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因《挺进报》被敌人破坏，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刘、冉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两人邀功争宠，竞相出卖组织和同志，刘国定和冉益智都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大逮捕从4月一直持续到9月才逐步有所缓和。《挺进报》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大都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面对昔日崇敬的上级摇身一变为军统的爪牙，带领特务四处抓人，许多同志内心非常的困惑，一个口口声声革命、信念的老党员，为什么一下子就彻底成为敌对阵营的一条狗。但同样因《挺进报》被捕的同志中，更多的是身受酷刑，面对死亡，守护着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罗广斌曾在《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说：“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此外，陈然在法庭上痛斥敌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们？”成善谋对劝降的敌人说：“宁作文天祥，耻作洪承畴！”，许建业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慷慨激昂地回答：“不要说你48套刑罚，就是84套，拿出来吧，怕了就不是共产党人！”这些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例子也激励着狱中的革命者，难友们互相讨论、总结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的经验教训，组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共同抗击一次次袭来的考验。
可是到1948年底，已坐牢8个月的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向敌人乞降叛变，出卖16个同志，造成3人被捕牺牲。
李文祥，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8年入党，1948年4月，因刘国定出卖夫妻双双被捕。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威逼下没有屈服，可以说是经受住了最初的考验。李文祥夫妇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难友们对李文祥印象不错，特别想到他们是夫妻同时被捕，对他更多一分关心。以后，李文祥转押到白公馆，与陈然关押在同一牢房，两人结下了友情。但随着坐牢时间变长，监禁无休无止，李文祥变得消沉起来，整天唉声叹气。
陈然知道他爱好文学，便介绍他读蔡仪着的《新艺术论》，他却说：“懒得读这些理论的东西。”
特务充分利用了他感情上的弱点，每次从白公馆押去渣滓洞受审讯后，特务总要安排他去见一见妻子，利用他的儿女情长，不断进行软化。每一次见到妻子，他都是哭哭涕涕。他认为：革命了这么多年，苦了这么多年，却不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成果，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一个大官……。最后一次到渣滓洞提审，张界威胁他说：“这是你和你太太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李文祥失声痛哭，并送一条自己贴身的内裤给妻子。对革命缺乏坚定性，再加上对死的恐惧，1948年12月14日，在坐了8个月牢后，李文祥叛变了，主动要求交代问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当晚，李文祥被送往二处。入党是为了要当官，参加革命是为了今后要得到享受，如果这些目的达不到，那就太划不来了！这是李文祥的生存哲学。对于出卖组织，李文祥提出了荒唐的理由：1．我被捕不该由我自己负责（刘出卖），而且坚持了8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不走，被捕了是不能怪我的。2．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比我更重要的人都变了，而二处让我选择的又是尖锐的两条路，不是（替二处）工作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3．组织已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了，我太太的身体太坏，一定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也只好工作。
李文祥的叛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难友的心中再次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为什么一个老党员，能经受住敌人酷刑的考验，面对炼狱，却选择了叛变呢？长期的监禁，无休无止，比酷刑更能折磨人，更考验人的意志。一时间，狱中斗争的热烈气氛沉寂下来，有不少人情绪低落，失望沮丧。
李文祥叛变后，陈然又急又恨，他看到难友们的情绪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决心想一个办法来鼓舞难友们的士气，遣责叛徒的无耻。想来想去，陈然决定去自杀，以自己的死来警醒难友。陈然把这次自杀当做一个振奋难友斗志的过程，他不打算贸然死去，而是选择过程较长的自杀方法，比如绝食。其实过程较长的死法较上吊、服毒等激烈的死法更痛苦，也更考验人的意志，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坚持到底。陈然认为这个方法会比任何语言的力量更突出，更有力。正当他在积极准备的时候，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接着下野，形势变得缓和起来，陈然的自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
李文祥在叛变后替妻子熊咏辉承认了党员身份，并表示要妻子一道出去，认为平时妻子都很听自己的话，陈然告诉他：“你应该问问她的意见，妻子对你的爱恐怕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情谊。如果她知道你自首参加特务的工作，还会不会爱你呢？”
同时，渣滓洞的难友们也展开了行动，鼓励熊咏辉。各个室开了检讨会，又大量写出慰问函件、诗、文给李妻熊咏辉，鼓励她、支持她。后来她明确表示不会叛变，而且以后要和李离婚。虽然后来熊出狱了，但没有叛变，一方面是熊的坚持，另一方面，集体打气，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9年1月17日，放风的时候，同志们注意到江竹筠头上扎了一朵小白花，原来这天是彭咏梧同志死难的周年纪念日。彭咏梧在领导下川东武装起义中，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同志献出了生命。老彭牺牲后，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竹园坪城门上“示众”，在一个深夜，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取下头颅埋在一个山坡上。老彭牺牲了，江竹筠又被捕入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在狱中发起了一次慰问活动，以悼念死者，慰问生者，鼓舞难友。各室当天停止娱乐，以室为单位举行了研讨座谈会，座谈会内容主要有：
一、彭咏梧同志的生平事迹；二、下川东起义对当时局势的影响；三、加强学习，坚持斗争；四、向江竹筠致慰问之情。
经过讨论，大家坚定了革命信念，决心以彭咏梧和江竹筠为榜样，经受住牢狱的考验。讨论结束后，难友们还纷纷写诗歌、信件，对江竹筠表达崇敬和慰问。当时八室同志的慰问信是这样写的：
竹筠同志：
咏梧烈士牺牲一年了，狱外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盼你化悲痛为力量，善自保重，为革命节哀。
我们有坐穿牢底的信心和决心！
楼下八室全体同志是上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一部分思想上苦闷的同志坚定了信念，重振了士气，狱中的斗争气氛又活跃起来。
1949年11月21日，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女牢的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代表狱中部分同志化名“吉祥”写了一份报告给狱外党组织，详述了敌人即将开始集体大屠杀的情况，并请求党组织营救。这封信里多次提到“蓝先生”：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时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
这个“蓝先生”就是将这封信带出狱的渣滓洞看守黄茂才。除黄茂才外，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人、看守唐友元等也曾为狱中难友带过信和药品等，甚至带出过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名单。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李育生在大屠杀时帮助罗广斌等人成功越狱。在监狱里，政治犯与看守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有许多看守特务是极其反动的，在监狱里做看守人员的策反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严重后果。
难友们是怎样成功策反那些反动营垒里的人，让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革命者传书带信？研究这个问题对丰富革命者狱中斗争事迹有重要意义。
从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对于狱中策反，必须慎之又慎，曾经有许建业烈士血淋淋的教训作前车之鉴。但刚开始做策反工作时，难友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了“11·27”
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钢板一块，也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沟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黄茂才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8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初到渣滓洞时，黄茂才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
们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发现这些人大多数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女牢里还关有江竹筠、曾紫霞等年轻柔弱的女性，平时他们也很团结互助、对人彬彬有礼，这些人哪像要杀人、放火的样子呢？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喜欢同他们摆龙门阵了。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她们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在同他们的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工作了，何雪松、陈作仪告诉他：
“从目前形势看，国民党已经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江竹筠、曾紫霞利用为他补衣服的机会写条子给他：“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资本家，工人农民可以当家做主，不受人剥削，这是多么合理的制度呀。像你小黄，家里以后就可以分得土地，再不受地主的气，哪里不好呢？”这些话使黄茂才大受感动。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两年多，从没听人说过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没听人说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而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开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大众，这与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黄茂才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他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