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1997年，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武警总部政治部、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国旗在我心中──国旗知识展》上，展示了白公馆难友们制作的国旗的复制品，记录了参加这面红旗制作的狱中斗士：
罗广斌、陈然、刘国、丁地平、王朴……
被关押在军统看守所的一些共产党员，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在狱中坚贞不屈，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一些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一旦因为各种原因被捕，所有的关系就切断了，因此能够保留下来的信息也很少，甚至有的没有，尚承文烈士就是这种情况。
尚承文烈士被捕后，先关押在白公馆，后又转移到息烽集中营，抗战胜利后作为72名重犯又押回白公馆看守所。尚承文烈士是我们目前在所有的遇难者中发现死得最为惨烈的。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记录中只有很少的一点：
1915年生，原籍安徽，1936年由江苏省立师范学院毕业，抗战爆发离家出走。
武汉失守，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工作，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1年初，一次向我党提供情报活动时被军令部少将处长宋达发现，旋即被秘密逮捕。
周恩来在重庆南区公园，于1939年至1940年七八个月期间，晚上7点半左右，接见尚承文两次。
徐远举1953年3月26日交代：“1947年10月，白公馆奉南京电令，杀害革命人士尚承文、张长鳌等三人。”
1947年9月13日，特务以尚承文去南京为名，将张长鳌、朱念群一起押上汽车。
但是，汽车没有开出歌乐山，却开到了原中美合作所气象台。特务将三人拷上手铐捆绑在椅子上，捂住嘴，通上电源！由于不是高压电，三人未立即死去，特务竟操起一边的十字镐砸向他们的头部！然后将三人的尸体埋在外边早已挖好的一个土坑里。
歌乐山下埋忠骨，两江荡回英烈名！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开始了！
在白公馆看守所，共产党员刘国、丁地平、谭沈明等被押了出去，民革成员王白与、黎又霖等被押了出去，枪声、口号声，在空旷的歌乐山回荡。此时在白公馆楼下的一间牢房里，新四军被捕干部、坐牢8年的文泽怀着满腔的怒火，提笔写作！他要把自己在生命最后所看到的罪恶记录下来，他要把国民党最后的疯狂记录下来，他要使后人知道这里在黎明前所发生的一切！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惨白的电灯光笑得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
“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弟兄们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啊，兄弟，我们走吧，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血永远写着每个殉难者的“罪状”-第一，他逃出了军阀、土豪、剥削者的黑土；第二，他逃脱了旧社会屠场的骗诈、饥饿；第三，他恨煞了尘世的麻痹、冷漠、诬害；第四，他打碎了强盗、太监、家奴、恶狗加给祖国的枷锁；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同一切被迫害、被愚弄的良心摇动了反抗的大旗。
呵，兄弟，你走着吧！勇敢地走着吧！
呵，兄弟，记住我们战斗的信条：
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
但是真理必定来到，这块污土就要燃烧。
刽子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
一转身，他去了。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血仇要用血来报！
文泽烈士的诗是由几个脱险志士带出来的，这首诗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大屠杀时革命志士走向刑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作为新中国的开拓者、创建者，他们非常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用生命实践了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奋斗誓言，他们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自己理想追求的实现，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躯体去抗争压迫、黑暗，他们用个人价值去扞卫真理，他们用自己的苦痛去换来别人的幸福欢乐，他们……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已逼近重庆，国民党特务在撤逃前对尚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囚犯实施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的顶峰时刻，白公馆有罗广斌等19人奇迹般成功越狱，虎口脱险。
大屠杀开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罗广斌等27人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20人已全部被害，二处寄押的被提出行刑8人，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特区”里的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同时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
完毕后再回来“处理”。当雷天元在渣滓洞与李磊制造了集体屠杀150多人并火烧渣滓洞的惨案后返回白公馆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只有昏暗的牢灯像垂死者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这死寂的黑夜。
雷天元去增援渣滓洞后，白公馆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听到白公馆外的武装警卫部队正在集合，传令撤岗，杨进兴不觉有些心慌意乱，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还有这歌乐山下黑糊糊的一片，武装警卫也撤了，万一有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也一阵阵发虚。他赶紧打电话给陆景清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要求撤离，陆景清同意。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楼上还剩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然后，杨进兴就慌慌张张地带起众看守跑了，至于这19个人怎么办，他也顾不上了。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地位，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看守所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良心也未完全泯灭，因此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看守所里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日常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
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会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都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
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冲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有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也被冲散了。
这当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她背着6岁的儿子小波，周居正背着她5岁的女儿小可，在慌乱中，她的女儿不幸从周居正的背上滑下来散失了，直到解放后才找到。
解放后，郭德贤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人在危急关头，会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当时，我不知道哪来的劲，背着一个小孩，在漆黑的夜里，一口气跑到了歌乐山上。后来，我回到白公馆，再走这段路时，空着手走，还感觉有点累。”
28日天亮前后，半数越狱难友逃出了“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的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老林。
在这次大屠杀中，白公馆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有谭谟被提出行刑时，身中数枪，因未伤及要害，后从死人堆里爬出侥幸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