂迁往台湾，他专程赶到滇、黔边境的毕节、镇雄一带组织民众武力，同时策动王家烈起义，阻挠该厂迁台。随即，又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此时杨杰已到重庆，黎又霖又赶回重庆和杨杰、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杨其昌、王国源、江载黎等人商讨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成立，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
杨杰、黎又霖等人在川、滇、康、黔的活动，被军统侦知，蒋介石大为震怒，加紧了对杨杰的迫害，黎又霖的行踪也完全暴露在特务面前。7月15日，军统特务李森报告中详细叙述了黎又霖的长相及穿着：
前在杨杰寓所晤见，及杨杰去昆之前日，嘱与黎某时取联系，即经已如前报，复奉指示设法探明黎之住址等，然当第三次在杨宅与黎晤面时不便问其住址，仅以我之住址告彼，冀其来访旋图其他，恐追之太急彼生疑也。于杨去昆之前日与黎晤面后告以我之住址……获悉彼姓黎名又霖，贵州人，在此无家室，现寄住米亭子十九号。白天多不在家，访彼必须上午八时以前或深夜，其人矮小，面庞下部尖削，有时戴帽着长衫（深灰色），有时中山装（一次见其着中国式浅灰色派力司，一次见着米黄色布），前在杨宅数次见面时并未蓄须昨日来时则略有短须……8月的一份密报中又详细叙述了黎又霖的活动情况：
八月十八日晨八时，黎又霖到冠生园，一个人坐在桌上，是时陈尚未到。八时一刻，陈芝楚（吾人运用员）始来，黎陈二人见面未几分钟，戢翼翘亦到，三人在一桌上。兹将谈话内容经过呈后：首为寒暄赓即戢说：龙子舟（龙云）在香港时对我讲，短期内云南有一个最大的变动，变动后再去云南（戢要去昆明住），那时（指变后）我也要回去，现在卢汉要我回滇，说比外边好，方便一些，要在昆明住就为了此问题。
黎继讲蒋先生（指总统）领导国民党廿余年来，各方毫无成就，对民的害处太大（意思指损人利己）,他（指总统）最近要来重庆，李德邻（指李宗仁）是否来？问戢戢答李不会来，戢谓顾祝同前天到此，昨天已去，蒋先生来的意思是为了西南作战部署的问题。黎接谈说：他们（指中枢）对保卫西南的信心虽强，部队虽多，结果没多大的办法（意思含有局势已去,民心已失,叛国者会层出不穷）,西南各将领又同床异梦，另一方面，西南民众不需要战争，平津湖南就是一个前例。黎又称：四川在两个月内可能有兵乱。黎并问戢对局势的看法，戢答颇难逆料，黎闻后作摇头状。复谈起贵州问题，戢问谷主席（正伦）在贵的动态，黎答：他不行。即谈到何应钦的问题，黎说：
我们是同乡，另方面我也有朋友接近何氏，何氏人事很够，但缺乏实际作战的才能，对西南没有多大帮助。谈到张群，戢、黎均认为张可能离开。将来穿了军衣再来（含义不明）。等情。至九时半离冠生园，查吾人运用之陈芝楚同志业已接近黎，并与黎有经常保持联络之默契，同时并对黎加紧连系扩大吾人工作线索。据陈称，与黎经常见面此数人中，有一微胖，此现住白宫饭店，其专负交通（送递书信之责）工作……8月初，杨杰托民社党中委戢翼翘带交给黎又霖的亲笔信，戢带到重庆后托民社党陈芝楚转交，不料陈是军统特务，先将信交到徐远举手中。徐将信拍照后仍由陈送给黎又霖。
与此同时，军统局派特务陈芝楚去涪陵、长寿等地查清了黎又霖与张镇宇领导的川东游击纵队的活动，又加派了特务李君英混入民革组织暗中搜集黎又霖、周均时等的动态，侦察民革组织状况。
此时，黎又霖等人的活动已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而黎又霖并无察觉。
8月19日，徐远举在查明黎又霖为民革川康负责人后，向保密局签呈：
……黎又霖为民革川省（康）负责人，周均时、吴孝媛（女）为民革在渝重要分子，正积极从事军运、社运、匪运活动，企图叛乱政府。由杨杰致黎又霖等函件证明，事证确凿，拟先将黎又霖、周均时、吴孝媛（女）三人秘密传讯，以资扩大破坏……当晚即逮捕了黎又霖。
徐远举对黎又霖以酷刑折磨，继之又以“升官”引诱，软硬兼施，均不奏效，第二天便将黎又霖关进白公馆监狱。为了扩大破坏民革组织，每两三天徐远举便要对黎又霖刑讯一次，用烧红的铁刷刷黎又霖的前胸后背，烧得皮肉冒烟发出“嘶嘶”的声音，逼他招供，黎又霖忍受着肉体的巨痛，三次在用于招供的纸上写到：
没有说的，请枪毙！
11月27日，黎又霖被杀害于松林坡刑场。
李宗煌，字仲华，四川省屏山县中都乡人，1899年生。在烈士档案里有亲友回忆文章说他“慷慨有大志任侠好义”。他曾在四川军阀部队里从一般士兵升到排、连、营、团长，1932年四川军阀刘文辉与刘湘争霸四川，李宗煌目睹百姓生灵涂炭，心情十分苦闷，加之鄙薄钻营之辈，从不对刘湘奴颜婢膝，使得刘湘及其亲信对他颇为不满，1937年，使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将他调离旧部，改任少将副旅长，李宗煌坚辞不就，毅然脱离军界，寓居成都。后来他早年的朋友们闻知他赋闲在家，纷纷动员他加入袍哥，不久他又被推为袍哥首领，以“江湖义气”着称于川西，江湖上“李二爷”
（李宗煌在袍哥中的尊称）的名片，往往比官防更能解决问题。
李宗煌成为袍哥首领后，三教九流广泛接触，声威日隆。
李宗煌除了接触江湖上的朋友外，还参加了许多进步的政治、文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较多地接触了张澜、杜重石、吴毅夫、王白与等民主人士和一些共产党人。1944年李宗煌与张澜、谢无量被邀请做进步刊物《大义周刊》的发起人，这份刊物的宗旨是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民主政治，挽救抗战危局，由于该刊言论常常击中蒋介石要害，开办不久，即遭停刊。次年，根据《新华日报》驻成都负责人杜桴生的建议，在重庆组建现代书店，邀请李宗煌为发起人，李欣然同意。在这些活动中，李宗煌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信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民族和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他开始从一个洁身自好的旧军人和袍哥大爷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48年初，民革宣告成立。李宗煌通过范绍增、王白与等人的介绍，结识了爱国反蒋的着名人士杨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他完全赞同民革的主张，认为忠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国民党人，应该在政治上组织上同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公开决裂，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随即由郭春涛介绍加入了民革组织。5月，民革中央决定成立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刘文辉任两会主任，李宗煌被推选为两会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9年后，蒋介石将残部退集到四川，妄图割据西南。李宗煌深感责任重大，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常说：“我们参加民革的目的是为革命做工作，不是做官，今后大局需要，我一定让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