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设法弄到一份香港《华商报》编辑出版发行的《经济年鉴》，内辑入有我党中央发布的对新辟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文件《土地法大纲》。王朴拿《土地法大纲》给金看，并作了讲解，最后说：“娘，当前的形势，你看到了没有：蒋介石人心丧尽，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所向都是盼望共产党、解放军节节胜利，重庆眼看也要解放。解放了，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你这点地也保不住。我认识一个共产党，他们现在差钱用。依我看，你不如把田卖了，换成金条，借给他们共产党用，解放后，由共产党、人民政府如数还给你。如果你愿意，我就找他来和你见面谈谈。”金老先生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反复考虑，终于答应王朴，采纳了这个建议。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49）
王朴的战友，原中共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负责人之一、莲华中学创始人之一，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主任的黄友凡同志回忆道：
当时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王璞）领导北区工委，决定派齐亮同志（工委书记）和我（工委委员，分管组织）同他（王朴）母亲谈判。……与党组织达成了三条协议：
一、把江北县和巴县的田产变卖后，所得款项借给党支配使用，待重庆解放后归还；二、莲华中学完全交给党来办；三、对于他家弟妹的教育和工作，今后由党负责。此后，就大量变卖田产。总共1680石谷子的田产，先后卖了1480石，价值折合黄金一千多两。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49）
王朴动员母亲大量卖田产的举动在当地引起很大的震惊，为避猜疑，王朴对外解释是城里做生意需要钱，同时，党组织为了充分用活这笔经费，决定由王朴出面在市里开办一家公司，一方面为了掩饰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有限的“死钱”活起来，增加经费的来源。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48年春，位于重庆市区民国路宏泰大楼的南华贸易公司成立了，可惜就在公司成立不久，还未充分发挥作用时，王朴就被捕了。
王朴以富家弟子和社会贤达的身份办学校、开公司作掩护，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本来隐蔽得很好，他的被捕是因为叛徒的出卖。
1948年4月上旬，王朴与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接头时，刘说：“情况很紧急，已经发现有的同志被捕，有些地方组织受到破坏，急需用钱。”他向王朴要金条、要银圆，因为事出突然，王朴没带，准备去取，刘又说：“来不及了，现钞也行。”王朴随身只带了几个零用钱，在刘的一再催促下，王朴开了一张支票，刘又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王朴如约前往，却久候无人，这是以前没出现过的。王朴回到江北，迅速与齐亮分析目前的局势，并检查本地区的工作，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措施，以防万一：（1）立即销毁文件，分散埋藏马列和进步书刊；（2）保护群众，对好口径，因为志达中学的教师、员工清一色是“自己人”，必须立即编好一套说辞，共同掌握，以应付紧急情况；（3）内紧外松，学校照常上课、活动，只对少数骨干下达警戒任务；（4）工委立即撤离学校，只留一人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安排好前三件事后，在谁留下的问题上起了争执，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叫王朴转移，说：
“我是外省人，又是单身汉，无牵无挂，让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最适合；你是本地人，牵累多，又有老婆孩子，不仅乡下，还有城里，好多事要你出面活动，你就别争了，还是你先走吧！”
“正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校长，又熟悉情况，我才更应该留下来。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的担子重，而且以英文教员身份出面对付特务也不合适。不要因为我影响全局工作，别再犹豫了，赶快走吧！”王朴托着烟斗，催促着齐亮。
一番争执后，决定齐亮先转移，王朴留下来应对一切。齐亮握着王朴的手，说道：
“这可真得做好思想准备，要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王朴坚定地对齐亮说：
“是啊，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安排好一切后，王朴预感到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来到母亲房间，母子俩谈了一会儿话。这些年来，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老人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她虽然并不能明确地知道儿子的政治身份，可她相信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干的都是正义的事业。在这非常时期，王朴向深明大义的母亲讲了三条意见：（1）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2）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3）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刘国定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南华公司开具的支票，由此查到小什字打铜街川康银行，抓到银行会计主任苟孔甲，随后又在电力公司逮捕了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苟孔甲被提到行辕二处，出卖了王朴，解放后徐远举交代了苟孔甲出卖王朴的经过：
刘国定交代苟孔甲与王朴关系，我即派刑警处特务宗慎之随川康银行袁玉麟经理赴川康银行将苟孔甲逮捕到二处，由二课课长陆坚如审讯，他承认与中共地方党关系，并供给经费，他愿意交出王朴，如果王朴进城与他联络，即向二处密报，并供出王朴在民国路的一个字号。关了一晚，即予释放，仍回川康银行。又过了二三天，王朴进城与他联系，他到二处密报。我派特务雷天元、宗慎之等将王朴在民国路逮捕。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49）王朴被捕后不久，一个特务来到王朴家里，自称是王朴要他来的，还拿着王朴用的烟斗作为证明，问东问西，探听情报。金永华对他说：
“我儿子是办学校的，行得端，坐得正，他干些啥子，我当妈的最清楚，我相信他没走错路。”
来人什么也没捞到，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王朴先被关在行辕二处，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希望将他保释出来，未能成功，最后被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王朴在狱中坚不吐露真实身份，并一口咬定是遭人诬陷，敌人无可靠证据，无处下手。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办公室。
“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只听得一声电铃响过，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
徐远举问：“刘国定！你认不认识他？”
王朴一看是刘国定，果然是他出卖了同志。面对这个可耻的叛徒，王朴义愤填膺，冲上去狠狠地揍了他一耳光。
徐远举转头又来对王朴劝降：“王朴，以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你只要交出组织，就可自由。”并对王朴提出三条：澄清思想；交出组织；参加工作（即特务组织）。王朴正气凛然，不为所动。
1949年10月28日，白公馆看守长走进牢房：
“陈然、王朴马上转移！”
“转移？”王朴的脑子里顿时打了一个大问号。
难友们已经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料定敌人会越来越疯狂，此时通知转移一定有诈。也许是最后的时刻了吧！同志们纷纷围过来送别战友，刘国见王朴穿的衣服太薄，把自己穿的大衣脱下来，披在王朴身上，依依握别。
王朴等人被押到行辕二处，徐远举要他们在最后的时刻再三思而行。面对敌人，王朴义正词严：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即将垮台，你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说完拂袖而去。
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捆绑着，押上了美式大卡车。浓雾笼罩下的山城万人空巷，市民们看到车上衣衫破烂的“死囚”，都是目光炯炯，昂首挺胸的好汉，无不投以敬佩的眼神。王朴等人把刑场当成最后的讲台，在囚车上大声宣传共产主义真理，高声喊道：
“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万岁！”
囚车被群众团团围住，直到下午四点才开到大坪刑场。
临刑前，王朴托人带出给母亲和妻子的遗嘱：
娘：
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
小群：
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
王朴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党作出的诺言：“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刑场上，王朴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王朴牺牲后，金永华强忍内心的悲痛，请她的妹妹金永芳出面料理后事，将爱子的遗骨掩埋在江北县龙溪乡常家湾。
王朴的牺牲，极大地教育了金永华，使她更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她说：“王朴的鲜血，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同志们的伟大，认识到人为什么活着？这时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位革命的妈妈，不仅为莲华学校献出了全部家产，还为莲华学校、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爱子，在那血腥的日子里，金永华把自己的命运，同莲华学校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带着全家在莲华学校熬到天明。
1949年重庆解放不久，由肖泽宽同志报经西南局邓小平批准，按照当时的协议，将王朴家变卖的田产折合成一千多两黄金，再折合成人民币，开具人民银行的支票。
当黄友凡将支票面交金永华时，她坚决拒收这笔巨款。她说：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这位经历过清王朝、国民党统治、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从旧社会的一个家庭妇女，转变为支持革命的母亲，最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早在党组织在江北创办莲华学校时，金永华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任莲华学校董事长，她看到青年教师们辛勤教学，还要搞社会活动，就主动管好生活，为大家服务。
还利用自己的关系，搞好地方上层统战关系，掩护、保证学校工作顺利进行，金永华成为这个战斗集体中的一员，大家都尊称她为“伯母”，她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几十年后，提起当初的事情，金永华老太太在“莲华中学建校四十周年王朴烈士牺牲三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深情地谈道：
……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当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中共江北县委党史工委1986年12月编《纪念活动专辑》P12）
这笔巨款最后确定用来作为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为此金永华参加了市妇联工作，出任福利部副部长，又任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市政协妇女组顾问、四川省人民代表。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妇女儿童工作上，与志同道合的姊妹成立了重庆市妇女互助会，还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兴办托儿所，先后免费培养了二千多儿童，还办了小学班，培养了一百多名小学生。她还办起了儿童俱乐部，有阅览室、乒乓球室和绘画室，指导读书，讲革命故事，开展向英雄人物学习等活动，这个课外教育阵地，被评为暑期青少年教育工作先进集体。金永华同志说：“我最热爱的工作，就是儿童福利工作。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恢复了儿童俱乐部。”
早在解放初，金永华就向市妇联党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组织觉得她留在党外做妇女互助会工作，作用更大，她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几十年来，金永华继承儿子的事业，坚持不懈地为党工作，又先后多次申请入党。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病逝。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屠杀。
1949年11月27日晚，秋风凛冽，雾障暗浓。
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几个特务押着一男一女往树林深处走去。男的约有40岁，很瘦弱，有点驼背，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小孩；女的有30来岁，同样很衰弱，也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他们在特务的驱赶下，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消失在松林坡的夜幕中。
树林深处，传出低沉有力的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尖厉的枪声撕破了歌乐山的静谧……在1950年“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登记编制的名册上，有一页简单地记录着这一男一女的情况：
王振华，男，40岁，东北人，托派。
1942年在渝被捕，旋因搜出信件，将其爱人黎某亦捕来。狱中生活勤苦，前一时期思想还是托派，后渐转变，最近一年思想已完全接受了真正的共产主义。
在这张登记表的附页上，除了记录着王振华的简况外，还记录着：
黎洁霜，广西人，托派。
王的爱人，狱内表现坚决。带着两个小孩，又有病，生活凄苦，但未屈服过。
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之手，王振华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对日帝十分仇恨。
1934年，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北大学生联合会中有喊着抗日口号、打着革命招牌、装得十分激进的托派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振华就像曾与他同事的赵芳举所说：
王振华为人刚直，秉性倔强，思想幼稚而偏激。当时，极左思潮对他不断地冲击。
在托派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了思想政治生活的起步。就这样，王振华走上了一条艰苦曲折而坎坷的道路。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52）
后来，他串联了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坚决要求抗日，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学籍。
此后，他转到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国，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
事变后出狱，在上海从事托派的组织工作。由于他在抗战问题上的主张背离了托派的政治纲领，与托派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被勒令离开上海，出走香港。
在港期间，王振华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黎洁霜相识，彼此倾慕，遂为知音。
不久，王振华和黎洁霜回广西梧州，1941年初，到重庆《新蜀报》当记者。
在重庆，王振华经原北大几位同学的推荐，参与和领导重庆的托派组织“重庆地委会”的工作，负责编辑油印内部刊物《工人呼声报》。这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托派思想体系，但着重宣传抗日救国。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欢迎。
王振华在“抗日”、“反蒋”、“救中国”的信念支持下，对托派的工作倾注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甚至甘冒任何危险。赵芳举回忆：
王振华的大胆沉着，叫我感到吃惊。《呼声》的散发，多半都是他亲自出动。
一次，我们俩一共带了三十多份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大去散发，他说：“咱们的刊物出得不易，送出去要本本收效才行。”
我们以会见学生为名，进入了中央大学学生宿舍区，学生都去上课了。在一长排厕所的半墙上放过几本之后，我们又转身进了宿舍弄道。他从宿舍的后窗翻进房间，把刊物放置在学生的枕头下面，连翻十余个房间。我说：“危险哪！”他却说：“怕什么！”
这次散发的是《呼声》第三期，天气已经热了，他穿的是从复兴面粉厂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一套旧的草绿色中山服，这天是第一次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