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民党当局自己。有何为证?请看事实:1月25日大公报载四川征兵惨景:“近来每值夜深人静,常有鸡鸣犬吠,妻啼子哭之声,杂乱而来,市民初不知为何事,及知为乡公所拉丁后,倍增惊恐,咸不避风雨,露宿荒郊,一夜之间,犹须数易其地,形同逃犯,凄惨不堪。”又说“乡民纷纷逃往他乡避难,有为生活所迫而沿途行乞者,啼饥号寒,惨不忍言”,而国民党派出的征兵人员和乡镇保长则“深夜围村,挨户搜捕”,又据最近由重庆近乡来人说,买壮丁的价格,每个是21万,灾难重重的乡民,那里还经得起这种需索?于是只好“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入云霄”了。这种惨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请问他们如果不采取武装自卫的一条路,还有什么活命的办法?……逼得各地农民于跪求哀告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受不了粮官们的横暴压榨,只好结队上山,才能勉强保存下一条性命!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他们“民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广大的农村沦入破产的绝境,逼得穷苦的农民,不得不群起自救。于是国民党当局又进一步组织所谓“联防队”,所谓“特种后备队”,驱使一群流氓特务,在“防匪”和“防止异党”的口号下,向老百姓作进一步的劫掠。例如他们向农民征收“保险金”,按粮食和牲畜的数量索取,缴不起“保险金”的,他们威吓着说:“出了事,我们管不着!”于是借检查为名,持枪到老百姓家里搜索,他们和地方恶霸联成一气,弄得农村里鸡犬不宁,这批人才是老百姓眼中真正的匪类!他们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于是又来“剿匪”,又来施行大规模的“围剿”,对这数十成饥饿的人群实行屠杀,其结果只是把无法生存了的农民,赶到更深更远的山林中去。
这一片无法收拾的燎原之火,是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决不是“围剿”所能熄灭的,正相反,越“围剿”,农民越被逼得走投无路,这就只会越剿越多,越剿越坚决,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国民党当局一天不改变它的反动政策,内战、抓丁、征粮、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农村破产、工商倒闭……就会发展下去。可以断言,这一片燎原之火,会烧得更广泛,更猛烈,它终于会把玩火的人,吞灭在熊熊的火海里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对当时的局势作了清醒的估计,制订了:一方面争取和谈成功,实现和平民主,在比较缓和的形势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准备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在尖锐的形势下进行斗争的方针。为此,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应对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南方局和省委着手加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1946年3月组建了党的不公开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1946年5月,南方局撤离重庆,周恩来宣布在重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管理西南四省党的工作,准备在可能实现和平民主的比较缓和环境中,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合法斗争。
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明确指示重庆市委,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去,大城市的工作要与农村工作密切配合。根据这个指示,王璞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概括为“三抗”、“四抓”。“三抗”就是抗丁、抗粮、抗税;“四抓”就是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抓上层。抓组织,既包括抓党的组织建设,又包括利用各种形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抓政权,就是抓敌人的基层政权,利用敌人的政权机构为我所用;抓武装,就是筹备枪弹,建立队伍,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抓上层,就是开展统战工作。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霖、邓照明等几个“七大”代表被安排回川东工作,曾霖是新四军老干部,被派到川东负责军事工作,邓照明奉派到酉、秀、黔,涂孝文被调到万县地区。当时,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很谨慎,估计解放战争要打很长时间,指示这些同志准备长期隐蔽,并在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中做工作,通过他们到农村发动基本群众,再相机举行武装起义,这种做法被叫做“垦荒”、“扎根”。这时,虽然有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但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提出立即实行武装暴动的要求。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并强令所有人员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致使川东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此后,重庆市委多次派刘国定、骆安靖去上海,找到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汇报了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和川东的情况。钱瑛同志指示: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四川党组织要适应新的情况,积极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埋伏隐蔽,就打不开局面;钱瑛还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一带的党组织,并交代了川东各地负责人的关系,委托王璞负责联系。王璞首先在重庆与巴县中心县委的肖泽宽接上头,并通过肖泽宽与下川东的涂孝文,川南的廖林生,酉、秀、黔、彭的邓照明等接上了关系,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统一了对川东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王璞拟了一份《农村工作提纲》,估计了当时形势,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川东是敌人的兵源、粮源的基地,与陕南、鄂西接壤,应当发动武装斗争,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四川农村已经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人民迫切希望我们党去领导他们抗丁、抗粮、抗税,举行暴动的群众条件已经成熟。肖泽宽、邓照明等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1947年9月,王璞带着提纲到了上海见到钱瑛,钱瑛同意王璞带去的提纲,并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了钱瑛的指示,成立了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临委决定在川东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吸引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城市要为农村服务,输送干部、供应物资、提供情报等。党的主要精力和领导骨干要下农村抓武装斗争。川东临委的成立,标志着川东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1947年冬天,在由重庆开往万县的一条船上,甲板上有一对知识分子模样的夫妻和一个小青年正在亲密地交谈,男的个子高大但脸色苍白,女的显得机警干练,小青年则是学生打扮,这就是受川东临委派遣去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和他们的“表弟”吴子见。一路上他们分析了形势,老彭告诉吴子见:“这次到下川东,就是参加武装斗争,打游击,思想上要有准备。”对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他们充满一种新奇的憧憬,怀着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壮烈情怀。冬天行船江风很紧,满目萧条的景象,船过涪陵,凭栏远眺,彭咏梧见四周无人,忽有所感地说道:“杜甫凭吊诸葛武侯,有两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次下川东,不要留得后人来替我们惋惜就好了。”不想这句话竟成谶言。
彭咏梧,云阳县人,1938年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后任学校支部书记。1939年冬,因他的活动有所暴露,万县中心县委通知他立即撤离,离开学校后,全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
1940年,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云阳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党组织发展太快,党员数量骤增,成分不纯的问题一下暴露出来,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变,彭咏梧临难受命,担负起清理组织,重建云阳县委的工作。
1941年彭咏梧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并以中央信托局职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彭咏梧具有成熟的革命家的冷静、机智和果敢,当同事谈论国家大事时,他从不回避,又不暴露,跻身其间,对一些糊涂思想、错误论调,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1944年深秋的一天黄昏,彭咏梧与另一位市委委员莫达在江家巷的一家小酒馆对酌,两人很久不见了,要研究的事情很多,不知不觉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彭咏梧发现隔桌有几个人十分注意他们,门口还有不少人影晃动,彭咏梧悄悄踩了一下莫达的脚,丢了个眼色,莫达也警觉起来。只听彭咏梧“啪”地把桌子一拍,指着莫达破口大骂:“好你个下江老二,做生意也太不讲信用了,讲好这笔生意做成了对半分,现在钱落进你腰包里,就想独吞嗦!”莫达也不甘示弱地对骂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拍桌子打巴掌,丢盘子摔碗,最后互相抓住对方衣领,眼看要打起来,伙计和店老板忙将二人拉开,彭咏梧气势汹汹将桌子掀翻,扬言道:“下次不要让我碰到你!”遂扬长而去,莫达付清酒钱和摔坏的杯子钱,也赶紧离开了。只听身后有人在说:“都是你乱报情报,明明是两个生意人分账不均,硬说是‘共匪’,害老子白跑一趟!”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环境十分恶劣,彭咏梧的工作又很紧张,白天他是中央信托局的高级职员,下班后,又四处奔忙,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彭咏梧的薪水是比较高的,但他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作党的活动经费。作为银行高级职员,吃得太差容易引人怀疑,老彭和江姐经常悄悄买点烧饼,躲到党内同志家里吃完,又穿得漂漂亮亮地出去。工作重、生活差,彭咏梧患上了肺病,经常累得吐血,仍然忘我地工作。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大反攻,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在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牵制敌人进行内战的兵力,配合解放大军,早日解放大西南。
身为临委委员的彭咏梧,积极争取去下川东打游击。临委认为彭咏梧是下川东云阳人,既有对敌斗争经验,又对下川东情况比较熟悉,是个合适的人选,因此决定:
派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党的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川东游击纵队政委。
同时派他的爱人江竹筠和办《挺进报》的吴子见做他的助手。
彭咏梧一行到达万县后,向下川东地工委传达了川东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下川东地工委根据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以及历史、地理等各种条件,确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云阳、奉节和巫山、巫溪一带,这一带地势险峻,与川陕鄂广大山区连成一片,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这里盛产盐、煤,在手工操作的盐厂、煤窑,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地下党组织又长期在盐、煤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展党员。当人民解放军打到湖北的消息传来后,一部分工人迫切要求武装起义,迎接解放。
11月底彭咏梧来到云阳云安镇,在作坊沟刘子俊同志家召集了地方干部会议,初步了解了各方面情况。会后,彭咏梧假扮“万县大有油号张经理”以进山收购生铁、桐油为名,由汤溪特支书记沈凯陪同,沿汤溪河溯江而上,一路上彭咏梧豪情满怀,对身边的同志讲:“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在农坝乡炉塘坪赵唯家里,召开了云阳、开县、奉节、巫溪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彭咏梧为政委,参加过1935年中央军委领导的云阳暴动的老党员赵唯任司令,辖三个支队:巴北支队由赵唯兼司令员,李汝为任政委;奉大巫支队由彭咏梧亲任政委、七南支队由刘孟伉任司令员兼政委。
炉塘坪会议,揭开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序幕,是一次为下川东武装起义奠基的历史性会议。
会后彭咏梧、江竹筠、蒋仁风、吴子见分别来到奉节青莲乡,领导奉大巫支队开辟游击区。蒋仁风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在川北搞过民变武装,有实践经验,做彭咏梧的军事助手,担任奉大巫工委书记,陈太侯任纵队副司令兼奉大巫支队司令员。
陈太侯人称陈老四,原是个袍哥大爷,小地主家庭出身,后因家道中落,他只上过三年私塾。1944年,他多方筹集来的准备开办糟坊的本钱,被区府官员刘某没收,陈太侯多次要求发还,均遭拒绝,眼看血本无归,陈一气之下将刘击毙,由此逼上梁山。多年的江湖闯荡中,因为待人义气,很得同伙信赖,不久当上舵把子,他以广交朋友,组织了袍哥性质的“金兰社”,手下有两百余人,十多条枪,邻近几乡的豪绅明知他暗中把持乡政权却也奈何不得。
1941年奉节地下党负责人王庸被关进监狱,不久王神秘越狱,成为当地奇闻,陈太侯非常仰慕,多次打听王庸的下落,并流露出对王的信任和敬佩,汤溪特支派人以王庸的名义与陈见面,真是一拍即合,他表示“我一生乱闯,没人指路,共产党的主张太好了,我坚决跟共产党走,杀头也不变心”。并由彭咏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昙花乡乡长彭汝中是陈太侯的表兄,为人正直,足智多谋,遇事不乱,深得陈太侯敬重,他不仅以乡长身份支持陈太侯枪支、钱粮,还利用乡长职务之便掩护游击队活动,还安插了七名游击队员当乡丁,掌握了枪支。
青莲乡的大地主、私立青莲中学董事长肖和中是奉节北岸上层人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拥有七八十条枪,1945年赵唯派党员雷寄萍等打入该校,团结影响了一批学生。次年党员贺德明又被派到青莲中学,渐渐赢得了肖和中的信任,一年后,当上了青莲中学校长。肖和中的儿子肖克诚思想进步,与贺德明很是谈得来,贺便找机会向肖家父子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随后,彭咏梧亲自出面做肖和中的工作,指出“全国解放就在眼前,头号战犯蒋介石即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同时,还对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现在党对士绅的政策是,只要开明,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的,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在我们以后建立的新政权中,还可以担任政府职务。
就是支援我们的钱粮物资,我们也要给收据,待新政权建立后,予以偿还和奖励。”
肖和中解除了疑团,认清了道路,便向老彭表示:愿全力支援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不但将私人的枪支交给游击队使用,并和家族一起捐出黄谷300余石给游击队作给养。
还有一户大地主廖竹、廖沛兄弟,在地方上有相当势力,拥有20多条枪,地下党组织通过他们的亲戚、学生做工作,使他们由中立转为全力支持暴动。
青莲、昙花、大寨三乡实际已在游击队控制下,云、奉、两巫的武装骨干开始向青莲、昙花集中,主要有谢国茂小队。谢是云阳人,后流落到巫溪,无固定职业,他工作十分积极,为人正直勇敢,带领有煤矿工人、船工等三十余人,由蒋仁风对他们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着重教育他们不怕牺牲,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