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因《挺进报》被敌人破坏,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变。刘、冉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两人邀功争宠,竞相出卖组织和同志,刘国定和冉益智都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大逮捕从4月一直持续到9月才逐步有所缓和。《挺进报》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大都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面对昔日崇敬的上级摇身一变为军统的爪牙,带领特务四处抓人,许多同志内心非常的困惑,一个口口声声革命、信念的老党员,为什么一下子就彻底成为敌对阵营的一条狗。但同样因《挺进报》被捕的同志中,更多的是身受酷刑,面对死亡,守护着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罗广斌曾在《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说:“江竹筠受刑昏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此外,陈然在法庭上痛斥敌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们?”成善谋对劝降的敌人说:“宁作文天祥,耻作洪承畴!”,许建业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慷慨激昂地回答:“不要说你48套刑罚,就是84套,拿出来吧,怕了就不是共产党人!”这些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例子也激励着狱中的革命者,难友们互相讨论、总结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的经验教训,组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共同抗击一次次袭来的考验。
可是到1948年底,已坐牢8个月的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向敌人乞降叛变,出卖16个同志,造成3人被捕牺牲。
李文祥,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8年入党,1948年4月,因刘国定出卖夫妻双双被捕。被捕后在特务的酷刑威逼下没有屈服,可以说是经受住了最初的考验。李文祥夫妇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难友们对李文祥印象不错,特别想到他们是夫妻同时被捕,对他更多一分关心。以后,李文祥转押到白公馆,与陈然关押在同一牢房,两人结下了友情。但随着坐牢时间变长,监禁无休无止,李文祥变得消沉起来,整天唉声叹气。
陈然知道他爱好文学,便介绍他读蔡仪着的《新艺术论》,他却说:“懒得读这些理论的东西。”
特务充分利用了他感情上的弱点,每次从白公馆押去渣滓洞受审讯后,特务总要安排他去见一见妻子,利用他的儿女情长,不断进行软化。每一次见到妻子,他都是哭哭涕涕。他认为:革命了这么多年,苦了这么多年,却不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成果,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一个大官……。最后一次到渣滓洞提审,张界威胁他说:“这是你和你太太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李文祥失声痛哭,并送一条自己贴身的内裤给妻子。对革命缺乏坚定性,再加上对死的恐惧,1948年12月14日,在坐了8个月牢后,李文祥叛变了,主动要求交代问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当晚,李文祥被送往二处。入党是为了要当官,参加革命是为了今后要得到享受,如果这些目的达不到,那就太划不来了!这是李文祥的生存哲学。对于出卖组织,李文祥提出了荒唐的理由:1.我被捕不该由我自己负责(刘出卖),而且坚持了8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不走,被捕了是不能怪我的。2.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比我更重要的人都变了,而二处让我选择的又是尖锐的两条路,不是(替二处)工作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3.组织已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了,我太太的身体太坏,一定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也只好工作。
李文祥的叛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难友的心中再次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为什么一个老党员,能经受住敌人酷刑的考验,面对炼狱,却选择了叛变呢?长期的监禁,无休无止,比酷刑更能折磨人,更考验人的意志。一时间,狱中斗争的热烈气氛沉寂下来,有不少人情绪低落,失望沮丧。
李文祥叛变后,陈然又急又恨,他看到难友们的情绪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决心想一个办法来鼓舞难友们的士气,遣责叛徒的无耻。想来想去,陈然决定去自杀,以自己的死来警醒难友。陈然把这次自杀当做一个振奋难友斗志的过程,他不打算贸然死去,而是选择过程较长的自杀方法,比如绝食。其实过程较长的死法较上吊、服毒等激烈的死法更痛苦,也更考验人的意志,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坚持到底。陈然认为这个方法会比任何语言的力量更突出,更有力。正当他在积极准备的时候,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接着下野,形势变得缓和起来,陈然的自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
李文祥在叛变后替妻子熊咏辉承认了党员身份,并表示要妻子一道出去,认为平时妻子都很听自己的话,陈然告诉他:“你应该问问她的意见,妻子对你的爱恐怕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情谊。如果她知道你自首参加特务的工作,还会不会爱你呢?”
同时,渣滓洞的难友们也展开了行动,鼓励熊咏辉。各个室开了检讨会,又大量写出慰问函件、诗、文给李妻熊咏辉,鼓励她、支持她。后来她明确表示不会叛变,而且以后要和李离婚。虽然后来熊出狱了,但没有叛变,一方面是熊的坚持,另一方面,集体打气,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9年1月17日,放风的时候,同志们注意到江竹筠头上扎了一朵小白花,原来这天是彭咏梧同志死难的周年纪念日。彭咏梧在领导下川东武装起义中,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同志献出了生命。老彭牺牲后,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竹园坪城门上“示众”,在一个深夜,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取下头颅埋在一个山坡上。老彭牺牲了,江竹筠又被捕入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在狱中发起了一次慰问活动,以悼念死者,慰问生者,鼓舞难友。各室当天停止娱乐,以室为单位举行了研讨座谈会,座谈会内容主要有:
一、彭咏梧同志的生平事迹;二、下川东起义对当时局势的影响;三、加强学习,坚持斗争;四、向江竹筠致慰问之情。
经过讨论,大家坚定了革命信念,决心以彭咏梧和江竹筠为榜样,经受住牢狱的考验。讨论结束后,难友们还纷纷写诗歌、信件,对江竹筠表达崇敬和慰问。当时八室同志的慰问信是这样写的:
竹筠同志:
咏梧烈士牺牲一年了,狱外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盼你化悲痛为力量,善自保重,为革命节哀。
我们有坐穿牢底的信心和决心!
楼下八室全体同志是上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一部分思想上苦闷的同志坚定了信念,重振了士气,狱中的斗争气氛又活跃起来。
1949年11月21日,关押在渣滓洞监狱女牢的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代表狱中部分同志化名“吉祥”写了一份报告给狱外党组织,详述了敌人即将开始集体大屠杀的情况,并请求党组织营救。这封信里多次提到“蓝先生”: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时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
这个“蓝先生”就是将这封信带出狱的渣滓洞看守黄茂才。除黄茂才外,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人、看守唐友元等也曾为狱中难友带过信和药品等,甚至带出过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名单。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李育生在大屠杀时帮助罗广斌等人成功越狱。在监狱里,政治犯与看守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有许多看守特务是极其反动的,在监狱里做看守人员的策反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严重后果。
难友们是怎样成功策反那些反动营垒里的人,让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革命者传书带信?研究这个问题对丰富革命者狱中斗争事迹有重要意义。
从1948年夏天起,渣滓洞的难友就开始做特务的策反工作。对于狱中策反,必须慎之又慎,曾经有许建业烈士血淋淋的教训作前车之鉴。但刚开始做策反工作时,难友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肖中鼎(越狱脱险)曾经去做徐贵林的工作,徐贵林直言不讳地回答:“你们少来那一套,共产党的宣传对我不起作用。我见的、听的多得很,老徐天生就是杀‘红毛’的,我这双手少说也结果了几百个共产党。告诉你,就是解放军打到小龙坎来了,我还是要杀。”难友们及时终止了对徐贵林的策反工作,这只反动透顶的“猫头鹰”后来组织杀害了江竹筠烈士等人,并亲自指挥了“11·27”
渣滓洞大屠杀。
但是,看守特务内部也并非钢板一块,也并不都是徐贵林这样的。经过一番考察,区别对象,选择因生活贫困误入歧途的小特务,或人性尚未泯灭愿意弃暗投明的部分人员,主动接近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前途、形势教育,赢得信任后,争取他们为难友做事,沟通狱内党员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江竹筠、曾紫霞(营救出狱)首先从看守黄茂才身上打开了缺口。
黄茂才192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自贡荣县的一个佃农家庭,黄茂才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把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1944年为了逃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到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副处长刘重威家里做杂务,刘重威看他平时除了做事就是看书写字,人也老实,就介绍他到二处做司书抄写文件。1947年川康绥靖公署撤销,黄茂才被合并到重庆行辕二处,去报到时,因为没有参加军统组织,差点丢了饭碗,后来因为是刘重威的关系,徐远举勉强留下他,并于1948年4月安排到渣滓洞监狱做看守员。因为长期受国民党的宣传,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初到渣滓洞时,黄茂才对“犯人”们也很严厉,甚至有时还要骂他们。过了两三个月,对这些“犯人”
们暗中观察一段时间后,黄茂才紧张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他发现这些人大多数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女牢里还关有江竹筠、曾紫霞等年轻柔弱的女性,平时他们也很团结互助、对人彬彬有礼,这些人哪像要杀人、放火的样子呢?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喜欢同他们摆龙门阵了。难友们利用这些机会做黄茂才的工作,特别是江竹筠、曾紫霞因为与黄是同乡,更是从思想上开导他,生活上关心他,她们给他织毛衣,平时缝缝补补的小事更是替他代劳,在同他们的摆谈中深感压抑的黄茂才倾吐了心中的不满,难友们开始大胆地向黄茂才进行教育策反工作了,何雪松、陈作仪告诉他:
“从目前形势看,国民党已经靠不住了,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出路。”江竹筠、曾紫霞利用为他补衣服的机会写条子给他:“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资本家,工人农民可以当家做主,不受人剥削,这是多么合理的制度呀。像你小黄,家里以后就可以分得土地,再不受地主的气,哪里不好呢?”这些话使黄茂才大受感动。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两年多,从没听人说过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没听人说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看到的只是贪污、腐化,而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开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大众,这与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黄茂才在回忆材料里详细记录了他思想转变的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