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冉益智又向特务交代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禁不住酷刑折磨，出卖了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以及重庆地下党遭破坏后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英夫妇。
冉益智大量出卖组织和人员的同时，为了表示自己“归顺”得彻底，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作反共宣传，并为特务机关写“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教材，帮助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由于他“反共”有功，特务机关授予其“中校专员”职务。
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叛徒冉益智作出判决：“……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剥夺上诉权，以维法纪。”
刘国定是被冉益智指供后叛变的，但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出卖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重庆地区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在上海，领导人是钱瑛。
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捕抓钱瑛，因钱瑛已转移至香港而扑空。在上海、南京，特务逮捕了尚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张友鸠、陈丽金。
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璧山特支书记张宇浓，党员白石坚，在重庆的地下党员王丕钦、李铭三、陈为智、徐世荣、胡其芬、李玉钿，在成都的陈为珍、罗广斌，合川的蔡尚禄等大批人员，以及重庆地下党经营的经济机关“德士古石油公司”。
1948年7月4日，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8月，刘国定回到重庆（之前带特务赴上海、南京抓捕钱瑛等上级机关地下党员），立即做骆安靖的工作，他对骆讲：“我本来没有讲你，但是6月间听说涂孝文在万县被捕了。他知道你在广安，我怕他先讲出你来，我才讲出你。徐处长这个人很厉害，他会把你挤干，你要说得他们相信了才走得脱。”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反复劝诱下也叛变了，供出了第五工委的委员谈剑啸、杨玉枢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7名党员。
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任命他为“中校专员”。重庆解放前夕，刘国定向特务机关献上“中共在川活动概况”、“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等材料，以示与人民对抗到底的决心。
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刘国定作出判决：“……此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应予坚决镇压。特根据中共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第二条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剥夺其上诉权，以维法纪。”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生死关头，刘国定、冉益智、任达哉、李忠良、骆安靖、蒲华辅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丧失了革命信念，动摇了革命意志，贪生怕死、卖身求荣。
在这些叛徒中，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令人深思。李文祥，1938年入党，1948年4月17日因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在审讯室里，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他意志坚定，临危不惧，当特务用其上级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白公馆牢房。
在狱中，李文祥极度关心着妻子熊咏辉（与李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情绪一天一天地消沉下去。当特务将他带到渣滓洞去见妻子熊咏辉时，他的情感已非常脆弱，反而是妻子鼓励他不要怕，坚持斗争！李文祥回到牢房开始伤心流泪，哭哭啼啼地对同室的陈然讲：“入党十多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党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入狱，还连累了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现实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陈然见李文祥情绪悲伤，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心，保持革命意志。陈然对李文祥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要在中国取得胜利了，地下党员为之奋斗的目标快要实现了，就算我们为革命胜利献身，这也是无上光荣的！
这么多的同志与你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要保持气节，要勇敢地坚持斗争，做一个革命的英雄！”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顶点，他要出去交代自首。陈然曾经极力地阻止，甚至提出：如果你要出去坦白，我就去自杀！李文祥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12月14日，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
李文祥向特务交代了：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生（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程谦谋等16人，造成何柏梁、程谦谋、“老伍”3人被捕。
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由于判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在白公馆经同志们的帮助，没有再出卖同志，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抓人行动，“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挺进报》被叛徒出卖了！地下党组织被叛徒破坏了！叛徒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和党组织遭到的损失，使我们的同志在许多方面开始进行反省和思考。
陈然“气节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刘国高呼“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杨虞裳从容镇静地走向刑场/李青林在酷刑下坚不吐实/成善谋宣告敌人“最多活五年”
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员和革命者随时都要面对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名与利的问题。陈然的《论气节》一文，充分表达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此文发表在当时的《彷徨》杂志上，全文如下。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
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心养性的成就！
气节，有几种不同性质的说法：
诸葛亮对昏庸的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被称为气节的。然而这种气节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为了某一个家族而已，可说是一种“奴才主义”的气节。在今天，应该坚决地否定它！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也被称为气节；这种气节只是孤芳自赏，超人傲世，卖弄自己的清高，可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气节。在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来宣扬它！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白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法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呵！”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六十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徐远举根据刘国定、冉益智的招供，对《挺进报》机关着手进行破坏活动。针对刘、冉的叛变，在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委员李维嘉指示下，突击编辑出版了两期《挺进报》，并迅速地寄发给敌人，以转移敌人的视线。由于形势危急，李维嘉转移成都，临走前向陈然发出暗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要求他赶快转移。陈然于1948年4月19日收到上级要他转移的信后，仍然决定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后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陈然在自己家里的工作室里开始印刷第23期《挺进报》。当他印刷完，正准备将《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通过阁楼窗子看见江面上有汽艇游弋，听到楼下有人叫嚷要查户口。陈然立即翻窗，但被守在楼下的特务发现，大叫：“是谁？你敢跳老子就开枪！”
特务蜂拥而至，冲上楼将陈然逮捕。在工作室，特务除了搜查到刚印完的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其他一无所获。
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交代材料中这样描述陈然：
陈然、古承铄被捕时都只有二十几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
审讯室里，徐远举看着陈然连连摇头，他实在不能相信就是这个年轻人，居然是地下党《挺进报》机关的特支书记，搞得上下不安的《挺进报》就是从他的手里弄出来的，如能从他嘴里搞出《挺进报》的发行情况，就有可能进一步铲除地下党在各工厂、学校的组织活动。
徐远举：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
陈然：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
徐远举：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
陈然：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徐远举：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老实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
陈然：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
那还要我交什么材料！
徐远举：你在强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不交组织！
陈然：不交又怎么样？
徐远举：不交，就强迫你交！
陈然：那你就强迫吧！
徐远举：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陈然：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就没有资格问我的话！
徐远举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歇斯底里地怒吼着，他跳起来命令特务给陈然上刑！
陈然受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也没有透露一点特务感到有用的只字片语；陈然受到了各种威胁利诱也没有损害任何一个同志和朋友；陈然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使特务黔驴技穷、一筹莫展。
在白公馆牢房里，陈然忍受着巨大的伤痛，甚至没有哼过一声。他昂奋达观地告诉难友：“在敌人严刑拷打下，革命者靠的是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他曾经告诉一位同志，他想写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诗的大意是：地下党员参加革命早以把生死置之度外，毒刑拷打死亡威胁算不了什么，保持气节、战胜敌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将成功。小说《红岩》中的《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据陈然在狱中的这个意思而创作的。
在被关押期间，特务一直逼陈然交代出组织情况和《挺进报》的发行情况，陈然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从编辑到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干的，除此以外，无可奉告！特务又企图以工作、金钱、当官等来引诱陈然，遭到严厉的拒绝。
当李文祥出现要变节的情况时，陈然的义愤达到了顶点！敌人的引诱、同志的软弱，使陈然产生了一个计划：找个机会做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就自杀！以此向敌人宣告，决不屈服！向难友们表示，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向那些软弱的人猛击，要经受住考验。后因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政局表面上有转机，特务对他的压力有所减轻，他才放弃自杀计划。
1949年10月28日，在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陈然、成善谋、王朴、雷震、蓝蒂裕、华健、楼阅强七位同志，以及叛徒蒲华辅、涂孝文、袁儒杰，被宣判死刑后押往大坪刑场。在刑场上，陈然挣脱掉背上的“死囚”标牌，向特务高喊：有种的从正面朝我开枪！特务不敢从正面开枪，几个特务冲上去，强行将陈然扭转过去，胆怯的特务只敢从背后朝他开枪！
一位当年目睹这一惨况的老人说：“这真是一条汉子，打了那么多枪都不倒下，还站着喊口号，敌人的手都发抖了，最后还是用机枪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