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里，我们走到陕西街赣江街口，正要右转下坡，对面走来两个武装宪兵。
一瞬间，我已想到最坏的结果。我和振华身上都剩有几本《工人呼声》。我走在他的左侧，他用手指抵着我的右腹部向后一顶，在人流中我跟他拉开了约五尺的距离，向左边一闪，宪兵上来了。
一个宪兵指着王振华的胸膛：“你是军人吗？”
“不是。”
“为什么穿军服？”
“不是军服，是朋友送我穿的，这是中山服。”
“胡说！脱下来！”
“我里面没穿多的衣服，脱了咋好回去。我回去染了就是。”
“好吧，来！我先给你染一下！”
宪兵把王振华拥进了对面的茶馆，拿了账房柜台的毛笔，把他满身画得象虎皮一般。走出茶馆，惹得路人一阵大笑：“缺德！缺德！”我们回到住处，才算松了一口气。当时只要脱下上衣，扎在腰上的刊物就全暴露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52）
王振华参加托派组织，是基于托派的政治纲领符合自己偏激的极左思想，但他的本意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世界，投身到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遇事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判断，虽然大多是站在极左的立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因此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作为托派组织的指导思想却是空泛、机械、教条、不切实际的伪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矛盾愈是深入实际就愈见明显，这就使王振华在组织上与托派中央日趋分裂，更使他在思想上日益苦闷。赵芳举回忆：
国内国际形势不断发展，托派中央前后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逐渐明显地偏离了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被僵化了，被教条化了。死搬硬套、不顾实际，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工人呼声》原定原则上每月一期，或根据具体情况略予提前或后延。可在第四期以后，已成无定时地延期出刊了。我曾以试探的口气就教于王振华：“中央的分析和估计与形势的发展似乎有所偏离，你看？”王振华手里摊着《新华日报》，又看了一阵才说：“是啊。不过也不能只看一事一时……”
王振华每天搁笔看报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新华日报》每天必看，对《呼声》的编写，就像很费斟酌一样……《呼声》初期活跃的气氛似乎消失了……
王振华思想的潜移默化，我已感觉到了，什么程度，我摸不准。他不是一个回避现实的人。正如他说过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敢于正视现实。”现实是无情的。
重庆托派是托派中央所属的一部分，不同的见解允许提出来吗？……在托派思想的制约下，高度的思想升华是困难的，可也不能到此为止啊！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52）
王振华的思想苦闷，直到他被捕后仍在继续。
1940年5月，王振华因从事抗日反蒋活动，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定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王振华被捕后，特务从其住处搜查出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将正在重庆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黎洁霜也逮捕。黎洁霜被捕后，想尽快同王振华见面，就声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和王振华结婚，特务就将她和王振华关在一个监狱。
黎洁霜，原名黎琦清，1920年5月生于广西梧州。她从少年时代就同情封建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以此为起点，她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深怀不满，逐步树立起抗日救国、争取妇女解放自立的思想。初中毕业后，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她参加过广西第一届学生军，读高中期间，积极参加了团结抗日的示威游行，还参加了梧州爱国话剧社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托派思想的影响。与王振华结识后，为追随到重庆工作的王振华，于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王、黎二人被捕后，先后关押在白公馆、息烽监狱，后又转回白公馆关押，并在转回白公馆后正式结为夫妻。夫妻俩在狱中面对敌人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
刚入狱时，夫妻俩的思想仍基本处于托派状态，他们不参与狱内中共党员的活动，但也不与之对立，他们在细心地观察和思索。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跟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直到牺牲，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思想不断地受到冲击，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共产党员逐渐产生敬佩感，并公开赞扬共产党员的情操。后来，他们加入到难友们的活动中，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外，还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最终在思想与行动上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跨入革命者的战斗行列。
解放后，由于历史原因，王振华和黎洁霜未被评为烈士，烈士在九泉之下蒙冤几十年，直到1983年5月23日，四川省委组织部“中美合作所”被难人员复查工作小组才对他们作出结论：
王振华、黎洁霜同志的被害问题，1950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因王、黎参加托派，未评为烈士。
经查，据1950年1月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所制的《被难人士登记表》、《名册》和《传略》等材料记载：王振华……狱中生活很清苦，身体坏，但很勤劳，常常帮助有病的难友洗衣服和做其他工作。他被捕的前两年还是托派思想，常对难友发表托派言论，但后来对斯大林格勒的看法证实错误后，渐渐变好了，尤其最近一年多，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一一·二七”临难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据贵州息烽监狱与王振华同狱的李任夫（武汉市参事室参事）1982年6月26日证明：王某为东北人，他与爱人黎洁霜关入息烽是1941年之后，据说他原在广西梧州商专教书，黎是该校的学生，他们结合就在这个学校。我与他认识是在息监成立各种问题研究会之后，开大会时都在一起，可以有机会谈谈。黎洁霜与张露萍（共产党员）很接近，她也能写文章，记得她的笔名是“绛芒”，是有进步意义的。
据韩子栋（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7月7日证明：王振华在狱中自认是托派，但从不和我们做任何政治上的争论或斗争。有时，因为我们同志的忠贞不渝，还表示敬佩与同情。他的爱人黎洁霜，看起来比他明朗，但不作任何政治上的活动。
据王品三（中共党员，安徽省公路管理局离休干部）1983年1月11日证明：我认识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但不熟悉，因为我们同牢不同斋（牢房）。从坐牢这点看，是反蒋王朝的人，没有听说他在牢里做过什么坏事。
据息烽监狱与黎洁霜同牢室的黄彤光（南通市食品厂退休工人）1963年和1982年6月26日两次材料称：黎洁霜1943年我被关在义斋时，她与我同室……黎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为人正直，不打小报告，不整人……
据白公馆同狱难友郭德贤（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副主任）1950年1月所写《黎洁霜烈士传略》称：黎洁霜……坐牢七年半了。最初他们不关在一起，在1946年他们才同居，1947年生小华于牢中，1949年1月又生又华。在生小华后，特务头子徐远举要她写悔过书，取保出来，她坚决拒绝了。据《新蜀报》1949年12月24日刊载访问郭德贤的文章称：……白公馆的特务头子杨某……企图威胁王振华把小华抱给他作儿子，但王太太说：“宁肯把孩子扼死，也不给那个王八蛋作儿子”……郭德贤1982年6月17日再次证明：“一一·二七”大屠杀时，把他俩拉到楼梯口时，我听见两个娃娃的大哭声，听见黎洁霜说：“把娃娃留下，多打我几枪。”特务说：“不行，斩草除根！”男的说：“不要说了。”结果全家被屠杀。
据白公馆同狱难友任可风（重庆四十四中学退休教师）1983年4月2日证明：王振华和黎洁霜在狱中的时间较长，因有一对孩子，没有乳汁，就舂米羹羹，仅有一点极其简陋的炊具。他俩就利用这一套炊具时常为狱中生病的、受刑的难友服务，处处提供方便。车耀先同志牺牲前管理图书室补贴破书的浆糊，也是他夫妇代耀先同志搞的。为了抗议（1949年）10月28日大坪公开枪杀同志，白公馆的难友绝食两日，他夫妇尽断了火种，害得娃娃闹饥大啼。“一一·二七”大屠杀时，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各抱一个小孩，面对死亡，没有呜咽，神色泰然。王振华跨出牢门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一步一回顾地向难友告别。
据白公馆同狱难友毛晓初（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1983年3月27日证明：……记得大约是1949年10月初，不知王振华从哪里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成立了……曾跑到我们窗口悄悄向罗广斌、陈然他们告诉了这个伟大喜讯，说明他是关心我们的，成立新中国他们是异常高兴的……
据张维良1953年7月16日和1956年7月9日两次供称：王振华……1940年因与上海组织不合……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后……1940年底来重庆……负责渝市地委会书记工作。1940年下半年（托派中央）楼子春来信说他（指王振华）对上海组织不满，对组织有些破坏活动，叫我们对他注意点……
据隗宽1953年7月19日交代：王振华……据说托派中央认为他“欺骗组织”，曾不信任……原因是拒绝上海托中央的那个“革命的抗战纲领”……他俩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对王过去的历史很清楚，要王振华跟他们干，但王振华坚决拒绝。
据王子文1952年12月21日材料称：王振华来重庆，参加重庆领导工作，主编《工人呼声》报，在青年中威信很高。后来上海托派中央给张维良和梁贻来过一封信，说王振华犯过错误，已被托派中央开除，于是提出来不让王振华参加地委组织。
据西南公安部一处1954年7月整理的《托匪“四川地委会”系统的资料》称：王振华因在沪对抗战问题主张“公开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托派中央负责人彭述之勒令离沪……
……据此，我们意见，王振华、黎洁霜同志应追认为革命烈士。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52）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群如潮红旗如海。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整齐地肃立在毛泽东的两侧，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开国大典开始了，伴随着军乐队奏起的雄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毛泽东那洪亮而独特的湖南口音响彻了中国大地，更强烈地震撼着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7天后，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从楼上的黄显声将军那里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黄显声还告诉罗广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黄显声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黄显声因其在国民党军中有较高的地位，因此在狱中能得到一定的“优待”，除了生活上的，就是可以看狱方规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
等。黄显声通过国民党报纸上对共产党的谩骂，从反面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消息，然后寻机转告给狱中的其他政治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也是这样得来的。
罗广斌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
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他是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啊！
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到罗广斌转告的消息后，兴奋得像孩子见到了久别的亲娘。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耳语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意犹未尽，又兴奋得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难友们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了，全体又朝着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他们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这样的高兴，因为他们终于看到黑暗已经走到了尽头，胜利的红日已经照耀在中国大地上，他们的奋斗获得了巨大的成果，牢底就要坐穿了！罗广斌眼见这热烈的情景，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会是白色的，同时，也不知五星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是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刻划白衬衣，做成五个星子，用剩饭粘在红绸上。
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82）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地藏进地板下面，期望等到解放那天，高举红旗冲出去。
红旗做好了，也藏好了，可罗广斌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心中有万般激情将要喷发出来，这激情终于凝结成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