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8年5月调渣滓洞监狱工作时，我对共产党性质还是模糊不清，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说共产党人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坏人，可是我到监狱后，常同共产党人交谈中，逐步了解他们中有不少的人都是有高层次文化的人，其中有大中学校教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大学生，还有国民党军中校级军官，这些人都是文明礼智很善良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呢，更使我不解的，眼看曾紫霞很年轻的大学生和牛筱吾、皮晓云都是很年轻的女人，难道说他们都会去杀人放火吗？从我思想上根本不相信，相反我心里产生同情他们的心，又看他们有高深文化知识，我就经常喜欢同他们接触摆龙门阵，男牢房陈作仪、何雪松、韩子重他们也常来找我摆这样和那样，女牢曾紫霞、熊咏辉她们也常在放风时找我问东问西。有一次曾紫霞突然问我，黄先生，你到这里来工作，你很可能是参加过特工训练的人。（我说）我正因为没有参加过特训，又没有入组织，徐处长本来不接收我，幸好赵科长说情，说我是成都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关系，也会写字才把我留下来。（曾问）那么你同刘处长是什么关系呢？（我说）我同刘非亲非戚，我们是家乡人，他又是我家种地老板，我因为逃避壮丁，去求他找工作，这样才混到这里来工作的。（曾说）啊，你是这样情况吗，看来我们还把你估计错了。我说有什么关系呢，不要紧的，说实话我在这里工作是没有保障的，随时他们都可以开除我，因为非他们组织人员。曾紫霞说：我看你是很老实的人，还是安心工作，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没有相隔好久，我到女牢接班点名，她很秘密递张纸条给我，我带回寝室去看，（写着）黄先生：我看你还年轻，要多学习，思想进步，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思想上还不明白她意思，怎样为人民做好事呢？48年6月江竹筠被押送到渣滓洞监狱来关押，在填写入狱登记表时看见她是自贡市大山铺人，与我都是自贡市人，相隔不远，还是家乡人。……后来曾紫霞就跟江竹筠说我的情况，同时也是自贡市人，因此以后她常同曾紫霞同我接触摆谈，有时还谈到家乡关系，从此我们接触往来就更密切，谈话也随便，任何人也不过问。由于我是管理员身份，可以入牢房查监，这样我们谈话机会很多，有一天我入女牢了解她们生活情况，曾紫霞江竹筠就围拢来谈话。江竹筠说：我据曾紫霞介绍你家里情况和目前处境，我们都很同情你。（我说）哎呀，你们还同情我，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好得多嘛，比你们自由得多嘛！应该说是我同情你们，为什么年轻轻来坐牢。（江说）黄先生，既然你同情我们，以后有什么事还望你多多关照。
我说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你我都是家乡人吗。没有相隔好久，我午后6点钟入女牢接班点名，江竹筠看没有其他人，顺手放一张纸条在我衣服包里，我回寝室看，她写道：
黄先生，你还年轻，不懂，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使他们能当家做主，现在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拥护，根据往后发展，民心所向，资本主义灭亡，是必然规律，望你多学习。我从她对我的启发，结合我出生佃农家庭，亲身经历过地主老板对我一生难忘的一件恨事：我还在读书时代，父亲因劳累过度去世，祖父带我去跟老板娘拜孝，哀求她讨块地安葬我父亲，得到的不是同情怜悯之心，反而恶意说我的地方哪里会答应你埋人呢！多次求她开恩，总是不答应，迫使我们向邻居买块地才安埋我父亲。回忆起这段心痛事，就激动我思潮，大大启发我觉悟，我决心要弃暗投明，拥护共产党，振兴中华民族，救国救民，选择这条路是我唯一出路。从此我更同情，更关心他们，凡是我当班值日那天，只要在可能条件下，我尽量维护他们，掩护他们，放风规定15分钟，而我就可放到20或30分钟，眼看他们传递条子也不管。即后男牢房何雪松、陈作仪、韩子重、成善谋他们看我对他们态度很好，有求必应，所以他们也经常找我摆谈国际国内局势，有时也谈到国民党腐败，贪官污吏到处都有。看来我们在交谈中，还能情投意合，促使我对共产党加深认识和敬重，这里被关押的不是坏人，而真正是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的革命者，我不怕艰难困苦要为他们服务。随着我与他们之间关系发展，对我有了一定信任，所以曾紫霞就跟我说：黄先生我想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她）悄悄给我说，请你帮我送信出去。当时我也意识到送信出去的重要性，如被发现，轻者坐牢，重者生命危险，在这问题上经过多次反复斗争，我决定不怕困难危险，想方设法送信出去，我想我有充分有利条件，我有行辕二处发的公开证章，只要带上没有人敢过问，同时我可以穿军服，必要时我可改名换姓，（曾改过张力修、黄克诚、兰先生）我作了这些思想准备，我就跟曾紫霞说：你的信写好没有，（若写好）就给我。她点个头意思已写好，我进她们牢房，秘密交给我。
不久，有难友要黄茂才带一些信件给家人，几次以后都没有出什么错，难友们开始将一些重要信件交黄茂才带出狱，黄茂才总是准确地将信件带到，还带回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药品，黄茂才多次化名为黄克诚、张力修等先后给江竹筠、曾紫霞、陈作仪、胡其芬等难友带出信件20余封，还给江姐带回云儿的照片。1949年春节，黄茂才利用自己当班的机会，帮助难友们在狱中举行了一次“春节联欢会”，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因为同难友们太过接近，特别是有一次安排难友李玉钿（营救出狱）同她弟弟在自己的寝室见面被人告发，1949年10月，黄茂才被遣散回家，但一直拖到11月20几号才离开，并带出了胡其芬给党组织的“最后的报告”。黄茂才解放后任荣县政协委员。
渣滓洞难友托看守黄茂才带给狱外党组织的信。
渣滓洞狱医刘石人，天津人，生于1911年，他有文化却不大关心政治。毕业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和青岛医学院。1948年初到重庆，4月，被派到渣滓洞开设分诊所。刘石人为非军统人员，不受徐远举节制。刘石人到渣滓洞时，正值因《挺进报》
事件被捕的几十名“政治犯”陆续关进渣滓洞监狱，原本狭窄的牢房更显得拥挤不堪。
时值春季，疫病流行，通风不良的牢房极易引起流行病大爆发，再加上许多“政治犯”
刑伤得不到治疗，情况恶化。刚到渣滓洞时，每次去给受刑者疗伤，刘石人看到那些皮开肉绽的身体都止不住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都打成这样还不招供。”生性善良的刘石人只是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尽责地为“政治犯”们治病。
此时渣滓洞监狱关押犯人已达200余人，却只有一个医生，20来种药品和两只体温表，听诊器还是刘医生自己的。看守特务还苛刻规定，医生看病只能在牢门处的小窗口上询问病情，然后喊号发药，根本不能接触病人，这样的限制引起了刘医生的强烈不满。
一次，一个病人说肚子痛，刘医生怀疑是阑尾炎，要求进牢房检查，却遭到看守拒绝，刘当即与看守长李磊大吵起来，并威胁说要马上调职回城，李磊怕医生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代，才勉强答应以后刘医生看病必要时可进牢房，刘石人才有了和革命者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时间长了，刘石人才知道这些“犯人”中有教授、记者，有银行经理，有富家公子，很多人都相当有社会地位，完全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经过交谈，他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同志及时发现了刘石人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也有针对性地对刘石人作工作。
有一天，刘石人到女牢诊病，刚走到门口，胡其芬假装一个踉跄，像要摔倒似的一下扑到刘石人肩上，同时很快在刘的右肘处塞了一个纸团，当时两个人都挤在门框上，旁边的人都笑起来，刘石人掩饰地说了一句：“好险啦，差一点摔倒了！”迅速地将纸团藏好。看完病配好药，刘石人又把药送到每一个牢房，当到女牢叫病人拿药时，胡其芬主动过来说：“医官，我来为病人服务，帮你发药，医官你也是为病人服务嘛。”接过药的同时，又将一张纸条塞到刘石人手中。晚上无人时刘石人展开纸团一看，一张上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们向你致谢！”第二张条子写的是：“医官，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从此，刘石人开始为难友传书递信。
1949年3月的一天，看守人员来叫，楼下一室有病人，刘石人赶紧去看。走进牢房，见胡春浦（营救出狱）半躺半卧在床上，盖着棉被，很痛苦的样子，刘石人忙问：
“你怎么了？”胡春浦把刘石人的手拉到棉被下说：“医官，你给我摸摸脉吧。”趁机把一个小包塞到刘的手中，并低声说：“交张秀贞（难友，此时已出狱）”第二天，刘石人专程进城，将小包转交给张秀贞。原来，这是狱中难友为了使蒋介石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无可抵赖，拟的一份渣滓洞、白公馆在押300名政治犯的名单，准备由刘石人带出后转寄香港报纸刊登。可惜，这份名单在寄往香港时，被邮检查出。徐远举闻迅大怒，下令层层追查，把渣滓洞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个名堂，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除了送信以外，刘石人还自己拿钱买食品和药物给难友，他还利用医生的职权，开了不少保外就医的证明，使部分难友得以出狱。
解放后，刘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农业大学卫生科工作，1980年病逝。
唐友元是军统的老资格特务，而且是徐远举的同乡，长期追随徐远举，但因为没有文化，一直只是少尉军衔。老婆是家庭妇女，儿女一大堆，因为收入微薄，国民党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家庭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时局颇有微词。他多次找徐远举为他大女儿找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都没有得到解决，更激起了他的不满。何柏梁烈士的妻子曾咏曦（共产党员）掌握这些情况后，在狱外做唐友元老婆的工作，何柏梁在狱中做唐友元的工作，答应给他女儿介绍一个好工作，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愿意为何柏梁送信、带报纸、药品等，每送一次东西，何柏梁都给他优厚的报酬。以后，唐友元还带出过车耀先烈士在狱中用过的一本词典，还为韩子栋带出过家书等。
还一个特务看守班长刘秉清，对他主要是利用。难友张大昌回忆道：
刘秉清在1947年底曾为政治犯周世楷从牢外买过香烟。1948年5月左右，胡春浦见他面带烟容，估计他是抽大烟的，家庭经济一定拮据，就想利用这一点，使他为难友们服务。每当刘秉清单独走近时，胡春浦就有意和他攀谈，逐渐熟悉了以后，才对他说：“我们室内几个人都肚子痛，想找点梭梭（吗啡）来抽，可不可以帮一下忙？”同时交给他旧法币五十万元。过了几天，刘秉清果然在深夜偷偷送了点梭梭来，附带给了一张锡箔、装有几根火柴的火柴盒和一小张硬纸，他就在外面望风。几人吸完梭梭后，把火柴盒等还了他。那一点梭梭根本值不到五十万，所以他从中得了不少好处。过了几天，胡春浦又对刘秉清说：“我们抽了那点梭梭，肚子痛好些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弄一点来？”又给了五十万元，刘秉清又弄了点梭梭来。再过两天，胡春浦对他说：“我们身边的钱用完了。我写一封信，请你送到城内××街××字号。他们见信后，一定会照信上说的，给你一些钱，还要写封回信交给你，请你带回来。”刘秉清又答应了，他完全按照胡春浦的吩咐把钱和信带了回来。就这样，胡春浦便利用这个刘秉清沟通了牢内外的联系，往返传递了好些消息。当然，每传递一次，都一定要给他一些钱。
（1985年4月《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考验革命者的毅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需要更讲究斗争的策略。看守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只有摸清他们的情况，对症下药，经过铁杵磨成针的艰难过程，水滴石穿，才能达到目的。狱中被策反的看守人员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说明，难友们的工作是成功的，保存了革命力量，并极大地丰富了狱中对敌斗争的内容，为我们今天研究革命者狱中斗争经验提供了宝贵材料，也让我们看到革命者在危急时刻的大智大勇和对革命事业的坚贞。
我们今天评论历史，历史明天也将对我们作出评述。以我们自己的作为做出无愧先烈，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作为，是我们学习先烈的最好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