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挺进报》一案终于有了线索，行辕二处喧嚣了起来。
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审讯共产党案，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
……
当时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的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令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军统对革命人士的审讯，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仅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
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没有吐出一个字，用坚强的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老顾”被带了上来，从李克昌那里徐远举已经知道了“老顾”的底细。“老顾”
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1945年底，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地下党市委负责工人运动的委员）领导下，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进步群众。
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任达哉，思量怎样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任达哉也在紧张、恐慌地思索，他想到自己有一张“军统通信员”的牌可以对付。在徐远举凶狠的目光与任达哉相对视的一瞬间，任达哉不由自主的一颤，徐远举心里就有底了。他主动指出任曾经做过军统通信员，并且希望继续合作下去，好好交代问题，否则这里的刑罚不好受！任达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手中的牌还没有用上就给废了，一下子慌了神，心在剧烈地跳动，嘴唇在发抖……当陆坚如咆哮着用刑后，任达哉终于抵挡不住，瘫倒在地，表示愿意招供！
任达哉交代了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领导人是“杨清”，担任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是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最后，任达哉还吐露，已与上级“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接受任务布置。终于打开了缺口！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交代了进一步破坏的情况：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追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代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这个被叫做杨清的，实为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于1948年4月4日被捕。此时他遍体鳞伤，但身体的伤痛已顾不上了，他的大脑在飞速地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任达哉为什么会叛变？有哪些同志还可能被捕？突然，他的心猛地一颤，冷汗从头上冒出！家中床下的箱子里藏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的申请书和几份党内文件，怎么办？他不顾浑身的剧烈疼痛，强行挣扎起来，在牢房门口急促地张望。他要想出去，他要想找人……当时二处有一个看守特务叫陈远德，此人利用被捕人员急于与外界联系的心情，经常主动接触被捕人员，表示可以帮助带信出去或带信进来，从中他可以得到一些被捕人员或家属给的衣物和小费。当他发现许建业在牢房里焦急不安的时候，便主动向许建业表示他可以帮忙。这时的许建业正为那些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党内文件的安全心急如焚，陈远德的出现和他的表示使许建业欣喜若狂，他没有也来不及仔细考虑，便恳求陈远德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刘德惠处，并答应信送到后给陈4000法币，而且今后可以为其介绍工作。许建业一再请求陈远德立即去送信，陈远德当即答应。
陈远德拿了许建业的信后，并没有立即送出去。他知道这封信不比一般，不像是通知家属的那种信，万一送出去惹出问题自己就会有麻烦……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脑里出现。陈远德立即向上级报告：新关进来的犯人杨清向他行贿，托他送信给志成公司的刘德惠。
这封信立即送到了徐远举的手里。徐远举一看信中是要刘德惠烧掉文件，他认为这可能又会发现新的线索。在《血手染红岩》中徐远举的交代：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特务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内中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当场将公司董事长黄大墉、总务科科长周则洵和会计组组长刘德惠逮捕。
黄大墉则供出了地下党在电力公司的组织情况，向特务交代了刘德惠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电力公司的支部书记。徐远举根据这一情况派特务继续在公司守候监视，以扩大线索。同时，立即派特务按搜查出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地址、姓名到各工厂抓人。
1948年4月5日，特务在重庆的兵工厂、铅笔厂等地将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慰、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孙志成等秘密逮捕。
看守陈远德，密报情况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兵提为少尉军官。
许建业急中出错，轻信看守陈远德，导致党组织进一步被破坏，这一错误令党遭受了损失，也给许建业的心灵以极大的刺激，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碰壁自杀未遂。
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屈膝求荣、卖身投敌，致使重庆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1948年4月6日，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带地下党员涂绪勋去志成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运工作。刘国定一到许建业的办公室就被守候的特务扣下。在外等候的涂绪勋见刘久未出，也进到许建业的办公室，特务也将其扣下。因在办公室讯问时，涂绪勋坚持自己是来找许建业联系有关公司业务的，与刘国定不认识，公司的职工也证明未见过此人，遂被放走；而刘国定称自己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当时的掩护身份），但特务向公司职工了解到他是“黄先生”，经常与一个叫“肖胖子”的人来找许建业。于是，特务抓住破绽逼迫刘国定交代与许建业的关系，刘国定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刚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反复强调自己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余天、李忠良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过，特务要求刘国定将讲的情况写下来。刘国定本以为就此可以了事，但是当他写完后，立即被带走，当晚被关进渣滓洞看守所。
在渣滓洞看守所，刘国定对突发的事变进行着仔细的思考：许建业是为什么被捕的？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从特务找公司职工调查到要我写交代，证明特务不知我的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农村武装起义失败逃来重庆的，按我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如特务去核查，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是抓不到他们的，这样我最多被关几天就会放出去。
1948年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出卖同志，交代组织。
李忠良供出的情况有：（1）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2）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的地址；（3）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4）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党员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捕抓刘国和余永安。刘国因住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公馆，在特务进入公馆遭盘问被纠缠时，刘国趁机逃走；余永安在银行被捕。
余永安在重刑下也叛变了，供出上级“老张”，并于4月16日亲自带领特务到北碚接头的地点将“老张”逮捕。
“老张”被捕后，经特务一用刑就立即叛变。他向敌人交代的情况有：（1）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副书记，叫冉益智；（2）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3）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城区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浩生、北碚师范支书蒋启予；（4）交代出重庆部分学校的地下党员学生领导──重庆大学的凌春波、周国良、杨邦俊，西南学院的罗洛庚，乡建学院的甘光余，相辉学院的金成林，重庆市一中的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以及青年会的陈作仪；（5）“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冉益智的叛变，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命令特务机关立即对冉所供人员实施逮捕！
1948年4月17日，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与徐远举一起审讯了许建业和刘国定。
许建业在审讯室里，十分沉重，但也非常镇定。
徐远举指出：你行贿看守，要销毁证据，但却使自己的组织被破坏，你已经是共产党的罪人了！如今地下党的领导都叛变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该何去何从了。
许建业紧锁双眉，一言不发。
叶翔之威胁许建业，如不老实交代问题，只有让你体会几十套刑罚的滋味，那可不是好受的！
许建业紧咬双牙，一言不发。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挡案（A-178）中，关于许建业的情况有以下记载：
……他在敌人残暴的酷刑面前，临危不惧，当敌人用吊刑、老虎凳等严刑拷打，几近于死时，始终坚贞不屈。特务头子徐远举威逼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许说：“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共产党员！”
匪特徐远举、张界、王仁德（均审讯逼供过许建业烈士）一致供称：许在严刑面前，革命意志坚定，拒不招供。
匪特左洪钧（匪保密局人事股长）供：伪行辕主任张群亲自审问过许建业，并许以高官，但许坚贞不屈，始终不招，被判处死刑。
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
审讯室里，刘国定心里在打鼓，上下牙在打架。
叶翔之围着刘国定转了几圈，眼睛死死地盯住他，不停地发出哼哼之声！
刘国定心里发怵，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徐远举叼着香烟，不停地点头，手在桌上也不停地敲打。
刘国定张着嘴巴，两眼瞪定。
“市委书记刘国定！”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叫，令刘国定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徐远举高兴地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叶翔之狡诈地说：“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时的刘国定只是不停地摇头，不停地摆手。徐远举对一旁的特务使了个眼神，几个特务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开抽，刘国定忙大叫：我不是，我不是！但是，没等皮鞭抽几下，徐远举、叶翔之就听到了想听的那句话，刘国定急促地连声道：“我交代，我坦白！”
刘国定叛变了，他交代出的情况有：（1）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2）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3）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4）《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以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5）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罗广斌、沙丁、彭咏梧、江竹筠、刘国；（6）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7）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8）川北中心县委骆安靖以及在广安统战工作的情况；（9）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等。
在《血手染红岩》中，徐远举有这样一段交代：
听什么人说过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是血腥和残酷的；地下党组织中的叛徒变节投降是疯狂和无情的！
任达哉、李忠良、刘国定、冉益智背叛革命，投靠敌人，出卖同志，交代组织，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刘国定、冉益智为保全性命，竟相互争先出卖，甚至亲自带特务捕抓地下党员，在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嘉奖”后，刘、冉变得更加疯狂和无情！
冉益智进一步出卖组织和地下党员，交代出：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党员干部廖模烈、高天柱、师韵文、赖德国、荀明善、颜昌豪，川西地下党的韩三思、颜如瑜、齐亮、马秀英、徐邦一、傅茂德、程谦谋等。
1948年6月11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将正在万县辅成法学院读书的涂孝文诱捕，并“现身说法”动员涂叛变。软硬兼施之下，涂孝文出卖了下川东地下党干部：
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和宜昌特支书记陶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