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赶回公司,用电话向电力公司所属各厂和线路队的工人报告了惨案的消息,要求大家声援。国民党特务的横行霸道,早已惹得天怒人怨,胡世合的惨死,无异于火药桶里点火,成了反特斗争的导火线。几小时后,各电厂纷纷停工,工人们有的从南岸弹子石过河,有的从沙坪坝乘车,有的从大溪沟跑步,浩浩荡荡地来到中韩餐厅,高呼口号,要求严惩凶手田凯,市民们也纷纷自发前来声援。工人们一边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中韩餐厅楼上,准备在此设立灵堂,举行公祭,向反动派示威,一边寻找凶手田凯,为胡世合报仇。尽管前来镇压的警察有一个大队,但满怀悲愤的工人和市民并没退缩,先后到达的群众约五万人。
隐蔽在工人中的党员周力行,当晚向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报告了情况,刘光立即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局主持工作的王若飞同志进行了汇报。王若飞同志也及时用电报向不久前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当即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据《张黎群同志谈胡世合运动》)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反特斗争的方针。
为了加强领导,南方局成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由王若飞同志指挥全局,刘光是王若飞的直接助手,掌握全局动态,青年组的张黎群则专职担任组织和联络工作。刘光还召开了青年组的专门会议,对这次斗争的发展前景作了客观的估计和预测,特别着重研究了贯彻南方局指示的步骤、方法和人员的分工,在组织上将原由董必武同志掌握的周力行的关系交给南方局,并在电力公司成立了临时指挥小组,还在二十梯设立了秘密指挥部,以加强对第一线的领导。南方局的部署,通过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各“据点”迅速传达到全市工人群众中,从而使全市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反特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新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强大的群众力量。
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胡世合事件申冤后援会”,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新华日报》于事发后两天,即以《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为题,详细报道了惨案经过和工人们的迫切要求,以后又发表过多次通讯报道,特写和评论,引导着运动的发展方向。南方局青年组还帮助电力公司职工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
一、枪毙杀人犯-特务分子田凯;二、严办江德茂、吴汉治(均为餐厅负责人),封闭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三、惩办参加行凶的保安队警察及其长官;四、抚恤遗族,赔偿医药费;五、请求政府通令陪都各工厂停工五分钟为死者致哀;六、要求政府维护公共事业,保障战时生产,禁绝偷电行为;七、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工作自由,重申保护劳工的法令;八、要求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实行民主,取消特务。
在南方局直接领导和川东地下党的配合下,运动向着深入发展,许多工厂、学校、团体以及民主党派和上层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声讨特务罪行。10天之内,前往吊唁胡世合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6日枪毙了田凯,并抚恤胡世合遗属,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是川东地方党组织在长期隐蔽之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标志着川东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次斗争,是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市工人和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投入到战斗行列,在激烈的斗争中,川东地下党党员和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提高了思想水平和组织工作能力,积累了战斗经验。另一方面,川东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经过这次运动后,在电力公司内部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并建立了党的支部,一些在运动中经受过锻炼的同志担任了支部领导工作:周力行同志任支部书记,刘德惠负责支部的经济工作兼党小组长(后任支部书记),何敬平负责组织工作,余帮造负责联络,形成了新的战斗堡垒。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盼望实现国内和平。受蒋介石邀请,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周恩来等人协助下,与重庆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宣传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使各中间力量增进了对中共的了解,促进了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壮大,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上层民主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等组织,这些团体先后发表主张,一致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
根据南方局指示,组成了重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任组长,成员温静涛、侯旭东。领导小组确定工运的任务是: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在工运小组领导下,重庆工人运动发展很快。10月,惠昌铁工厂等8个民营厂的工人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工会-中国劳协。同月,重庆5万多失业工人选出代表成立失业工人请愿团。11月,各民营工厂失业工人又选出代表500人组成请愿团向当局请愿,提出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的要求。同月14日,重庆机器、纺织、军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21天,于30日闭幕。
政协会议期间,陪都各界协进会主持,在沧白堂举行民众大会,国民党特务多次破坏捣乱会场,殴伤到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民众大会坚持举办,先后开会8次,对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3月,根据形势发展,南方局组织部决定加强重庆市党的工作,成立新的一届重庆市委。市委书记仍由王璞担任,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还领导上川东各地和下川东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新的重庆市委的工作重点是清理和恢复原来失散的组织关系,着手发展新党员,逐步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4月,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四川省委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工作。重庆市委向华蓥山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年底,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抗暴斗争。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决议3日至7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并于6日举行了1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各界人民团体也成立抗暴组织,配合学生的斗争。抗暴大游行后,继续举行“抗暴宣传周”,10多所大中学校组成宣传队,在重庆各处广泛宣传,揭露美军暴行。2月5日和8日,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进行抗暴宣传的学生,致多人受伤。重庆大学、女师学院、乡建学院等23所学校再度罢课。为避免过分暴露,省委引导学生停止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培养在抗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
2月28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包围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强令《新华日报》停刊,共产党驻重庆的公开人员被迫全部撤回延安,党在重庆的一切活动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局改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的工作。不久,曾在南方局工作的胡其芬从上海被派到重庆,参与重庆的工作。
省委撤离后,重庆市委派刘国定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局负责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上海局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书记王璞清理联络川东地区党组织。5月以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邓照明等负责人建立联系,一些原与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重庆市委接上关系。
7月,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创刊,并建立了《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挺进报》主要通过地下党组织系统发行,遍及重庆和川东许多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9月,王璞与川东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交换了近段时间来的斗争情况,草拟出《川东农村工作提纲》,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形势及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由王璞带往上海,找钱瑛汇报。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上海局指示: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
根据上海局钱瑛指示,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肖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川东临委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由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建立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由王璞兼任书记,骆安靖任委员,分管组织,并兼五工委书记,曾霖分管军事;建立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由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川东临委成立的同时撤销了巴县中心县委。重庆和川东地区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县级工委和特支。各地区各系统的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
川东临委成立后,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川东人民不甘压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次次奋起抗争/1947年川东临委的成立,川东以山区为主,这里高山深谷、丛林茂密,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但由于统治者的千捐万税、层层压榨、敲骨吸髓,弄得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曾有民谣唱道:“县长科长梳子梳,乡长保长篦子篦,丘八一过剃刀剃。”四川军阀罗泽洲从1924年驻广安后,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一年要征五六年的田赋,在1930年已经预征到1960年。
1931年,杨森赶走罗泽洲,横征暴敛,更无止境。华蓥山北部达县一带,长期被军阀刘存厚统治,从1922年到1934年他当川陕边防“督办”期间,因常加税、扩军,老百姓给他取了个“六寸厚”的外号,骂他刮了地皮六寸之厚。上下川东地区人民不甘忍受剥削压榨,曾以“白莲教”、“大刀会”、“山王会”等形式一次又一次自发地起来向反动统治者进行抗争,都未取得胜利。
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刘伯承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党在川东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这才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1932年,贺龙率领红三军经过巫山县大昌镇到湘鄂西开辟根据地,红军所到之处卷起了一股革命的热潮,“分配土豪的粮食衣服给穷人”的主张,使老百姓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而战。1933年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大巴山以南直到华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还建立了包括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曾在开县的杨柳关、木青坝等地与反动派作战,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赴汤蹈火的英勇形象深深地印进老百姓心中。以后党的地下组织在这一地区领导了多次兵变和起义,为1947年冬开展的武装起义,在政治上、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无论在财力、人力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员伤亡惨重,人民财产损失达1500多亿万元(旧币)。抗战胜利后,人民亟待休养生息。然而蒋介石却发动了全面内战,一面向解放区进攻,一面采取“拒共匪于川外,安民于川内”的反动政策,把四川人民再次拖入到苦难的深渊。四川作为他的兵源、粮源基地,每年要征粮900万石,再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共要拿出2400多万石粮食,比过去多一倍以上。国民党政府还滥发钞票,物价畸形发展。
一方面米价惨跌,1946年秋米价跌至原价的三分之一,一方面是其他物价日夕数涨,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广大农民吞糠咽菜,还得缴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什么人头税、房产税、壮丁税、公路税、河流税等等,就连穷苦人家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均要上税。
国民党军队在四川农村,疯狂地抓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每家每户都很难幸免,例如合川共有785个保,1947年规定每个保送“自愿壮丁”一名,并用抽签的办法抽得165名,全县共计950名,除此之外,每家每户还要摊派大量的壮丁款。
广安县更是不择手段,以放露天电影为名,在该县万寿宫广场诱捕壮丁,一晚上拉走100多人。
《新华日报》1947年2月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过四川征兵惨景:“有的地方因拉兵紧张,乡民日夕数惊,壮丁入夜不敢在家住宿,田土大半荒芜,壮丁三五成群,终日守望,且身带刀棍以为防‘拉’之用。旧历年并曾因拉兵杀死保长一人,保队副及乡丁各一人。”广大农民妻离子散,颠沛流离,有的甚至挖目剁手,一派凄凉景象。
国统区内,人民怨声载道,怒火满腔,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独子当壮丁,保长没良心。
保长,我要我的儿!
独子当壮丁,乡长包袱收不赢,乡长,我要我的儿!
独子当壮丁,长官有吃有穿搞不赢,长官,我要我的儿呀!
《新华日报》1947年1月30日发表社论“谁燃起了这把火?”中写道:
在今天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已经燃起了一片燎原之火。……是谁燃起了这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