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民党当局自己。有何为证？请看事实：1月25日大公报载四川征兵惨景：“近来每值夜深人静，常有鸡鸣犬吠，妻啼子哭之声，杂乱而来，市民初不知为何事，及知为乡公所拉丁后，倍增惊恐，咸不避风雨，露宿荒郊，一夜之间，犹须数易其地，形同逃犯，凄惨不堪。”又说“乡民纷纷逃往他乡避难，有为生活所迫而沿途行乞者，啼饥号寒，惨不忍言”，而国民党派出的征兵人员和乡镇保长则“深夜围村，挨户搜捕”，又据最近由重庆近乡来人说，买壮丁的价格，每个是21万，灾难重重的乡民，那里还经得起这种需索？于是只好“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入云霄”了。这种惨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请问他们如果不采取武装自卫的一条路，还有什么活命的办法？……逼得各地农民于跪求哀告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受不了粮官们的横暴压榨，只好结队上山，才能勉强保存下一条性命！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他们“民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广大的农村沦入破产的绝境，逼得穷苦的农民，不得不群起自救。于是国民党当局又进一步组织所谓“联防队”，所谓“特种后备队”，驱使一群流氓特务，在“防匪”和“防止异党”的口号下，向老百姓作进一步的劫掠。例如他们向农民征收“保险金”，按粮食和牲畜的数量索取，缴不起“保险金”的，他们威吓着说：“出了事，我们管不着！”于是借检查为名，持枪到老百姓家里搜索，他们和地方恶霸联成一气，弄得农村里鸡犬不宁，这批人才是老百姓眼中真正的匪类！他们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于是又来“剿匪”，又来施行大规模的“围剿”，对这数十成饥饿的人群实行屠杀，其结果只是把无法生存了的农民，赶到更深更远的山林中去。
这一片无法收拾的燎原之火，是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决不是“围剿”所能熄灭的，正相反，越“围剿”，农民越被逼得走投无路，这就只会越剿越多，越剿越坚决，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国民党当局一天不改变它的反动政策，内战、抓丁、征粮、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农村破产、工商倒闭……就会发展下去。可以断言，这一片燎原之火，会烧得更广泛，更猛烈，它终于会把玩火的人，吞灭在熊熊的火海里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对当时的局势作了清醒的估计，制订了：一方面争取和谈成功，实现和平民主，在比较缓和的形势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准备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在尖锐的形势下进行斗争的方针。为此，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应对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南方局和省委着手加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1946年3月组建了党的不公开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1946年5月，南方局撤离重庆，周恩来宣布在重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管理西南四省党的工作，准备在可能实现和平民主的比较缓和环境中，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合法斗争。
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明确指示重庆市委，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去，大城市的工作要与农村工作密切配合。根据这个指示，王璞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概括为“三抗”、“四抓”。“三抗”就是抗丁、抗粮、抗税；“四抓”就是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抓上层。抓组织，既包括抓党的组织建设，又包括利用各种形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抓政权，就是抓敌人的基层政权，利用敌人的政权机构为我所用；抓武装，就是筹备枪弹，建立队伍，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抓上层，就是开展统战工作。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霖、邓照明等几个“七大”代表被安排回川东工作，曾霖是新四军老干部，被派到川东负责军事工作，邓照明奉派到酉、秀、黔，涂孝文被调到万县地区。当时，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很谨慎，估计解放战争要打很长时间，指示这些同志准备长期隐蔽，并在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中做工作，通过他们到农村发动基本群众，再相机举行武装起义，这种做法被叫做“垦荒”、“扎根”。这时，虽然有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但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提出立即实行武装暴动的要求。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并强令所有人员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致使川东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此后，重庆市委多次派刘国定、骆安靖去上海，找到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汇报了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和川东的情况。钱瑛同志指示：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四川党组织要适应新的情况，积极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埋伏隐蔽，就打不开局面；钱瑛还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一带的党组织，并交代了川东各地负责人的关系，委托王璞负责联系。王璞首先在重庆与巴县中心县委的肖泽宽接上头，并通过肖泽宽与下川东的涂孝文，川南的廖林生，酉、秀、黔、彭的邓照明等接上了关系，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统一了对川东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王璞拟了一份《农村工作提纲》，估计了当时形势，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川东是敌人的兵源、粮源的基地，与陕南、鄂西接壤，应当发动武装斗争，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四川农村已经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人民迫切希望我们党去领导他们抗丁、抗粮、抗税，举行暴动的群众条件已经成熟。肖泽宽、邓照明等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1947年9月，王璞带着提纲到了上海见到钱瑛，钱瑛同意王璞带去的提纲，并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了钱瑛的指示，成立了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临委决定在川东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吸引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城市要为农村服务，输送干部、供应物资、提供情报等。党的主要精力和领导骨干要下农村抓武装斗争。川东临委的成立，标志着川东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1947年冬天，在由重庆开往万县的一条船上，甲板上有一对知识分子模样的夫妻和一个小青年正在亲密地交谈，男的个子高大但脸色苍白，女的显得机警干练，小青年则是学生打扮，这就是受川东临委派遣去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和他们的“表弟”吴子见。一路上他们分析了形势，老彭告诉吴子见：“这次到下川东，就是参加武装斗争，打游击，思想上要有准备。”对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他们充满一种新奇的憧憬，怀着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壮烈情怀。冬天行船江风很紧，满目萧条的景象，船过涪陵，凭栏远眺，彭咏梧见四周无人，忽有所感地说道：“杜甫凭吊诸葛武侯，有两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次下川东，不要留得后人来替我们惋惜就好了。”不想这句话竟成谶言。
彭咏梧，云阳县人，1938年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后任学校支部书记。1939年冬，因他的活动有所暴露，万县中心县委通知他立即撤离，离开学校后，全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
1940年，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云阳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党组织发展太快，党员数量骤增，成分不纯的问题一下暴露出来，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变，彭咏梧临难受命，担负起清理组织，重建云阳县委的工作。
1941年彭咏梧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并以中央信托局职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彭咏梧具有成熟的革命家的冷静、机智和果敢，当同事谈论国家大事时，他从不回避，又不暴露，跻身其间，对一些糊涂思想、错误论调，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1944年深秋的一天黄昏，彭咏梧与另一位市委委员莫达在江家巷的一家小酒馆对酌，两人很久不见了，要研究的事情很多，不知不觉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彭咏梧发现隔桌有几个人十分注意他们，门口还有不少人影晃动，彭咏梧悄悄踩了一下莫达的脚，丢了个眼色，莫达也警觉起来。只听彭咏梧“啪”地把桌子一拍，指着莫达破口大骂：“好你个下江老二，做生意也太不讲信用了，讲好这笔生意做成了对半分，现在钱落进你腰包里，就想独吞嗦！”莫达也不甘示弱地对骂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拍桌子打巴掌，丢盘子摔碗，最后互相抓住对方衣领，眼看要打起来，伙计和店老板忙将二人拉开，彭咏梧气势汹汹将桌子掀翻，扬言道：“下次不要让我碰到你！”遂扬长而去，莫达付清酒钱和摔坏的杯子钱，也赶紧离开了。只听身后有人在说：“都是你乱报情报，明明是两个生意人分账不均，硬说是‘共匪’，害老子白跑一趟！”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环境十分恶劣，彭咏梧的工作又很紧张，白天他是中央信托局的高级职员，下班后，又四处奔忙，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彭咏梧的薪水是比较高的，但他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作党的活动经费。作为银行高级职员，吃得太差容易引人怀疑，老彭和江姐经常悄悄买点烧饼，躲到党内同志家里吃完，又穿得漂漂亮亮地出去。工作重、生活差，彭咏梧患上了肺病，经常累得吐血，仍然忘我地工作。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大反攻，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在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牵制敌人进行内战的兵力，配合解放大军，早日解放大西南。
身为临委委员的彭咏梧，积极争取去下川东打游击。临委认为彭咏梧是下川东云阳人，既有对敌斗争经验，又对下川东情况比较熟悉，是个合适的人选，因此决定：
派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党的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川东游击纵队政委。
同时派他的爱人江竹筠和办《挺进报》的吴子见做他的助手。
彭咏梧一行到达万县后，向下川东地工委传达了川东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下川东地工委根据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以及历史、地理等各种条件，确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云阳、奉节和巫山、巫溪一带，这一带地势险峻，与川陕鄂广大山区连成一片，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这里盛产盐、煤，在手工操作的盐厂、煤窑，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地下党组织又长期在盐、煤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展党员。当人民解放军打到湖北的消息传来后，一部分工人迫切要求武装起义，迎接解放。
11月底彭咏梧来到云阳云安镇，在作坊沟刘子俊同志家召集了地方干部会议，初步了解了各方面情况。会后，彭咏梧假扮“万县大有油号张经理”以进山收购生铁、桐油为名，由汤溪特支书记沈凯陪同，沿汤溪河溯江而上，一路上彭咏梧豪情满怀，对身边的同志讲：“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在农坝乡炉塘坪赵唯家里，召开了云阳、开县、奉节、巫溪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彭咏梧为政委，参加过1935年中央军委领导的云阳暴动的老党员赵唯任司令，辖三个支队：巴北支队由赵唯兼司令员，李汝为任政委；奉大巫支队由彭咏梧亲任政委、七南支队由刘孟伉任司令员兼政委。
炉塘坪会议，揭开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序幕，是一次为下川东武装起义奠基的历史性会议。
会后彭咏梧、江竹筠、蒋仁风、吴子见分别来到奉节青莲乡，领导奉大巫支队开辟游击区。蒋仁风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在川北搞过民变武装，有实践经验，做彭咏梧的军事助手，担任奉大巫工委书记，陈太侯任纵队副司令兼奉大巫支队司令员。
陈太侯人称陈老四，原是个袍哥大爷，小地主家庭出身，后因家道中落，他只上过三年私塾。1944年，他多方筹集来的准备开办糟坊的本钱，被区府官员刘某没收，陈太侯多次要求发还，均遭拒绝，眼看血本无归，陈一气之下将刘击毙，由此逼上梁山。多年的江湖闯荡中，因为待人义气，很得同伙信赖，不久当上舵把子，他以广交朋友，组织了袍哥性质的“金兰社”，手下有两百余人，十多条枪，邻近几乡的豪绅明知他暗中把持乡政权却也奈何不得。
1941年奉节地下党负责人王庸被关进监狱，不久王神秘越狱，成为当地奇闻，陈太侯非常仰慕，多次打听王庸的下落，并流露出对王的信任和敬佩，汤溪特支派人以王庸的名义与陈见面，真是一拍即合，他表示“我一生乱闯，没人指路，共产党的主张太好了，我坚决跟共产党走，杀头也不变心”。并由彭咏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昙花乡乡长彭汝中是陈太侯的表兄，为人正直，足智多谋，遇事不乱，深得陈太侯敬重，他不仅以乡长身份支持陈太侯枪支、钱粮，还利用乡长职务之便掩护游击队活动，还安插了七名游击队员当乡丁，掌握了枪支。
青莲乡的大地主、私立青莲中学董事长肖和中是奉节北岸上层人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拥有七八十条枪，1945年赵唯派党员雷寄萍等打入该校，团结影响了一批学生。次年党员贺德明又被派到青莲中学，渐渐赢得了肖和中的信任，一年后，当上了青莲中学校长。肖和中的儿子肖克诚思想进步，与贺德明很是谈得来，贺便找机会向肖家父子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随后，彭咏梧亲自出面做肖和中的工作，指出“全国解放就在眼前，头号战犯蒋介石即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同时，还对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现在党对士绅的政策是，只要开明，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的，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在我们以后建立的新政权中，还可以担任政府职务。
就是支援我们的钱粮物资，我们也要给收据，待新政权建立后，予以偿还和奖励。”
肖和中解除了疑团，认清了道路，便向老彭表示：愿全力支援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不但将私人的枪支交给游击队使用，并和家族一起捐出黄谷300余石给游击队作给养。
还有一户大地主廖竹、廖沛兄弟，在地方上有相当势力，拥有20多条枪，地下党组织通过他们的亲戚、学生做工作，使他们由中立转为全力支持暴动。
青莲、昙花、大寨三乡实际已在游击队控制下，云、奉、两巫的武装骨干开始向青莲、昙花集中，主要有谢国茂小队。谢是云阳人，后流落到巫溪，无固定职业，他工作十分积极，为人正直勇敢，带领有煤矿工人、船工等三十余人，由蒋仁风对他们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着重教育他们不怕牺牲，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