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震惊中外，杨虎城将军报国无门被监禁12年，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特区内，除白公馆、渣滓洞两座臭名昭着的监狱外，尚有许多处秘密囚室，一般只囚一人，由重兵把守，对外名曰将官休养所，以掩人耳目。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曾在杨家山秘密囚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岁月。
杨虎城，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他生前虽没有参加过一次抗日战争的战斗，但他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893年，杨虎城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因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惨遭杀害。青年时期，他就参加了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1912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1917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靖国军，以后又参加了国民军。他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先后任师长、国民革命军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要职。
杨虎城自1924年起即与共产党人有过合作，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清党”以后，他仍在其主持的政府机关和军队中秘密容纳共产党员。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杨虎城将军积极主张抗日，并支援抗日武装，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国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他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后，他又以大局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十年内战的结束，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中国的全面抗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没有领导人民积极抗战，相反，食言自肥，背弃“不予报复”的诺言，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行，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交付军法审判，判刑10年。继又假惺惺地通过“特赦”，宣布由军委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将军被八省发配，万里迁徙半个多世纪。
这时的蒋介石早把抗日大计置诸脑后，睚眦必报的品性暴露无遗。处理了张学良后，又马上腾出手来对付杨虎城，逼令杨虎城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派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名义流亡海外，同时，以威胁、利诱手段，分化瓦解有抗日思想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为了顾全大局，杨忍辱负重，离开他苦心经营的十七路军部队，于1937年6月29日，偕夫人谢葆真、儿子拯中及随员一行乘“胡佛号”
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7月8日，船行太平洋上，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闻此消息，杨即分析此事变将引发中国的全面抗战。他的心情犹如太平洋的波涛，澎湃不已，激动地对随行人员说：国家处于用人之际，而身为军人，当驰骋战场。
杨虎城急电宋子文：
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以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中枢。
然宋子文复电称“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杨将军满腔的抗日热情，却被兜头一瓢冷水浇来。
在美欧考察期间，他一面积极宣传抗日，一面再电蒋介石，请求回国，均未得到答复。直到10月2日，宋子文忽来电曰：“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随行人员十分担忧，劝其在国外静观事态发展，再定去留。然将军去志已坚，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目的是为了抗日，今抗战已起，我岂能觍颜逍遥于国外。”10月29日，杨将军一行自法国马赛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返国，轮船驶离海港，驶离战云密布的欧洲，驶向茫茫的地中海。望着波涛翻滚的海水，他的心情激动不已：
离开祖国半年了，不知她是什么样子了，想到日寇的铁蹄正在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大好河山，日本侵略者屠戮我同胞，不禁浑身战栗，两眼喷出怒火。他站在甲板上，一动不动，任思绪驰骋，任凭海风撕扯他全身，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同胞正挥舞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他在心底暗暗发誓：此次回国，当率将士一拼到底，誓驱铁骑，踏破富士山，赏樱花，渴饮倭奴血，一洗百年耻。谁能料想，回国等待他的却是终身监禁。
蒋介石得知杨将军回国的消息后，即派戴笠由庐山赶往上海，召集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等人密商监视杨虎城的行居。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西北军旧部王菊人、王根僧、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已先期到达，欢迎杨虎城将军。宋子文也从上海专程赴港欢迎杨虎城将军。在欢迎的人群中，却出现了几位不速之客：领头者着军便服，脸上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让人难窥其心，自报身份是“军委会少将梁参议”，代表蒋介石前来“欢迎”，另外几位混杂于人丛中。这些迹象表明，将军已被监视。28日，将军离开暂住的九龙半岛饭店，由秘书亢心栽陪同渡海去香港出席何东爵士邀宴，当申明甫、王金鳌随同将军登上轮渡，却被梁参议挡驾，而他自己则不邀自请，坐在将军前座。当晚归来，王菊人等向杨谈及此事，杨却不以为意。30日，杨虎城把要去南昌之事告诉了前去探望的王惟之。针对前几天的种种迹象，王劝杨，是否在香港逗留些天，看看情况，并劝杨千万不要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列举出国内种种情况，如张学良将军至今仍被软禁，蔡廷锴、蒋光鼐都是抗战有功之人，现均流亡海外，未被起用，如果蒋真有抗战之心，虚怀若谷，这些人又岂有目前处境。杨闻言，心有所动，他在屋内来回踱步，陷入沉思之中。忽然，他抬起头来，高声说道：“现抗战已快半年，我岂能久居香港，此次归国，除要求参加抗战外，别无他求，耿耿此心，神人共鉴。况蒋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讲道：‘战端一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现战端开启半年，想必他不至于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吧！
我意已定，希望你们把谢葆真母子送往西安。”他哪能想到，蒋介石正是利用了他一片抗日热情，设计好了圈套，只待他入罗网。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心自己朋友的安危，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早已洞若观火。杨顺仁在《撩开神秘的纱幕》一书中援用了1983年3月5日《扬子晚报》登载的丁芒的文章所提供的史料：
此次杨路经香港时，中共中央驻港代表张云逸曾专程访晤，向杨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再转赴延安。
张云逸还向杨概述了张学良一生愚忠得到的结果，希望他引为前车之鉴。无奈杨将军对蒋介石的奸伪缺乏警惕：认为蒋既同意抗日，谅必不致节外生枝；如去延安，反授蒋以口实。故婉言谢绝了张云逸的建议，贸然“应召”，前往长沙，坠入陷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95）收录的王根僧的日记，记载了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经过：
十一月二十六日，杨将军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轮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随杨将军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二十九日，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国外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三十日，宋子文交给杨虎城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十一日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侯日前已返武昌，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达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时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平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佑任时亦然。我当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
“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形势已到了这个地步，杨将军仍把事情往好处设想，其耿耿之心，可昭日月。然正是此心，导致悲剧产生，可悲可叹。戴笠生怕放虎归山，今虎自入笼中，不禁大喜又为主子立一大功了。
接下来，王的日记继续写道：
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运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的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请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马上挟着一套衬衣衬裤和手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杨将军怀着一腔报国之情，回到祖国，准备在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不想失却自由，国人不希望发生的事，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在戴笠的策划下，还是发生了。他们替日本人干了一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失却了一员虎将，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就只能多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不能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虽身遭缧绁，仍不忘抗日事业。一天杨将军在读报时，得悉倭寇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议。”当他的部属聊天时谈到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时，他打断部下的话，正色说道：“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战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至此，他已抱定为抗战而牺牲决心。
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日军步步进逼，南昌不断遭到日机轰炸。戴笠以此逼杨将军迁往郊区，当王根僧要求同往时，遭到拒绝，事已至此，杨虎城也徒叹奈何，只好挥泪和王告别，孤身一人迁往郊外。行前，杨嘱王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不要因自己的得失进退而影响部队士气，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哪曾想，为封锁消息，在王转汉口时，戴笠下令将王软禁至翌年二月二十日才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杨孤身一人住在离南昌10公里的梅岭村原熊式辉公馆。内层由李家杰特务队看守，外层由宪兵警戒，完全失去自由。
在杨虎城乘机离港抵长沙时，夫人谢葆真也乘机回到西安。为了照料将军狱中生活，经过十七路军旧部商议和谢葆真的坚决要求，同意由谢葆真偕子拯中和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前往狱中照料将军。1938年1月，一行四人由西安飞抵汉口，经戴笠安排，7月到达益阳，与早于5月被转往益阳的杨虎城相见。望着面容憔悴、两鬓染霜、长发蓬乱的将军，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军一向军容整洁、气宇轩昂，而仅仅半年多时间，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幼子拯中，还是一个八岁的儿童，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一路上免不了遭受特务的白眼、呵斥，满腹委屈，对谁诉说？唯紧搂母亲，战战兢兢度日。见到父亲时，扑上去抱住爸爸，不停地叫喊：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听着孩子的哭叫，将军犹如万箭穿心：我是回来抗日的，我究竟有什么错？孩子有什么错，他才八岁啊。他紧紧地搂着孩子，眼泪犹如决堤的洪水，不停地涌出。早已泪沾衣襟的谢葆真，再也不能控制，一家三口，搂在一起，哭成一团，其情其景，令天地动容。更令将军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他的亲密朋友、得力助手宋绮云的儿子才八个月时也被关进了监狱。天地昏昏，画地为牢，何处有公理，哪里有人权。
1938年冬，武汉陷落前，蒋介石又令将杨转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一齐杀害，一夜枪声不断。听到附近的枪声和惨叫声，将军一夜未能合眼。他搂着孩子，不停地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顾你。”
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心情上了汽车。到贵州后，先是被关在息烽阳朗坝看守所，后戴笠检查时，发现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于是把他们一家三口迁往离息烽县城十多公里远的玄天洞。
阎继明、张醒民则继续关押在阳朗坝，以后又多处转押，1949年11月24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原中美合作所梅园下公路旁。
玄天洞本为道士祀神、修炼的宫观。有神殿24间，位于山腰，有老洞和新洞之分，上山第一隘口名“三仙宫”，由“三仙宫”循路而上，先是新洞，再往上攀，才达老玄天洞。这里的建筑多为明崇祯年间，历经风雨侵蚀，廊庑墙柱，多已朽坏。这里背靠大山，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极为方便，真是天设之牢。戴笠看过，不胜大喜，赞赏部下好眼力。为保证万无一失，戴笠仍派重兵把守，杨住宅四周有便衣特务随行监视，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近，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距离，并采用传更办法，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接着敲打，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检查。梆梆之声，犹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三道警卫线，多达三百余人，全归特务队李家杰统一指挥。
崇山峻岭，层层人网，纵使插翅，亦难飞越。可叹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如今是虎落平阳，龙困浅滩，屈身为囚，空怀一腔报国热情，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