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旧日同事安志坚君于1949年12月11日早晨乘被难烈士专车到达蒋匪杀人魔窟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我们这一小组共是三人，除我和安志坚君外，另一位是杨将军蒲城小同乡秦一民君。由李育生君（曾在魔窟坐牢三年）引导，另外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们，同时有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记者陈琦震先生。
新民报记者周德华先生等数人则另乘一吉普车先行。
我们汽车进入魔窟特区时，即感到非常异样，因为今天细雨绵绵，好像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气氛。我们汽车开到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怵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由那里上山，一路都是烈士尸棺。最后到一盖得很讲究的所在，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那是所谓戴公祠了。戴公祠之右，又是一连几间房子，据说是魔鬼会客之所。就在这房子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面上是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的地方，靠左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页。此处即系匪徒们将杨将军忠骸埋弃之所，这消息是一个当时担任警戒的卫兵传出来的。将近下午一点钟，李育生君指示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尸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是很大，然后全身都看见了，并且在脚头发现一尺宽、一尺多长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是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双手背绑，双足也用绳索绑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绑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善，额已见骨，鼻尖已塌毁。李育生君和中央制片厂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希望我及安、秦两君详细鉴别，有无错误。工人们则继续；挖出一头朝左方的青年人尸体，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经我们细细看过，认为确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须发长度和那位卫兵所讲相同）。（二）骨骼甚大，胸部发达。（三）杨夫人谢葆真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其脚头掘出之骨灰一箱当系杨夫人无疑。（四）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蚀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我相信此一珍贵照片，将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爱惜和永远的纪念，并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蒋匪凶恶的真相。
给杨虎城将军遗体作最后科学鉴定的，是牙医蒋祝华，他曾给将军看过牙齿。
1983年蒋祝华老人回忆了作鉴定的经过：
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儿子）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表情来看，非常悲伤。当车驶向沙坪坝，经过杨公桥直抵我曾为将军看病的处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材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
我首先周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都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他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的那样，都是完好无缺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将军牙齿的特征，才在千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一份请帖，请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认定。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05）
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杨虎城家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的唁电：
惊悉杨虎城将军于本年九月十七日（杨于九月六日遇害，当时误传为十七日-引者注）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杨虎城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由此而受到蒋匪介石的囚禁达十二年之久，并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谨电哀悼，并望勉节哀思，为继承杨将军的爱国事业，彻底消灭反动匪帮的残余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的唁电：
杨虎城将军长期系狱，复遭残害，举国闻讯，同伸愤慨。将军推动抗日，有功民族解放事业，今日牺牲，将永远为人民所悼念。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榇，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倍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皖南事变”千古奇冤，叶挺身陷囹圄；不从狗洞子里爬出，“江南一叶”尽显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安徽泾县云岭北移，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突然袭击，我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他于8月1日与贺龙同志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又领导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失掉党的关系。
抗战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遭到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叶挺曾在北伐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党中央考虑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欣然受命，前往延安，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辞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
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致答谢辞时，以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他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与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战功卓着。毛泽东高度评价“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着勋劳”。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同时又设下种种阴谋，必欲歼之而后快。
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长江、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同时电告新四军领导人，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发事件。但是，掌握部队实权的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严重，在行军路线上，不执行中央指示，下达错误命令。当部队在茂林宿营时，侦察部队发现周围有可疑情况，叶挺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却被拒绝，仍按国民党指定路线行军，中了敌人的圈套。在部队遭到突袭时，作为军部领导的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却突然失踪，以致群龙无首，直至10日方才归队，战机贻误殆尽。部队在叶挺指挥下，虽拼死抵抗，然战至13日，敌人包围圈越缩越紧，至可交互穿射的程度。鉴于当时局势，经研究决定：军部领导以叶挺、饶濑石为一路，项英、周子昆为一路，分别率领少数精兵突围。其余各部，根据情况，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分别时，叶挺愤激地对同志们说：“反动派不打鬼子，专门屠杀我英勇抗日的新四军，真连秦桧不如。
月有阴晴圆缺，革命也有团聚离散。突围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留了一粒火种，留得火种在，自有燎原时。”自此各部分散突围。
14日，部队转移途中，饶以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身份，命叶挺下山与顾祝同谈判，叶衔命而去，即被扣留。杨顺仁在《撩开神秘的纱幕》一书中记述了叶挺下山谈判被扣经过：
14日，饶濑石从后面赶来，与叶挺一起歇息时，饶以商量的口吻向叶提出：“你是北伐名将，与顾祝同又有同窗之谊，估计国民党决不敢加害于你，能否请你去三战区长官部与顾谈判，争取他们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渡江北上。”叶挺道：“身为败军之将，手中无一兵一卒，哪来与人谈判的条件。”沉思有顷，又补充说：“广州起义失败，我离开党十有余年。此一惨痛教训，我实刻骨铭心。宁肯战死沙场，也发誓不能再有第二次。在这关键时刻，我决不能离开革命队伍一步。”
饶濑石这时拿出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身份，进一步对叶挺说：“问题性质十分清楚，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执行军党委决定，此事我自会电告党中央；同时在座的同志-时军部军法处长李一氓，组织部副部长余立金、参谋处长张元寿、军医处长王聿先等均在场-只要有任何一人突围出去，日后均可向中央证明，是党组织决定派你去的。”
叶挺见事情提到组织原则高度，又默思了一阵，正色答称：“作为党的决定，我自然服从。”
14日下午，叶挺携同王聿先和副官、警卫员等下山谈判，在鹿角山为蒋军52师扣押，旋解宁国县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总部。
另一路人马在项英、周子昆带领导下，来到位于泾县皮岭和延岭之间的蜜蜂洞隐藏，伺机向江北转移，讵料副官刘厚总丧失革命意志，竟将项、周二人杀害，下山投向国民党，后被投进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11·27”大屠杀时释出，下落不明。
却说蒋介石获悉叶挺被捕，自是按捺不住内心狂喜，以为此举可一举歼灭新四军。
17日，悍然下令，诬指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该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祸首，释放叶挺等12项条件。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7日周恩来在电话中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他以沉痛的心情，挥毫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18日《新华日报》上，由《新华日报》报童，冒着生命危险，提前几小时直接送达千家万户，使新四军惨被围歼真相大白于天下。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题词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叶挺就以指挥灵活、骁勇善战而闻名。蒋介石非常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长期以来总想拉拢叶挺为他带兵，但都遭到拒绝。此次叶挺落入他的手中，便想借此机会来征服叶挺。
叶挺一行10人被押到宁国时，上官云相衔蒋之命，为叶挺设宴洗尘。席上，上官提出只要叶挺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副总司令，看到这些屠杀抗日战士的刽子手，叶挺不禁怒火中烧，他一言不发，拂袖而云。上官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又将叶挺解送江西上饶三战区长官部，单独囚于李村监狱。
李村监狱筑有高墙，墙内为三间平房。除叶挺单囚一室外，邻室关有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秘书长黄诚等人。另一间为担任看守的宪兵住房。平日，叶挺的活动天地限于墙内狭小院坝。
上官云相劝降失败，蒋介石并不就此甘心，又令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诱劝叶挺归顺。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本为保定军校同学，因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顾祝同、上官因“剿共”有力，深得蒋之青睐。叶挺一到上饶，顾便以同窗好友名义宴请叶挺，此外，罗卓英、上官云相、黄伯韬等，也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作东，为叶挺“洗尘”。宴席上，一阵觥筹交错之后，面热耳酣之际，顾一干人马总忘不了主子意图，企图达劝降之功，然都遭拒绝。一日，顾又邀上官云相、罗卓英等人一同把盏相劝，吃得兴起，顾又向叶提出：“只要老弟发一声明，说明事变之起，都源于项英违抗军令政令。一旦责任分清，老弟即可留此屈就三战区副长官之职。甚而弟为主官，某作辅弼，亦无不可。”叶挺知敌人分化瓦解之图谋，起而辩驳：“如果事变之起，起于我军抗令，身为军长，责任在我，与他人无干。”顾又接着劝道：“老弟聪明一世，又何苦代人受过呢？”叶挺接过话头说：“要说有过，过在贵军。你们背信弃义，悍然围歼我军。我要求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公诸国人。”黄伯韬力图从中转圜：“希夷兄如果碍难措辞，可否由我们代为起草声明，由您署名发表？”面对如此下流之辈，叶挺不禁拍案而起：“不想你身为高级将领，这样下作，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此生如尚有出头之日，我定将这些事实告白天下。至于我个人去留，我原提出，此次事变与部属无关，应即无条件释放我军被捕官兵。如法庭判决，责任在我，我甘愿坐穿牢底，着书写作，以度余年。这就是我要发表的声明。”开初，叶挺出于礼貌，与这些人周旋，后干脆闭门不出，在斗室内着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