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经过43天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警告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
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国民党军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
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从八年抗战到重庆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组织机构有三次大的变化：
一、1938年11月至1943年9月的川东特委（1943年，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返延安后，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了上下川东特委；抗战胜利前，上下川东特委也撤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同志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
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
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
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疯狂地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使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达到了顶点。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共产党组织是在一种难以想象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以及对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昂奋达观地坚持与敌人斗争。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蒋管区地下党工作的指示。地下党组织建立的各级党的委员会，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党的各级组织秘密开展各种活动，广泛、深入地联系群众，积极发展党组织，积蓄党的斗争力量。地下党工作者从事革命活动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可能被杀，没有任何报酬，只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的高尚品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开了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开始了更加凶残的破坏、镇压、屠杀。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封杀后，重庆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政治空气更加沉闷，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是蒋介石的一员反共大将，1947年奉蒋介石令到西南坐镇，他自持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加上世界大国美国的支持，叫嚣没有什么对付不了共产党的，在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上，“三个月击破共军主力”，以及“国军胜利”之类的消息甚嚣尘上。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问世了，这个刊物同党的《新华日报》
有秘密的关系，更由于这个刊物的“灰皮红心”使它的发行量大增。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撤走，对重庆地下党组织又是一次极大的考验，面对严峻的形势，有的人苦闷焦虑，有的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度失去信心……针对这种种情况，陈然大声疾呼：要保持革命的气节！在与《彷徨》杂志的编辑讨论了几天之后，陈然写了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谈”在《彷徨》杂志上发表。陈然在文章中颂扬了“在富贵诱惑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的伟大气节。
这篇《论气节》是对重庆当时复杂情况的写照，是对没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半途而废的嘲笑，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高度理性的弘扬，是对地下工作者持之以恒的最大激励。这篇文章发表后，《彷徨》杂志社收到了香港地下党组织寄来的《群众》
和《新华社电讯稿》油印件，正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欣喜若狂！他们像大海里的行船，终于看到了指路的航标！
陈然和同志们立即意识到：战斗的时刻又来到了，应当立即把消息传播出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戳穿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胜利”的谎言。他们将《新华社电讯稿》和《群众》上的消息摘录下来，用蜡纸刻好后油印若干份，为了绝对的保密，由一人负责分送到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手中。“无名小报”于1947年的夏天开始，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共产党“报纸”，它的横空出世使许多地下党工作者和进步群众有了主心骨，共产党的消息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情况在黑暗的山城迅速地传播。
这份“无名小报”发送了几期后，立即引起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视，地下党员刘国经与吴子见接触了解情况后，地下党组织立即派市委委员彭咏梧与陈然等同志联系。当陈然、刘镕铸、蒋一苇、吴子见等知道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的时候，他们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地下党重庆市委在对“无名小报”的来源做了详细了解后，市委做出决定：一、《彷徨》杂志停办；二、“无名小报”取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领导；三、原《彷徨》杂志的几个同志负责筹办，蒋一苇负责编辑和刻写，陈然负责印刷，刘镕铸负责发行，吴子见参加工作；四、《挺进报》设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陈然是车间管理员）。
1947年7月，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数个月后，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机关报《挺进报》又秘密地在重庆出现。《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党工作者顽强战斗、积极作为的产物；《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屡扑屡起、英勇奋斗的象征；《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举起的一面大旗。它像一盏明灯划破黑雾，使人民群众和地下党员看到了希望！
1947年11月，彭咏梧与吴子见被派到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挺进报》
改由市委委员李维嘉领导，并建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任支部书记，蒋一苇正式加入党组织，陈然也重新入了党。1948年2月，刘镕铸奉命转移，陈然代理特支书记。《挺进报》的发行，最先是用毛边纸油印的八开小报，后又用有色打字纸油印，从100多份到1000多份，到1948年4月被破坏时共发行了23期。
《挺进报》作为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在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中传看，在川东临委下属的各地党组织，通过邮局和地下党的秘密交通渠道发行。地下党市委为了绝对保证《挺进报》的秘密发行，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和规定。编辑、刻写、印刷、发行均单线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各个工作环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和隶属关系，同时，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守秘密，包括自己的家属也不能透露。同时，为了使《挺进报》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下市委决定添置收音机，组织专人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并建立了“电台支部”，由成善谋负责（成善谋当时是“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的经理）。
《挺进报》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以后，瓦解敌军的消息和文章就多了起来。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档案中，有几份当时的《挺进报》，我们从中选录部分，可以看出它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1948年2月9日的第15期《挺进报》，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头版《论民族统一战线》一文中这样论述到：
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领导权问题，也毫不掩盖的承认只有中国共产党负责才能胜利。革命领导权的争取，不是中共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主革命要彻底完成，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阶级的联合是最基本的主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之下，是软弱无能，在斗争中经常动摇不定，因此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必然落在代表中国工人、农民其他一切被压迫者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双肩，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负责应有的态度。
关于在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地下党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如何既团结，又讲斗争的辩证关系：
统一战线既非一个阶级的组织，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奋斗，不可能没有内部的斗争，为着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必然要反对一切脱离群众，违反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思想，而要求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因此，“揭露”
或批评少数违反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思想与行动，正为着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团结，如各行其是，势必分裂，团结不巩固，就增加了胜利的困难。当然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等于对外共同打倒敌人的那种斗争，具体地说，是对同盟者违反共同纲领的揭露，目的是“劝人为善”，孤立他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继续在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斗争的方式，批评的火力，都应当适当考虑，发动斗争的时间要有先后之分，批评的分量要有轻重之分，必须做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所谓既斗争又团结，是巩固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缺一不成。斗争是为一定原则之下的团结，团结必须为原则而斗争。为团结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决不应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
关于在战场上的情况，对敌我双方的力量、策略、兵力调遣也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在冬季战斗中，由于秋季局势的发展，蒋军的冬季战略，乃是要求阻止秋季以来战争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集结蒋军，蒋军想在东北、华北以至淮河以北的各个战场上，利用气候、工事、集结兵力这三大武器，全力守御已有的点线，同时则集中一切可能抽调的兵力，对局部重点（如大别山区）来一次冬季大扫荡。
……今年冬季东北、华北的寒冷，据说是数十年来所罕见的，但是，零下32度的酷寒，并没有冻结解放军波浪汹涌的攻势；难怪合众社的记者讥笑：“依靠冬将军赶走共方攻势的理论，跟马奇诺防线的西方理论，一样是陈腐愚蠢的了……”
……由于东北、华北、中原的几次大角逐，及运城等处新式攻坚的结果，冬季战场的角逐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规模要比秋季和初冬更进了一步。因而，到去年底时，解放军17个月来（1946年7月─1947年12月）已折损蒋军169万，其中死伤64万，被俘105万……
除理论、战场和敌我双方的情况报道以外，《挺进报》对西南各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活动也有一些报道：
川、康、黔三省民变武装在不断的发展与壮大之中，四川计有百余县，分布甚广。
在规模最大的川北嘉陵江沿岸……号召农民抗粮、抗丁、抗税及反土劣，帮助农民起义……
……川东北大巴山脉与长江间三角地带之巫山、巫溪、奉节、云阳、万县、丰都、长寿、开县、城口、万源、梁山（平）、达县、大竹、广安、渠县及黔江流域之安县、绵阳、中江、射洪、潼南，沱河流域之安岳、大足、荣昌、隆昌……为开展对敌攻心工作，《挺进报》发表了一篇《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