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会不要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1948年3月12日第十六期《挺进报》，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的是：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的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在头版头条的“捷报”中，有“陕北电”──击毙敌29军军长，有“东北电”──解放营口时消灭俘虏敌军6497人。
《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写道：
东北1月29日电东北军区政治部填发命令调查被解放后参加解放军的前蒋军士兵（就是解放战士）和家在蒋管区的指战员的籍贯，家在解放区的解放战士，由政治部通知当地政府和农会分给他们和家属土地财产，家在蒋管区的无论是解放战士或者自动参军的战士，一律由政治部保存名册，等到他们家乡解放的时候，通知当地政府和农会分给他们本人和家庭土地及财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光荣烈士，到他们家乡解放的时候他们本人和家庭仍然可以同样分到土地和财产，并且得到帮助。
《挺进报》，一张用毛边纸油印的地下党机关报，用极为简单的钢版、蜡纸刻写，用油墨、油印机来制作，通过邮局和地下秘密交通来发行；它的内容含量之大，宣传战斗力之强，影响覆盖面之广，是地下党坚持斗争、敢于斗争的伟大创造！因此，《挺进报》在解放战争时期被称为“小《新华日报》”。地下党工作者视《挺进报》为自己的“生命线”，每当拿到它时总是如获至宝；党的积极分子和进步群众也争先恐后看《挺进报》，《挺进报》像一块磁铁将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吸引在自己的周围。
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爆发了全面内战，到1947年6月，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中，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7年国民党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下降为373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增加为195万，其中正规军近100万。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1948年1月，川东临委接到了中共中央由上海传来的三条指示：一、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二、开展对敌攻心斗争，三、可以发展“特别党员”。
1月中旬，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抓住“全国形势转折”的时机，加强地下党工作的力度，加强团结、尽可能争取一切力量，发展壮大组织，利用《挺进报》和各种手段对敌开展攻心工作。
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从组织领导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分工，以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贯彻执行。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负责城区党的工作和掌握各种特殊关系；副书记冉益智负责各学校的党组织工作和组织发展，以及学生进步团体组织的联络工作；委员李维嘉负责宣传教育和青年、妇女、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委员许建业负责各工厂、企业的党组织工作以及开展工运活动。
《挺进报》特支和“电台”支部根据市工委的决定，开始了积极有效的工作。在1948年2月9日的《挺进报》第15期上，对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了大篇幅的详细介绍，对在“第二战线”（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开展争取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策略，特别是在重庆这个国民党势力强大的地方，如何进行革命斗争作了分析阐述。文章最后强调：
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宣传成善谋烈士争取中间势力与孤立顽固势力，在执行过程中，常常易于混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正因为中国的中间势力有其社会基础，我们要特别谨慎和善于争取，减少革命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粗枝大叶，不实事求是的办法，都应该反对。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只有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才能取得伟大胜利。
为了执行上级关于对敌展开“攻心”
工作的决定，《挺进报》加强了对战场情况的报道，对蒋军溃败的消息也加大宣传力度。《挺进报》第16期，标题：《蒋军惯伎牺牲杂牌部队新华社东北分社记者评新立屯大捷》：
……二十六师的覆没又一次暴露了蒋匪拿杂牌军送死的阴谋手段，就是当二十六师被解放军包围的时候，陈诚、卫立煌匪徒，始终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就说一个月前，蒋匪一九五师和四十三师被歼灭的时候，与陈诚慌忙派了十个师去增援的情形完全是两样的。
标题：《蒋军两高级军官反正，孔从周等至电慰问》：
鄂陕前线消息：前蒋军三十八军高级参议刘俊浦、淄重团团长上官树德二位先生，因反对暴政，本月初投奔苏鲁豫皖解放区……在地下市工委的领导下，《挺进报》开始向国民党展开“攻心”战。“特支”制定了对敌的发行方案：一、通过邮局直接向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机关寄发；二、依靠地下秘密交通员对一些必须要警告的反动人物直接投送。《挺进报》发行量由以前的几百份激增到1000多份，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要出版两期。《挺进报》像一把钢刀，直插在敌人的心脏！
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以后，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曾认为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已被摧毁，再也不可能重新建立，共产党在重庆已不复存在了。蒋委员长的“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豪言壮语”，使朱绍良感到升迁的机会到了。但是，当他还没有制定出提高自己“政绩”的计划时，一张从“亲启”的信封中取出的《挺进报》，使他目瞪口呆！
那用油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如当头一棒，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一时缓不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朱绍良死盯着《挺进报》，一股杀气从骨子里冲出，他拿起电话，命令情报处处长徐远举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徐远举，1932年参加军统，从军统西昌站站长、川康区副区长到军统本部行动处副处长，重庆行辕第二处少将处长，是军统里实力颇强的人物。朱绍良一反常态的严厉态度，使徐远举感到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徐远举交代了当时的情况：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共产党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共产党实在太猖狂的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恐慌和压力。
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材料中交代了对“限期破案”任务的策划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学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
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学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宴席菜酒，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
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
（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
（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
（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徐远举的计划得到长官朱绍良的批准，并要求徐远举统一协调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地下党！徐远举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要将搜集的情报及时报上，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特务们积极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似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特务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
重庆的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紧急戒严，清查过往行人。
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和万县、云阳等地的特务配合清剿部队四处搜查。
地下党员陈柏林不慎受骗，“红旗特务”从内线打开缺口/任达哉叛变招供/许建业轻信看守，急中出错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中，有陈柏林被捕原因及狱内表现的记载：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在重庆的民生路有一个“文成书店”，在特务撒大网搜查线索的时候被迫暂停营业。这个书店的店员陈柏林是一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在书店被查封后到草堂国专暂住。同室的姚仿桓是一个军统的情报员。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向他大发牢骚，强烈地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也随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
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姚仿桓立即把陈柏林有《挺进报》的情况向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做了报告，李克昌为了行动迅速（因姚仿桓脚跛）派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的身份去接近陈柏林。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
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提出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把他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