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息烽监狱，其前身是设在南京江东门的“中央军人监狱”内的秘密监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走上反革命道路。从1930年起，又对江西瑞金红色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拘捕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其中大批“重要”
案犯被关押进“中央军人监狱”内的秘密监狱。由于被关押的囚犯越来越多，原有的监舍不能应付，1936年，国民党政权又在“中央军人监狱”内扩建秘密监狱一座，人称“南京新监”，专门关押“要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新监先后迁移至武汉、湖南益阳，1938年底迁驻贵州息烽阳朗坝。军统局强征阳朗坝刘氏地主和周围百姓十多户民房，修建围墙、碉堡等设施，建成息烽监狱集中营本部。
息烽监狱对外的称呼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是一所规模庞大的集中营，其本部占地57000多平方米，除有一道外围墙外，还在营内砌了内围墙，把监房和管理人员活动场地分开。监舍按“忠、孝、仁、爱、信、和、平”分为七个斋房设在内墙内，另有关押女犯的“义斋”和关押特殊人员的“特斋”在内墙外，九个斋房共有监舍52间。内墙外大树参天，环境优美，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明心湖”，湖上有亭、桥横贯，军统局借此把集中营伪装成一个修养场所，在押人员不叫犯人，都称做“修养人”。息烽集中营除本部外，在距本部约10公里处的南山玄天洞还设有一处秘密监狱，是由戴笠亲自选择专门用来关押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随行家人的。
军统息烽集中营旧址抗战胜利后，为应付全国人民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同时配合国民党政权还都南京后相对集中管理和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需要，息烽集中营于1946年7月撤销，历时近八年。据统计，在息烽集中营存立期间，先后关押共产党员、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和外国友人等各类人员1220人，杀害和折磨致死600余人，释放140余人，下落不明者400余人。集中营撤销时，72名“要犯”被转押至设在歌乐山下的军统重庆集中营，先囚于渣滓洞监狱，后转押白公馆监狱，大部分亦遭杀害，其中着名烈士有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许晓轩、宋绮云、宋振中（小萝卜头）等。
在重庆歌乐山下的军统集中营里，除白公馆、渣滓洞“两口活棺材”外，还有十来处关押“案情严重政治犯”的秘密囚室，如关押杨虎城将军的杨家山秘密囚室、关押叶挺将军的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和关押廖承志同志的黄家院子秘密囚室等。军统在重庆、贵州设立的秘密监狱，多为“就地取材”，对看中的房舍建筑等巧取豪夺占为己有，稍加改造后为其所用，它们大都地处偏僻而隐蔽，便于警戒和与外界隔绝，如在贵州息烽玄天洞，就直接利用一个天然溶洞来囚禁杨虎城将军；在重庆歌乐山下，直接占用大户人家的宅院来秘密囚禁叶挺将军，等等。
戴笠从小嗜赌，曾因赌钱将所经营的竹木行的资本全部输光。后浪迹上海，参加了青帮，黑社会的严重熏染，更加强化了他自负、冒险、敢赢敢输和投机取巧的赌徒性格，这个性格对他后来从事特工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期间，他摸到了蒋介石反共的脉搏，暗地收集军校中共产党员学生的情况提供给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的胡靖安，受到胡的器重，戴笠也因此初涉秘密情报领域。后来胡靖安调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主管情报工作，戴笠军校未毕业即前去投靠，从此步入职业特工生涯。
1929年，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失败以后，唐生智又准备发动反蒋活动。戴笠策反唐生智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成功获取反蒋计划，从而使蒋介石击破了唐生智发动的反蒋战争。这是戴笠为维护蒋介石政权建立的第一大功，并由此而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
戴笠为了取宠于蒋介石，施展各种政治杀手的手腕来巩固蒋介石的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但不组织抵抗日军的侵略，反而调东北军进关打内战，引起民心愤怨，国民党内也起内讧，导致蒋介石被迫下野。在此期间，戴笠利用上海黑帮势力，组织行动队恐吓国民党内反蒋头面人物如西山会议派分子，使他们不敢明显支持两广反蒋。蒋介石复出后，戴笠得到了复兴社总社干事会干事兼特务处处长一职。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面对纷扰复杂的局面，戴笠孤注一掷，舍命陪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探蒋，并发出了“有领袖就有我，没领袖就没有我”的豪言壮语。
此举进一步加深了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使戴笠赢得了“与领袖共存亡”的美名。
戴笠取得蒋介石的宠信后，便肆无忌惮地发展他的特务势力，他深知在当时中国复杂、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队伍才能拥有政治资本。从1933年开始，戴笠便积极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培植党羽，建秘密警察组织，成为蒋介石的最大杀手。戴笠以他的赌徒哲学逻辑说：“拿赢来的一个钱作为本钱，那这个钱就可一本万利。这个钱就有一万个钱的价值。”对共产党，他坚持“消灭共产党，倘只靠杀不赦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杀也是手段之一，没有杀，不会使共产党人恐惧畏缩，但更重要的是恩威并济，应当采取关杀与利禄并用的手段”。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坠机身亡，3月20日，曾与戴笠共事的原“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给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发出唁电，表示戴笠是“中国积极反共者之一，他对打击共产主义有力量和办法，他对我们目前粉碎共产党在世界上的进攻是很有价值的”。
1939年，军统局在歌乐山下建“乡下办事处”，继而设立秘密集中营，1943年再在此设立中美合作所总部，以五灵观一带向西扩展，先后修建了房舍800多间、征用民房10余处，占据土地约4平方公里，横跨原重庆市区第13、14、17三个区，并在此范围内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无关人员禁止入内，形成弥漫着阴森、恐怖气氛的神秘“特区”（由于军统“乡下”办事机构、军统秘密监狱和“中美合作所”机关，三个系统的房舍建筑等设施在“特区”内交错相邻，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根据需要有时也改换用途，所以世人往往误将“中美合作所”与“特区”内的军统秘密监狱等设施相混淆，甚至直接将“特区”称为“中美合作所”）。在“特区”边界和内部的一些“敏感”地区，警备森严，岗哨林立，进出凭特别通行证，区域内的人员一律佩戴特制的蓝底红字钢质圆形证章，“特区”流通使用特制的专供“代金券”。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写于1960年的材料说：
这个美蒋特务机关，是相当机密的，当时对外非常严密，连走错路误入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几个学生，都被军统扣押多年，解放前夕还被屠杀于中美所内。当时戴匪作贼心虚，生怕被人知道该所情况，当那3个学生因走错路误入中美所范围（当时中美所有40里左右的一个区域），戴匪曾大叫这是共产党派来的侦察人员，要特别注意，因此这3个人被囚禁多年，最后被杀害。这一点可以说明，当时这个机关是绝对不容许随便出入的，甚至一般不在该所工作的低级特务，虽然有进出军统局局本部的“出入证”，也不能随便进入该所所本部去。何况进到该所内部去的工作人员，如不参加军统组织，戴匪是不会放心的。
1941年，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四名学生由璧山来渝，途中误入磁器口“特区”而遭逮捕，关押在白公馆、息烽等地长达八年。1949年11月27日惨遭杀害。
1979年，歌乐山烈士陵园访询部分知情者，了解到当年“特区”的一些情况：
中美合作所外的一条小型公路，通往重庆市区和磁器口，这是该所与外界连接的交通要道。该所大门处有两座石筑碉堡，碉堡旁有一排依危岩筑成的高大城墙……进入大门，眼前是一片修整得广阔平坦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有一座检阅台。大操场左侧的土坡上，是蒋匪与美帝训练特务的大礼堂……从操场往南，沿着山峦起伏的小径，走五六公里远便是电台岚垭，过去美帝在这里设有电台……
沿公路进去是杨家山花园，这里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房屋建筑极为精致，屋前有宽大的停车场和美丽的花坛……五灵观是中美合作所职员住的地方，内住了几十户人，我在这里住了两三年，这里有一个内部供销社，这一带原设有打靶场、军鸽房、警犬室、马房等。黄泥塝一带（现新建厂医院和修小学的地方）原设有美国人的餐厅、洗澡堂、洗衣塘，还有大米加工厂。
红炉厂下面，现政法学院后面有几个院子和一些小房子原是巡察队当官住的地方。
现驻军部队院内有一幢大房子是内二警驻地，小房子是住宿的地方。蒋家院子旁边，有两幢库房，上面还有几座坟，埋的是国民党的大人物，还栽有松树。
杨家山下面有两个军火库，解放时被特务烧了。进步云桥的左面有一幢房子（平房），是以卖纸烟为名的联络站。
“四一”医院原在中美合作所里面，1947年迁到童家桥（现69中学），改为陪都医院。“四一”印刷所也在那一带，那个地方原名洗布塘。枣子堡（新建厂内）有一所小学叫立人山小学，后被戴笠接收，改为“雨农”小学。
现政法学院内原有一百多幢房屋，是特警班办公室、教室、寝室等。现煤店上有一片房屋是美国教官、翻译官住的地方。鱼塘原只有现新建厂旁一个，当时还停有一只船，政法内鱼塘和外鱼塘都是后来政法和松山农场挖的。公路是从现烈士墓旁边进去，通汽车，汽车队就在右边（现鱼塘左面）几幢房子内。汽车队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的。现公路至新建厂原来是小路，不通汽车。
特警班的办公室是现政法医务室，坐落在大礼堂（现烈士墓）右下侧，是一幢平房，有十多间，主任办公室、政训组、教务组、总务组、会计科都在其间办公，现房屋面貌有些改动，原来前有石台、院坝。
我们在特警班，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我们穿的是国民党黄军服，每个人配有一枚证章，发有通行证，如果需要进里面去，要办另外的通行证。
内没有电网、碉堡，只有警卫，特警班内有三个巡察队站岗，大门经常是三个人站岗，特警班办公室一人站岗，周围重要的地方都有站岗的，我没有来的时候，听说有两学生走错路被关起来了。
我是高家镇人，民国三十二年到这个地方，经表叔介绍到“军委会”农场，不属“中美合作所”，我在农场喂猪。农场有三个，白公馆下面有一个，叫“二区农场”，渣滓洞有一个，叫“三区农场”。我们农场位于现在新建厂五灵观，三个农场一共200多人，我们农场是军委会管。中美所范围，白公馆一带以现在化工厂的围墙为界，渣滓洞那边不能随便走。我们在农场工作期间，穿灰衣服，有符号。红炉厂那一片没有全部被占，只征用了蒋家院子、黄家院子，黄家院子用作医院，蒋家院子用来关人。
中美合作所里面有美国人，现在展览馆后面一坡住的都是美国人。白公馆一直是关人的，周围有铁丝网，我们不发通行证，不能进去。白公馆周围的田地都由农场经营。
红炉厂一带准许农民进出，办得有出入证，三百梯上面有岗哨，我们的符号是蓝颜色，上面的字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兵和夫是分开的，符号是注明了的。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30）1946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特区”依然存在，由原军统改组的国民党政权国防部保密局负责管理，直至1949年11月底，保密局属下的特务机构撤离重庆。1949年1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接管了“特区”的土地、设施。历经数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皗特区”的土地现已被众多社会单位分割，成为人口密集的居民聚居区，原有的建筑设施等均大部无存。现存建筑遗址主要有：原中美合作所大营门、收发室、阅兵场、总办公室、气象台、狼犬室、梅乐斯住宅-梅园；戴笠的住所-杨家山别墅、军统“四一”图书馆、政训处、“戴公祠”（戴笠会客室、警卫室、戴公馆、停车场）；白公馆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杨家山秘密囚室及松林坡刑场遗址、电台岚垭刑场遗址，等等，与这些遗址相关的区域被国家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成为全国着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特色鲜明的红色旅游参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