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伤心事，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妻。将军想到自结婚后，自己忙于东征西战，很少给妻子照顾，而她却毫无怨言，支撑着家庭、教育子女。自己被囚后，她没有远远走开，而是自投虎口，为的是能照顾自己；狱中，她忍着内心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强作欢颜安慰自己。自己也曾指挥千军万马，如今却保护不了一个弱女子，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折磨致死。一夜之间，阴阳相隔，留下的只有一盒骨灰伴随自己，这些使他五内俱焚。自从夫人去世后，将军数日不语不眠，唯将爱女搂于膝上，相对垂泪。将军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平时声若洪钟，虎虎生气。而今却步履蹒跚，面容消瘦，似入耄耋之年。谁能想到，他才五十岁出头！
丧妻的悲痛，压垮了将军的身体，不久，他患上了严重的胆结石，直到1948年才被准许送到原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病稍好转一点，又将他迁回原处。
将军有散步的习惯，不管是在息烽，还是在杨家山，饭后他总是和妻子一起走走，谈谈心，互相安慰。如今妻亡，寂寞与谁共话？因而很少出门。一次，他心情稍好一点，在特务的监视下，缓步走到一座小山上，欣赏着大自然美丽的风光，倾听林间鸟儿的鸣叫。突然，一座高大的坟墓矗立在他眼前，仔细看去，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不禁感慨叹说：“怎么这么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字。”抬头上看，他的心直往下沉，两旁华表上“龙蟠虎踞”四个字，犹如四个张牙舞爪的厉鬼，露出狰狞的面孔。他禁不住长叹：“我的姓名这里早就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从此，他心情更加烦躁，并经常同特务龚国彦争吵。他再不愿到门外走动，总是一人闷坐屋内，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自言自语，言及伤心处，泪流满面。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李上台后，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1月25日，重庆各报登出了这一消息，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为了封锁消息，龚国彦自作主张，把当天的报纸扣着不让杨看。杨天天看报，当天报纸未到，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后，将军大声笑道：“总算盼到了这一天。”这次他认为是再没有问题了，他随时准备着，一接到命令，就可离开这魔窟。然而，现实又再次碾碎了他的希望。蒋介石虽隐退，却实权在握，李宗仁只不过是傀儡而已，放杨之说，不仅“令不出都门”，反而成为杨虎城的催命符。
对于释放杨虎城的命令，没有任何人执行，当时毛人凤已率保密局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而供李宗仁支配的“徐记保密局”（局长徐志道）根本无权办理。李宗仁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直接致电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对李的命令虚与委蛇，称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关在什么地方。于是重庆新闻出现了一幕喜剧，登报寻找毛人凤，各报纸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希知情人士提供毛人凤先生线索”等。其实，杨森不仅知道杨将军被囚处，并且也知道毛人凤在哪里。杨森一面对李的命令采取推诿，同时又怕日久生变，找到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商量把杨虎城迁走。周养浩用浙江土话向毛人凤请示，毛又急忙飞往溪口请示蒋介石。蒋听说后，雷霆大发，破口大骂“娘希匹，李宗仁竟要释放张、杨。
娘希匹，如果张、杨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去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杨在重庆目标太大，马上将他秘密移往贵州。”
毛人凤喏喏而退，下令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立即将杨押解起程。当龚国彦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忍无可忍，大怒说：“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硬说软劝均无济于事，只好报告徐远举，徐也不敢硬来，找到了周养浩。周见到杨后，利用杨对他的好感，巧舌如簧，劝杨说：“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放你，你会更加恨他。不如请你暂移居贵阳，再去台湾，与副座一齐释放，事情就圆满了。”将军也深知，依目前处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何事情都由不得他，只好答应。可叹，叱咤风云将，曾驱十万师，如今落到被一群跳梁小丑任意摆布的境地。
虽被迫同意，但杨将军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龚国彦，因为几年来他受尽了龚的折磨；第二要求把宋绮云夫妇从白公馆看守所调出来一道走，让拯中、拯贵有人教诲；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徐远举巴不得杨早走，当下一一应允，撤换龚国彦，却改派比龚更凶恶的张鹄接任。真是才赶走了豺狼，又来了虎豹。
漫漫长解路，何处是尽头。杨宋两家数人被解往贵阳麒麟洞后，一关又是7个多月。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华南。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妄图把重庆作为他在大西南负隅顽抗的据点。他杀人的嗜好，此时更变本加厉，一到重庆，就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他对毛人凤说：
“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留下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
8月27日，毛人凤在“漱庐”，就如何杀害杨虎城问题，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商议，制定了具体方案。1953年周养浩的交代这样写道：
1949年8月27日上午，毛匪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何龙庆公馆会客室里和徐远举、周养浩商议屠杀杨虎城将军。先议在贵阳附近公路边荒僻处秘密屠杀掩埋，因恐被人看见，难保秘密，乃决定接回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范围内秘密执行，较为安全秘密，并决定派周养浩前往迎接，先议搭星期六飞机去贵阳，因顾虑渝筑线每星期仅一班，飞机常因气候不佳，停止飞行，为免拖延时日，乃决定改乘汽车，并准备早日起程，由周养浩回去准备，决定起程日期后再谈。至此，会议告一段落，遂各分散。周养浩向毛匪告辞下乡回家时（周住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内杨家山戴匪住宅），毛匪对周说：
“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乡下去找他们谈一谈，做秘密案子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但不要告诉他们什么人，你同他们谈后回头告诉我，我和徐远举要亲自召集他们商议决定，还要他们履行宣誓手续，以保秘密。”周养浩到家后，即打电话给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要陆通知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到杨家山来谈，旋即来三人：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自称是奉陆所长命前来谈话的，经周招待在会客室内，通问姓名后即提出，上面要做一件秘密案子，为保守秘密，除用枪外，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首先由杨进兴发言称，不用枪打那就用匕首。周养浩问杨钦典：“你能参加执行不？”
杨迟疑着说：“我没有经验。”周又问安文芳，安也说没有经验。周考虑到执行必须谨慎和有充分的杀人经验，因此说：“你们没有经验，就不勉强。我另外想法，你们协助。”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1）
后周养浩通过杨进兴找到二处行动员王少山、熊祥，决定派行动组协助他们。人选决定后，周养浩立即报告毛人凤，毛要周带他们去造时场办事处礼堂等候。当他们到达时，毛人凤早已等在那里，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执行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最好不用枪，以免有声音，事成之后，论功行赏。”熊祥、王少山提出用五尺长的白布把嘴蒙住，然后用特别的尖刀直插腰部，熊接着说：“我已同杨进兴商量过用利刃，另外用斧头。”熊祥还当众出示了带去的匕首。“这行吗？”毛人凤问，“有把握。”熊祥回答。最后毛人凤指示行动时务必干净利落，避免出声，同时注意毁尸灭迹，执行的地点就在松林坡戴公祠。
谈到要深夜过江时，徐远举说：“可以派人去找五区公路局警卫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拿一张夜间通行证就可以随时开渡。”会议结束时，毛人凤还要参加执行任务的行动员举手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反，愿受严厉处分。
一场惊天谋杀案在这群魑魅魍魉中策划完毕了。
9月1日，周养浩按密定的方案到了贵阳，一路上早就编好了骗词。见到杨虎城时，马上向他道喜，说：“总裁到了重庆，要见见主任，再送你到台湾，在那里与张学良同时恢复自由。”杨早已对蒋不抱有任何幻想，尽管周说得天花乱坠，他自心中有数。自从回国以来，蒋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眼看全国解放在即，蒋介石还会释放他吗？不过，如今也只能听从他人摆布。
9月5日，杨、宋两家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在周养浩及特务队长张鹄的押送下起程往重庆。周养浩的轿车在前，后面依次为杨虎城父子和张鹄乘坐的救护车，最后为宋绮云一家三口和杨虎城的女儿杨拯贵、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的大车。周在出发之前，则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
却说毛人凤接到周养浩的报告后，立即下令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区域。各刽子手也安排就位。
三辆车鱼贯行于渝筑公路上。
9月6日，到达贵州和四川交界的松坎后，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担心到重庆过轮渡时被人看见，于是劝杨在松坎小客栈内歇息，下午4点钟又出发。周养浩的轿车一路狂奔，各车之间拉开了距离。晚上7点钟，周养浩就到了海棠溪八公里处，那里早有毛人凤派的杨进兴接车，车一到，杨即出示毛的手令，内云“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以炎手上九月六日”“以炎”乃毛人凤化名。周获手令后，即先行过江回家，轻松自在去了。
晚上10点多钟，杨虎城一行车抵海棠溪。陈粟冬接到徐远举手令后，早命轮渡升火待发，车一到，立即上船。此时的重庆，被国民党政府再次定为战时首都，达官显要、商贾富人，纷纷涌入，一时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呈现出一派虚假的平和。一轮弯月高挂在清澈的夜空，点点疏星无力地眨着眼睛，俯视着山城，似乎他们早已知道了即将发生的惨案。将军心情沉重地站在船舷边，凝望着山城闪烁的灯光，听着滔滔水声，一任江风吹拂着他蓬松而凌乱的花发，不禁心绪万千。回想自己一片报国之志未酬，却遭受十二年的冤狱，弄得家破人亡。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夜就要永别人世。
汽车从渡船上缓缓而下，上岸后以最快的速度驶向歌乐山戴公祠。
戴公祠原来是抗战期间，戴笠为蒋介石准备避空袭时而建的别墅。实际上这里是戴笠的另一个淫窟。它位于歌乐山半山坡，四面松林环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有人能到此。戴笠死后，特务将其灵位供奉于此，故名戴公祠。
晚11点多钟，车停山脚下停车场，特务貌似恭敬地对杨将军说：“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两特务一左一右搀扶将军，另一人在前带路，拯中手捧母亲骨灰盒，将军父子一前一后，沿石级登向戴公祠。
可怜拯中，经12年牢狱折磨，虽年方二十，却满头银丝，像一个小老头。
父子二人到了会客室，尾随的特务说这里有两间房子，先生住一间，公子住一间。
说毕，把拯中拥进另一房内。这时，埋伏在里面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四个刽子手，一齐动手。王少山、林永昌二人手持利刀向拯中刺去，拯中惨痛地惊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接连几刀刺倒在地，鲜血喷涌在骨灰盒上。将军听到叫声，心知有异，想去探看，刚一抬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了他的胸膛，他大叫一声“哎哟”，随即倒地，凶手接着又连补几刀。
可叹百战沙场凯歌还的英雄，竟惨死在奸贼的暗算之下。
第三辆车到了后，先从车上下来的是押送的特务，随后是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杨拯贵。特务以照顾行李为由，阻止阎、张下车。四人来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宋绮云一看敌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意识到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急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完，刽子手就扑了上去，手起刀落，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两个孩子被这突然的惨景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当凶手向他们逼近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和刽子手厮打起来。然而，小小年纪，哪里是这些训练有素杀手的对手。瞬间，两个孩子就丧生屠刀之下。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他们猜拳行令，还瓜分了将军随身携带的钱物。他们把杨将军女儿的一块正面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背面刻有“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十四字银牌，分给了为他们置办酒席的伙夫。
毛人凤对这次屠杀成功，大加赞扬，对各刽子手一一赏赐。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4）记载的周养浩1955年交代中写道：
九月十日，周养浩进城见毛匪（人凤），毛说发点赏金给你们，因我说不要，毛说你亦辛苦了，应该发一点，你同去同来的有多少人说给我听听。周说去时带一副官两个司机一个技工一个助手。回来时张鹄本人及带六个队员，毛即拔出钢笔在洋信纸上写：发赏金八百元（这个数目印象模糊，不能很肯定）。署名“以炎”。随交周说到特区拿钱，不要说何事，由你酌量分发，不必取收据。周领到钱回乡下即约张鹄面商分发数字：周养浩二百元，张鹄一百五十元，队员六人各五十元，郑文松五十元，司机三人技工一人助手一人共一百元。周当时曾问毛：几个行动员怎样？毛说他们的我已发了，你可不管。周问每人若干，毛说每人两百元。”
刽子手行凶后，把将军父子的遗体埋在会客室旁边的花坛里，并种上花草；把宋绮云等4人遗体埋在警卫室内，打上三合土，企图掩盖罪证，他们以为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由于对将军遗物分赃不均，发生了内讧，密杀之事，便在特务圈中传开。另外，白公馆伙夫身上拯贵的双月纪念银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此推测杨虎城可能被害。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党和政府迅速组织人力，查找杨将军遗体下落。
后根据杨钦典和李育生（曾因抢军统物资被关进白公馆看守所，释放后在白公馆作杂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将军遗体所在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05）保存了杨虎城旧部胡三高对发掘杨将军遗体的详细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