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诗社”的诗友们，先后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毁于“11·27”大屠杀，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后被营救出狱，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外，其余的都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血腥的枪口之下了，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日夜盼望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他们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诗稿，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每一个革命烈士都是一朵盛开的“绚丽的血红的花”，他们的诗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他们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在渣滓洞监狱里，有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这就是女牢的难友们。刘国烈士的未婚妻曾紫霞（已去世）曾因刘国案在渣滓洞监狱女牢关押，她写的《战斗在女牢》
一文，详细地记录了她与江竹筠、李青林等一大批巾帼英烈生活、战斗的永世难忘的日日夜夜。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也是渣滓洞女犯成倍增长的时间。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在4月份一个月内，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胡其芬、李惠明、我和熊咏辉等七个女犯都被押到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后因人口增加，迁转到平房女牢），连周香泉一共是八个女犯。
1948年6月20日，从万县押来的江竹筠、李清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人来到女牢。一小时后李玉钿也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女牢不断添人进口，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关进女牢。
不知是老天故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不难想象要在监狱生儿育女的艰难：能否顺利生产？产后大人、婴儿是否活得下来？产妇身体能否复原、婴儿能否有吃的奶……渣滓洞女牢呵！十八九个女犯在半年之内承担了两个女犯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左绍英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妻子，王璞在华蓥山武装起义中牺牲，她则于1948年9月被押到渣滓洞，来时已是临产的极限。许多人听说即将出生的孩子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都动起来了，男牢房作了各种准备，加上左绍英生过两个孩子本身有经验，在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的精心照料下，应该说十分顺利地生下孩子。因为是个女孩，就取名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中国先进的人们熟悉、热爱，左绍英还没有生产时，大家就决定了生下男孩叫舒拉，生下女孩叫卓娅。后来，在小说《红岩》中，“娅娅”成了“监狱之花”的原型人物。
另外一个就是彭灿碧烈士在女牢里生下的孩子，因为1949年“春节大联欢”后女牢面向放风坝的牢门被封闭，与男牢通讯的渠道隔绝，所以知道彭灿碧在狱中生孩子的人很少。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而彭灿碧却是因为她是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可能难产，所以一开始就把女牢难友们拖进高度紧张状态。
尽管一再向所方交涉要求把彭灿碧送出牢生产，什么法子都用尽了，可所方仍旧不予理睬。眼看就要临产，特务哪会管你的死活，哪里管你什么大人、小孩！？女牢中的难友简直是手忙脚乱，人人心慌意乱，这人命关天呵，如何保障母子平安？那一夜，十几个女犯都没有合一下眼。我们只有哭泣，守在彭灿碧身边的难友哭的声音小一点；已经进了被窝的哭声比谁都大、哭得比谁都伤心。彭灿碧在痛苦中艰难挣扎，她已经顾不上哭泣，她已经不是在伤心！
这一夜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曾紫霞脑海里，几十年也不能忘记。大人的哭声让人联想到的是苦难，而婴儿的哭声则给大家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渣滓洞，难友们对遭受酷刑的战友特别关怀。对许建业、刘国、杨虞裳、李青林等受重刑的难友有过许多相互关怀的动人情景，但对江竹筠的关怀更能说明难友之间的友爱。当江竹筠被提出女牢去审讯时，渣滓洞十八间牢房的人没有片刻心安；有人把头伸出牢房风门口的洞在探望；有人不断在设法打听情况；有人在向刚入狱的难友介绍江竹筠怎么不同于一般；有人在估计这次审讯会延长到什么时间；女牢的难友则在打听受了什么刑，准备着怎么让她回牢后舒服一点，使她伤痛减轻一点。江竹筠被带回女牢时，几个人把她抬到床上，有人抱着她喂糖水，有人在用盐水清洗她的伤口……她没有在受刑时落泪，却在难友的怀里哭了，伤心地哭了，还骂了声“特务龟儿子真狠”！
难友在为江竹筠揩脚时，生怕碰痛她的镣伤，动作十分轻柔，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奇迹：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中脱出来！
女犯们几乎惊叫了起来。从此江竹筠在脱下脚镣之后，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
这件当初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都无人知晓。
在渣滓洞，在女牢，难友们彼此关心、相互体贴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友爱增进了她们之间的了解，友爱使牢房的空气变得活跃。
女人除了爱哭，大概就是爱笑，一点事可能说来并不可笑，可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一笑就没有个完，有时个个捧腹大笑、笑出眼泪。女人的笑声又尖又脆，惊动了值日官兵往女牢房门口探望，如果谁吼声：“不准笑！”回答将是：“笑都不能笑啊？”“是不是所方规定不许笑？”就会更笑得起劲。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值日官兵也不大过问了。女牢的笑声传到男牢，男牢房风门口总有人伸出头来想听个究竟，如果男牢里有谁知道了笑的原因，这一下可像受了传染一样，男犯也会大笑。使人笑得最久，最开心的莫过于说到看守所长李磊的“男不与女斗”！
笑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它表明囚徒们不怕坐牢，他们是乐观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曾有一次犯人的笑声把徐贵林这个看守所的第二号头目气得脸发青！
渣滓洞的囚犯们终年生活在不见天日的牢房内，有痛苦烦恼，也有欢畅的时刻，他们要歌唱，用歌来抒发他们心中的痛苦和烦恼，抒发他们对幸福的回忆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歌声沟通着难友们的感情，歌声把几百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可以说渣滓洞的歌声从未停止过，这些歌曲有他们熟悉的，在白区流行的，有从延安带来的，也有自编的。
最能显示出渣滓洞欢乐的场面是被写进《红岩》小说中的春节大联欢。这次大联欢的确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女牢为这次联欢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也由于这次的联欢而尝到苦果。
女牢在春节大联欢后由于敌人的怀疑而被封闭了牢门，女牢房后边另开一扇新牢门，女犯再不能进渣滓洞院坝散步，只能在这新门外一块几平方米的土坡坎上放个尿罐、晾一下衣裤，让牢房空气稍好一点。女牢同男牢隔开了，但难友之间的友爱与欢乐却仍然存在。
在女牢，除了文化学习外，还有一种学习是比较秘密的，从其性质上可以叫做政治学习，从其形式上可以称为讨论式学习，或启发式学习，很有一些现代教育的味道。
开始是从狱中现实讨论起，问题则有：究竟应该如何对付敌人的审问？如何帮助有缺点的难友……等等，这种讨论开始是自发的，由有的同志感到在生活中有问题需要解决而有意提出来。比较典型的讨论经过是这样的：
问：××是有些软弱，但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是否应该不同？是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做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的样子？
一人答：暴露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当然不一样。以前有个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临牺牲时也没有表现出慷慨就义的气慨，记得当时有同志就说反正都要牺牲了，无论如何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对，可我们的领导批评了这种说法。我记得他反问我们：“如果敌人是假枪毙呢？你岂不是就暴露了？还有同你要好的、联系密切的人岂不会因为你的暴露而受到牵连甚至被捕吗？”
又一人答：××的软弱是她说了不应该说的，而不是她没有昂首挺胸！
问：说了已经死去的人也不对吗？反正人已经死了。
一人答：也不是说不能往死人身上推，如果死了的人是暴露了身份的，你说了死人以为没有关系，可就容易暴露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身份，为掩护自己和其他同志，往死人身上推当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如果死人没有暴露身份，你自己暴露了而往他身上推，就有牵连到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危险了。
另一人答：××可能是有点软弱，可她才十八岁，还不是党员，我们应该热情帮助她，她还是有许多可贵的地方：热情、正直……不要说她这样的年龄，比她大的，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党员在被捕后也不是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那么恰当的，谁都不是生来就是成熟的革命者。
这种性质问题的讨论不止一次，它及时指导了难友的斗争策略，提高了难友的斗争艺术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其他更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共产党人在狱外的斗争需要团结战斗，而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团结战斗。在狱中则更需要团结、更需要组织起来以对付险恶的环境和难以预测的结局。在渣滓洞中难友之间是有联系的，特务企图割断他们的联系是徒劳的。但这种联系是经历了一个组织过程，费尽心机，还冒着许多危险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狱中，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被捕原因及案情等都是不公开的，同牢房如此，不同牢房的更是互不知道。这是斗争的需要，不能用谁对谁信任与否来解释，这同地下斗争中单线、直接联系而不准发生横的联系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同一牢房的难友，彼此也不是完全了解，当然通过牢狱斗争的考验，他们又是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不同牢房的人，特别在不同男牢房之间，不要说彼此了解，有的连相貌也没有辨认清楚。
牢房“放风”是每一间牢房分别进行的：第一间牢房放风到了规定时刻收风回牢房，关牢门上锁后再开第二间牢房的门放风，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牢房放完风。
这样，不同牢房之间的人如果要通个消息，只有通过中间人周转才行，而这个中间人并不那么容易寻找，他既要是发信息的人所了解、信任的，又要能够把消息尽快地、完全地转达给收取信息的人，如果是机密程度高的消息就更困难，这种消息要求减少中转人次，而往往又要求迅速、及时。事实上曾发生过重要的消息因为没有合适的中转人而延误了。碰到紧急情况要传递消息的确有困难，当然男犯用放风时路经某牢房，用楼上楼下地板缝、隔墙缝等都传递过消息，但能够比较及时、准确的还是要有能联络的人。当优待室、小卖部还存在时，它们就充当了联络站的角色。小卖部被取缔后，女牢则成最后的联络站，真正起到了作用。
女牢还在楼上六室时，由于不受注意又能比较自由走动，所有女犯几乎一到渣滓洞没两天，就有老犯人关心照顾，给她们铅笔头，给她们传递信息。女牢从它存在那天开始就同男牢紧密联系着，女犯们的斗争也和男犯相联系。许建业在楼上五室囚禁时，他上了那么重的镣铐，刑伤未愈，可他关心着监狱的斗争，关心着女犯，他每天都要同牛筱吾、皮晓云谈话，教育她们如何进行狱中的斗争；他要胡其芬把女犯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女犯。除许建业外，对女牢一开始就影响较大的是刘国。当时女犯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同刘国联系过的就有一半，他要胡其芬帮助女牢中年轻的女犯，教她们如何对口供、如何对付敌人以及如何帮助有弱点、甚至有错误的难友……
女牢从楼上六室迁到平房，小卖部取消后，女牢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有了联络的条件。从楼房到渣滓洞院坝、厕所，无论哪一间牢房的人都要从右角下一段石阶梯，而女牢正在这一段石阶梯的右边，特别是女犯经常在女牢门外的台阶上择菜，紧靠着石阶梯，男犯下石阶梯时步子稍慢一点就有足够时间同女犯对话。开始不是谁有意要让女犯联络，当某男犯要送个消息十分困难时，他在经过石阶梯时，告诉了某女犯，请她设法转告另一室的男犯，于是这女犯就等待另一室男犯经过石阶梯时转告他。联系成功了，一次、二次，口头的、书面的都作得十分妥帖。于是，任务越来越重，女犯每天十分忙碌了，她们要观察男犯是否要委托她们送信，她们还要等待收信人出牢门下石梯，有时为了传递一个消息她们要等到最后一间牢房放风──如果收信人是这间牢房的人的话。
仅仅是位置的有利不可能长期充当联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为人们所信任。
男犯是那么信任女犯，女牢中有许多人是他们绝对信任的。
女犯如果是单个人的存在，即使如江竹筠、李青林这样坚强出色的女犯也不可能使女牢发挥它的作用。女牢不是女犯数目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有机的整体。男犯要传递的消息已不需要只给他所认识、信任的某女犯，而只要给女牢的任何一个女犯（当然通知过不予之联系的或新来的女犯除外）就可以了，就是给某一个女犯的委托也不一定由她本人亲自去做，别的女犯照样可以办理。女牢里许多事情逐渐分工明确，这同女牢本身逐渐组织起来，而且组织愈加完善相关。
女牢所以能逐渐组织起来、发展到比较完善自然有许多因素。最根本的是监狱中的表现。每个人在监狱中的表现都为其他人所亲眼看见，特别在同一牢房什么都比较清楚，经过了一定时间彼此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成了组织起来的基础。女犯之间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还因她们之间原有的联系，例如李玉钿和胡其芬同是妇女委员，四川妇女联谊会的领导成员；而牛筱吾、皮晓云是联谊会成员，入狱前就认识李玉钿；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是有组织关系的；李惠明同江竹筠是川大同学等等。江竹筠与曾紫霞原来不相识，但江知道曾是刘国爱人，到渣滓洞后，因为是新犯人，需要了解情况，江就将其同刘国的关系、刘国住处及本人的特征向曾紫霞讲了后，两人之间才建立起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