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军统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区”，“特区”里存在着功能不同但相互间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三个系统：军统的“乡下”办事机构，属于军统总部机关的一部分；军统管理的大大小小的秘密监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从“特区”始设迄今，历经数十年的时代变迁、风雨沧桑，“特区”土地上的旧迹大部无存。解放后，一直为世人瞩目、至今仍保存较完整的当属军统设在“特区”
的秘密监狱系统，其中最着名的是被称为“两口活棺材”的白公馆看守所和渣滓洞看守所。
白公馆的演变：“香山别墅”-军统特别看守所-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汉奸拘留所-保密局重庆特别看守所-西南战犯管理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白公馆原是四川小军阀白驹的别墅。其始建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大致为20世纪30年代。据终生居住于白公馆附近的老人于海涛、赵海清和陈长德等回忆：房子是1930年代初修建的，白驹本人没有来住过，只是家属在里面住过，还被土匪抢过一次；作为军统看守所后，就不准老百姓从那里通过了，只能绕道走，门口有许多国民党兵在把守。
白驹其人，一般史料记载不详，现只知道他是四川广安人，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先在熊克武部任过团长，熊克武败退出川后，投入杨森部任过旅长、师长等，1924年被北洋政府授予“将军”名衔。白驹选址歌乐山半山腰修建公馆，看中此地“山泉流淌、翠霭浓浓”，与周边的山涧岩石林木花草飞鸟相映而自成一景。公馆建好后，白驹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人自居，用白居易的号“香山居士”中的“香山”取其名为“香山别墅”，并将这四个字刻于大门横额上，而世人则习惯称之为“白公馆”。白驹还在大门两侧的石门柱上刻写了一副对联：“洛社风光闲处适，巴江云树望中收”。
白公馆的用途从民居用房转为关押人犯的看守所，始于1939年秋。据军统局自编《十年大事纪》载：“（民国二十八年）4月在重庆成立临时看守所。10月28日，临时看守所在歌乐山下觅定地址。”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军统局也随之西迁，在市区枣子岚垭建局本部，并将重庆望龙门湖广会馆改为看守所，直属特务总队。由于望龙门看守所地方小，离街近，不利于保密，因此，在1939年4月，戴笠命原南京羊皮巷看守所所长侯子川在小龙坎枣子堡设临时看守所，接收从望龙门看守所转移囚禁的“人犯”。
军统白公馆看守所旧址1939年5月，为躲避日机轰炸，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占用磁器口、五灵观、缫丝厂一带土地和民房，同时修建了一片中西结合的建筑，包括戴笠的公馆、图书馆、政训处等，设立了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军统局部分机关如司法科、警务科、统计科、文书科和档案机构等迁于此处办公。在建立军统乡下办事处过程中，戴笠亲临现场查看，非常满意此地背靠歌乐山，人口稀疏、土地广阔，离市区又不太远，还把原来缫丝厂按谐音改为“造时场”，寓意“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位于杨家山的公馆建好后，戴笠与电影明星胡蝶在此同居过一段时间，为了讨好胡蝶，专门在公馆内修建了“囍”字图案花园，种植了大量名贵花木。戴笠还把中共叛徒张国焘安置在乡下办事处，为张国焘设立了一个“中共问题特别研究所”，由张主持训练特务和设计方案，对中共组织和边区开展渗透和破坏活动，不过收效甚微。同时，戴笠看中了白公馆隐蔽的地理环境和封闭的建筑结构，指示用30两黄金买下改设为军统特别看守所，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由枣子堡迁入。
白公馆改设为军统特别看守所后，将原来的住房改为监舍，原来用于贮存物品的半地下室改为地牢禁闭室，原来的大门关闭，在左侧开一小门供人员进出。在监舍的过道墙上，悬挂了蒋介石的照片，下方书写国民党党员的12条守则；在底楼的左右墙上，分别写有“正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标语，侧面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三民主义训练我们的思想”、“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言行”、“以三民主义规范我们的言行”，廊柱底座基础向大门面还写有“自觉”、“自治”、“自动”、“自律”的警示语。
抗战时期的军统白公馆特别看守所是中转性质的，所关人员大致有三类：一是军统内部的“违纪人员”（设立白公馆特别看守所的目的，起初主要就是为了关押军统内部的违纪分子和一些“案情重大的政治犯”），二是一些“特嫌人员”，三是“共党分子”，绝大多数都由望龙门看守所汰选后送来，一般属于侦讯期中的临时拘押或短期徒刑。在白公馆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侦讯，一部分军统违纪分子或有变节行为的人，则可以办清手续开释；对于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或者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监禁考核”，或者死刑待决者，通常在每年的军统成立纪念日期间，解押至贵州息烽监狱或执行死刑。因此，在军统局内部，有望龙门是“小学”、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监狱是“大学”的说法。
军统白公馆特别看守所直接受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领导。设所长一人，由从南京新监调来的侯子川担任，另有传令兵、事务员和医官等，警卫工作由特务总队负责。在管理系统上，军统白公馆特别看守所还包括三处秘密囚室：一是杨家山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夫妇；二是蒋家院子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因皖南事变被扣的叶挺将军；三是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曾关押过因“南委事件”被捕的廖承志同志。这些秘密囚室多为大户人家或地主的宅院，军统采取收购或租用的方式将其改建而成。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其总部就设立在军统的歌乐山“特区”，当时到歌乐山来工作的美军教官和情报人员有数百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办公、住宿问题，军统大量在杨家山一带收购、修建房屋，许多老百姓的房屋、土地被拆迁和强征，几乎是一边给钱，一边强搬。为了适应美方的需要，军统还成立了专门的工程部门修建各种房屋和其他设施。但是，美国人的生活要求很高，军统提供的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很难满足美方要求，因此，在“特区”内及附近地方的一些较好的房屋，只要美方人员看中，军统立即征调过来提供给美国人。当美方人员发现白公馆这所建筑并提出要搬到那里去居住的要求后，戴笠立即指示军统局买下距白公馆约3公里远的渣滓洞煤窑而在该处设立看守所，把煤矿工人的住房改建为牢房，并增建相关的设施，将白公馆的囚犯全部移押至新建的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则改设为安顿美方来华人员的第三招待所（又称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此时渣滓洞看守所即为白公馆特别看守所的“替身”。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按照协议宣告结束，美方人员陆续撤离，白公馆也结束了作为美军第三招待所的使命。
美国人前脚离开，白公馆又迎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新客人：曾任南京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职的周佛海、曾任汪伪政权特工总部主任等职的丁默邨、曾任汪伪政权司法行政部长等职的罗君强、曾任汪伪政权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等职的杨惺华（周佛海的妻弟）等一批汉奸和周佛海的老婆、儿子、副官、佣人等。周佛海等人于1945年9月抵达重庆，于10月23日住进白公馆，他们住在白公馆时，名为客人，军统还专门为他们配备了勤务、厨师等服务人员，每日可以阅读各种报纸、串门、聊天，生活待遇优厚，但他们不能走出院子，实际上是被软禁的囚犯。这样，白公馆又成了汉奸拘留所，直到1946年8月6日，由军统改组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又将周佛海等迁往“特区”内梅乐斯曾住过的一栋建筑内居住。9月16日，周佛海等汉奸由重庆押赴南京接受审判。
抗战胜利后，国内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空前高涨，社会各界党派、团体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反对政治迫害、禁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日益强烈。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内容要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保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
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宣布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
在此形势下，7月1日军统局撤销，其机构改组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设立的息烽监狱也告撤销，在押人员一部分被释放，一部分被杀害，余下72人转押重庆，囚于渣滓洞看守所；8月，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亦告撤销，囚犯转押渣滓洞看守所。杨虎城将军一家则被迁至杨家山戴笠公馆后山的一排小平房里关押。1946年底至1947年春，渣滓洞看守所的囚犯陆续迁押于白公馆看守所，4月，由军统时期白公馆看守所演变而来的渣滓洞看守所关闭。至此，白公馆的“身份”又变为保密局重庆特别看守所，由保密局司法处领导，直至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解体为止。1947年7月，渣滓洞又重新开监设立看守所，对外名称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领导（自1946年5月至1949年底解体，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这一机构的名称经历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946年4月）、“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1946年10月）、“重庆绥靖公署”（1948年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5月）等变化。
保密局重庆特别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除受保密局领导外，还要接受保密局重庆站（后并入保密局西南特区）的督导。因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红岩》小说人物徐鹏飞的原型）兼任长官公署二处处长（长官公署二处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对外的公开机构），所以实际上白公馆看守所和渣滓洞看守所都操纵在徐远举手中，而具体负责指挥监督该所工作的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室主任周养浩。
保密局时期的白公馆看守所，较军统时期规模有所扩大，除所长外，还有副所长、法官、事务员、看守员、管理人员等，警卫工作由特务武装交通警察总队负责。所内除由所长兼主任法官外，另由局本部司法处委派驻所法官一人，执行“审讯与管理合一”
的职能。历任所长为丁敏之、郭文翰、周铁生（代）、张鹄、陆景清。副所长有杨丘山、谢旭东（兼），驻所法官周铁生，看守长是着名刽子手杨进兴。其变迁情况如下：
1946年9月，保密局派丁敏之为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派郭文翰接替丁敏之任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杨丘山为副所长，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充任看守长，同时增派驻所法官一人，派周铁生担任；1947年秋，郭文翰去南京，看守所暂由周铁生、杨丘山共同负责，不久，郭、周调离，由张鹄继任所长；1949年3月，张鹄接替龚国彦出任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由陆景清继任所长，直到重庆解放时溃逃。
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关押过的人员，主要是原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后移送来的，都是一些老案子，如1934年在北平被捕的打入“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韩子栋（《红岩》小说人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1939年被捕的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1940年被捕的川东特委青委委员许晓轩、共产党员谭沈明；1941年被捕的国立六中的学生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苏文玉五人，其中苏文玉后来获释；同年在重庆被捕的王振华、黎洁霜，王振华曾参加托派，在狱中长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积极参加狱中的斗争，他和黎洁霜本是恋人，在息烽监狱却被分开关押，虽近在咫尺，犹隔天涯，转押到白公馆后，经过二人及难友们的斗争，终于结为夫妻，并在狱中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名叫小华，另一个取名幼华，不幸的是，他们一家四口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全部遇难；1941年被捕的《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共产党员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文泽。另外还关押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即渣滓洞看守所寄押于此的二十多人，他们是：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北区工委书记王朴、《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共产党员罗广斌、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领导人邓兴丰、民革西南地区的负责人黎又霖、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李宗煌和因民革武装失败而被捕的杜文博、杨其昌、尹子勤、周绍轩等。
在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除了关押革命者外，也关押过一些违纪特务和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的“倒霉蛋”，如：1935年在南京被捕的原蒋介石贴身侍卫长何仲甫；军统违纪分子白银山、陈为诚、刘笃一；蒙奸奇丕彰；原特务头子康泽的机要秘书张碧天等。还关押过两名外籍政治犯（请看本书第三篇）。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溃逃前夕，特务机关对尚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一些无辜人员实施了血腥屠杀，当天白公馆被杀约30人，罗广斌等19人在危急关头成功争取看守杨钦典，于混乱之中打开牢门越狱脱险，谭谟被提出枪杀，身中数枪未死侥幸逃生。11月30日，重庆获得解放。
解放后，原“特区”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接管，白公馆的“身份”也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1950年6月，白公馆被辟为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所谓战犯即国民党战犯，是指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的人员。原军统（保密局）特务徐远举（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西南特区副区长）、沈醉（云南站站长）等被关进这个原来由他们用来关押迫害革命志士的地方，真是天网恢恢、天道好还、现世现报、天公地道！陆续关押进白公馆的战犯还有王陵基（四川省政府主席）、宋希濂（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钟彬（14兵团司令）、曾扩情（国民党中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廖宗泽（兵工署警务处处长）、黄逸公（曾任军统局业务处处长）、刘进（宝鸡警备司令）、李猷龙（西康党部主任）、郭仲容（曾任驻延安联络少将参谋）及郭旭、吴汝成、沈策等，叛徒刘国定（曾任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叛变后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也曾关押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