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原中央档案馆保藏的，叶挺1941年1月21日在狱中所作《囚语》一文。叶挺在《囚语》中回顾了早年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参加革命以来历经的危难，特别是表达了对皖南事变中死难者的悲痛之情和自己被囚禁后宁死不屈的决心。现将该文全录于后，以飨读者。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明末清初诗人、画家──引者注）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作，赤条条来光棍逝。
至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
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溶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线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
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余素无非份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国）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散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留舰上。去年斩头的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以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
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国）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至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句中，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其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的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却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到达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日（读）《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
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着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逃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至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便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廿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但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覆吾妻一电，请示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涕零，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反抗的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家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辫子。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动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八九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通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
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至友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康健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闻陈子谷君被俘，禁锢于离余八九里之山岩中，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彼善日文，担任本军对敌工作部职务，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或可免党狱折磨之苦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时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的。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话。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历史上有这个事实，洪成筹（承畴）为清大（太）祖所俘，态度坚决不屈，清大（太）后亲临囚室劝之，亦不从。
大（太）后出，谓人曰：“成筹（承畴）无死意，彼尚拂其衣上尘，爱其衣，岂独不惜身耶。”我之不理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的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沉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时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能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见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身处囚室，仍念念不忘部属的安危。3月21日，叶挺直接致电蒋介石：
当今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世瞩目，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以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途次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顾同室操戈不足取，宜即公布真相以安民心，以利抗战，特陈三点：
第一，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不听指挥，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
第二，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实真相，严惩首恶，公布全国。
第三，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着书、写作，以度余年。义无返顾，临电泰然。”
叶挺有一大爱好，就是照相。相机是他最宠爱之物，总是爱不释手。不管是闲暇之余，还是行军作战中，他都要照相，这些照片，成为我们了解新四军战斗的重要资料。但在狱中，当他了解到蚊子较多，易生疟疾，而狱中又没有蚊帐时，他忍痛割爱，卖掉相机，购来蚊帐，分送部下，可见他对部下的一片关爱。
为明心志，他常在狱中墙壁上写下很多诗句自励。陈从一（即囚语中提到的陈子谷）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叶挺军长》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那一天夜晚，我们被押到叶军长住的那间屋里去，这时屋里已重新收拾过了。叶挺军长已被送到另一处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见墙壁上，满满地被墨汁涂抹的痕迹，显然这是因为叶军长曾在墙上写了许多诗句，为了不让我们看见而涂去的，虽如此，其中仍有一行字迹依稀可辨，写的是“以不变应万变”，是白纸糊着的。窗棂上也有两句未经抹去的对子是“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我们又看到军长用毛笔计算的笔划，每三十划或三十一划另划一大划，来表示一个月的结束，我们把这些划算了算，刚好是一百五十几天。
（重庆歌乐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251）
1941年7月，叶挺由上饶被押往桂林，名为交李济深和张发奎看管，实则落入军统之手，在军统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的指挥下，叶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山洞秘密囚室，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
1942年1月3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一架民航班机缓缓降落，待所有旅客下机后，一位蓬首虬髯的旅客，出现在机舱门口，他手提一盏竹筒油灯，缓缓走下舷梯，望着依山而建的房屋，惊讶地说一声：“呵，到了重庆”。这位身材魁梧的汉子，就是叶挺将军。由沈默解送，乘此次民航班机由桂林飞重庆。
重庆，战时陪都，叶挺对这座城市并不太陌生。在他的记忆中，有几分酸涩，也有几分欢欣。那还是他任新四军军长时，由于蒋介石故意削减、拖欠其军饷、弹药，每月只给新四军军饷7万元。为了这支抗日队伍，叶挺一面动员妻子变卖岳父资产，为部队购置军械，一面动员参军的泰国华侨陈子谷远去曼谷，为部队募捐，但仍难以为继，只好带上军医处长沈其霞去重庆，面见蒋介石交涉。
然而，蒋介石在接见他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突然问叶挺：“你现在可曾参加共产党？”叶答：“没有。”蒋又问：“可曾参加国民党？”叶答：“也没有。”
蒋这时却急不耐地说：“你要是本党同志，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叶挺不由生一肚子气，然碍于情面，仍耐着性子回答：“我现在什么党派也不参加，只一心抗日救国。”随后又跑了很多衙门，才谈妥将全军每月经费增加到13.2万元。求告军费，遭受白眼，不能不使他心绪黯然。但重庆也有他值得回忆的事，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关怀，使他倍受感动，特别是他看到办事处同志繁忙紧张的工作，他不觉心头豁亮，从这里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今日来重庆，已经不再是军长，而是囚徒。飞机到达之前，军统局司法处处长沈维翰早通知特务团团长杨清植带便衣人员，在机场戒严，总务处长沈醉也赶赴机场“照料”。
叶挺下了飞机，杨清植、沈醉早迎上去，向叶立正敬礼，叶很客气地点了点头。
杨清植害怕有人劫狱，早为叶挺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帘子被严密遮盖。叶挺很不高兴，不想坐轿，杨却一直请他坐。双方僵持了一会，叶挺才勉强同意。轿中，他思考着，如何才能打破敌特封锁，设法与党取得联系。情急之下，他声言急需入厕。入厕后，取出纸笔，在一张纸上飞快写下：“翰生弟：我已被押解来渝，任光在我身边阵亡。希夷。”而在另一张上写到：“请拾到此信的朋友，买一信封，邮寄本市中国电影制片厂阳翰笙先生收，感激不尽。所附五元钞票，权作酬谢。”随后，他将纸条连同五元钱，用砖头压好，转身出门。
乾坤朗朗，多生侠义之人，此信后来竟真的送到阳翰笙手中。据阳老回忆文章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