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由延安归来的黎琳。她不紧不慢地走在“陪都”大街上，映入眼帘的是日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以及军警横行，乞丐遍街，满目疮痍。
确定身后没有“尾巴”后，她突然加快脚步，一拐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要任务”。
此时在“周公馆”负责南方局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派人跟黎琳谈话，要她作好充分的地下工作的准备，熟悉新的工作环境。
住在“周公馆”的黎琳以爱笑、爱动、爱唱深得同志们喜欢，叶剑英同志有时也笑着叫她的外号“干一场”。在“周公馆”住了二十多天，渐渐地她变得成熟了，叶剑英同志亲自找她谈话，交代了新的任务。
延安派她来的任务是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叶剑英同志同曾希圣同志经过考虑以后，认为与其让黎琳去做川军一般的统战工作，还不如改派她打入戴笠特务系统中去。
一是因为这个工作更重要，可以得到很多机密情报；二是因为周公馆门外的小巷子外就是戴笠的特务机关，张蔚林和冯传庆每次来送情报，都要经过那里，这样下去很危险，恐怕搞不长，必须采取措施，用迂回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决定黎琳改名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任务是：一、传递情报；二、巩固和教育张冯等；三、相机发展组织。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确定以后，叶帅就找黎琳谈了话，向她分析了形势，讲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等。
（烈士陵园档案B204《军事组雷英夫同志发言》）
11月底张蔚林从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南方局军事组对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
“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露萍负责送情报到“周公馆”和相机在军统电台发展组织。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再往“周公馆”送，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他们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X光透视机”，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了个通透。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
雷英夫同志在写给息烽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证明材料中说：
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她们（张露萍等-作者注）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
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她们截获的敌人情报，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她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怎么办？会不会暴露？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逃了出来，径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
发现张蔚林逃跑，特务搜查了他的住处，抽屉里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
张蔚林跑到南方局军事组后，汇报了发生的情况，此时，他们并不知道敌人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经反复分析研究，军事组同志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扣押他只是为了惩罚，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
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董益三家门。对此情况，董益三在解放后回忆到：
有次，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这是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打电话告诉我的，稽查处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他住的地方张家花园……结果在这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党内的一些材料，其中有8个人申请入党的表，张蔚林也是其中之一……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说：“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心急如焚：“一定要把我被捕的消息送出去，通知同志们转移。”“看守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对情况不熟，可以利用他送信出去。”于是张蔚林假称要取钱用，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五十元“辛苦费”。
信送到了，同志们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发现后，带特务扑向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站，已是人去楼空。
戴笠大怒，下令枪毙了毛烈。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
一路狂奔到“周公馆”，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
大约在晚上八九点钟，冯传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们发现他神色非常慌张，另外还发现他身后有“尾巴”，曾家岩前面有几个特务在活动。冯传庆一来就要求见叶剑英同志或者是曾希圣和我，因为他不认识别的人。我们知道是出了问题了，但是一时也摸不着底，所以叶剑英同志不能贸然去见他，我们也不能去见他，因此就临时决定要陈家康去见他，因为冯传庆不认识陈家康，冯传庆先把情况讲了一遍，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要抓他，他逃出来了，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情况了解清楚后，我们经过分析认为是可信的。
（烈士陵园档案B204《军事组雷英夫同志发言》）
叶剑英同志从三楼走下来，冯传庆急促地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同志告诉他：“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同志坚定的表情，表示：“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叶剑英同志安慰冯传庆不要难过，要镇定要经受住新的考验，还为他分析了形势，告诉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
看到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同志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二百块大洋做路费，并一再叮嘱：“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把他抓到警察局去了。
此时特务已封锁了进出重庆的各个路口，发了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片，就把他认出来了，然后将他交给军统局。
事发时，张露萍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重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
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捕了。
原来，是安文元一被捕便叛变了，他供出了整个组织情况和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那份电报。
红色秘密电台使蒋介石万分震惊，戴笠承认是与共产党斗争中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特支”七烈士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快活岭上从容就义不久，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万分震惊，一反常态地将他的爱将戴笠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一再在我面前吹嘘军统如何厉害，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共党的尖刀都插到你心脏里了，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党的电台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戴笠更是气得疯了一般，在他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向全体特务训话，大骂：“魏大铭（电讯处长）真糊涂，共产党睡在身边都不知道。总台长也有问题，还敢出面保共产党。”
“共产党都打进我们团体来了！”他当场宣布，在军统局督察室成立“防奸股”，将军统内部可疑人员列入黑名单，经常派人监视。
此后一两个月，戴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整天拉长马脸，垂头丧气，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张露萍被捕后不久的一天，她忽然出现在“周公馆”附近。
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要跨进院子里了，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她日夜思念的“家”呀。只要跨进去，她就可以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可以再大声唱“拿起刀枪干一场”，但她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就走过去了，身后跟踪的特务只得失望而回。对此情况，雷英夫回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