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务”原有的经营意识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致使期刊的销量逐渐下滑，“商务”也招致“过于保守”的批评。张元济们深感“时事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因此，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重新掌握市场主动权，“商务”开始锐意改革。“商务”首先将目光锁定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1921年，“商务”资深高层人士高梦旦亲自前往北京力邀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经过多方调查考虑，最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上任，担任编译所所长，着手改组“商务”，推行科学管理，引进大批新人，开启了“商务”启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新时代。这些重大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对于《小说月报》等期刊及丛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小说月报》的改革就是在“商务”的支持下进行的。由于时代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吸引了大批读者，所以主打礼拜六派、过于保守的《小说月报》的销量日益下滑。“商务”着手对其进行革新，在物色新的编辑人选时，他们看中了年轻有为的茅盾。据茅盾回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身兼《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来找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这种在一个杂志中辟出一个专栏刊登与整个刊物风格迥异的作品的做法持续了一年，显然，这种融新旧于一炉的做法，两面不讨好，既得罪了礼拜六派，也未能吸引新青年，因此，1920年11月，王莼农辞职，茅盾正式担任《小说月报》主编。
《小说月报》革新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稿源。“商务”应允了茅盾提出的屏弃现存全部稿件（主要是礼拜六派的文稿）、赋予主编编辑全权等条件，同时提出：次年一月号的稿子，必须准期出版。这就意味着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工作。
茅盾为了解决创作稿件的不足，给之前曾向该刊投稿的王剑三写快信，告知刊物完全革新的消息，请他并约熟人写稿。茅盾当时并不知道王剑三就是新文学作家王统照，很快，茅盾意外地收到了郑振铎的来信，说他和朋友们愿意供稿，并提到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为周作人等，请茅盾参加。
这封信给了茅盾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说明《小说月报》从12卷1号起将完全革新，增加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谈、书报评论等新栏目，其中，启事第五则是排版时临时加入的。《小说月报》11卷11号付印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及宣言、章程等仍在酝酿中。12月中旬，郑振铎寄来文学研究会宣言、简章、发起人名单和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人的创作，刚刚赶上12卷第1期最后一批发稿，就将宣言等以附录形式刊出。此即《小说月报》革新及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过程。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1920年11月初，张元济、高梦旦曾在北京与郑振铎等人见面，郑等要求“商务”出版一份新杂志，由他们主编，但张等则希望改组《小说月报》，意见未能统一。郑等表示要先成立文学研究会，再办新刊物，而张等则回到上海，着手《小说月报》的革新工作。由此可见，在这件事上，“商务”掌握着主动权，从根本上决定着刊物的性质和归属权。茅盾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它只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编也是在演独角戏，稿件去取，只我一人负责。”
其次，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解救了《小说月报》革新后的燃眉之急，而《小说月报》也以刊物的形式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主张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传播出去，使其具有了社会影响力，这是近现代社会报刊与文学之间建立的含有经济因素在内的新型关系的体现。
这种新型关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小说月报》的焕发生机。一方面文学研究会群体新鲜血液的鼎力加盟，使其实现了思想文化意蕴的更新，无论创作还是理论文章都展现着勃勃生气；另一方面，身为现代出版业龙头的“商务”，以自己雄厚的资金、技术与发行网络，为新文学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充裕的基础和条件。
陈原在《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中，对“商务”雄厚的出版发行实力有过这样的描述：
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发行所不但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
注重发展分支机构，扩大发行范围是“商务”的成功秘诀之一。在开办初期，它就建立了发行所专营批发、零售。开业3年后，着手在各地建立代销处，在各地建立分馆、支馆、分销处，各分支馆都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听从总馆指挥。
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就增加一个批零兼营的据点，开拓出一片市场。各分支机构向附近城市的书店发展特约经销处，在批发折扣方面给予优惠，以便借其他书店的人力、物力和店铺做自己的生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自己的发行网络，便于收集市场信息，扩大批发，防止呆滞欠账。
各分支机构就近向外地书店批发本版书，并直接向附近各市县发行教科书。众多分支机构、代销处的建立，使“商务”版书的发行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商务”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柱。
各大出版机构的决策层都把发行环节视为企业发展的龙头。据《张元济日记》记载，早在民国初期，“商务”就推行寄售这种购销形式，而且在每个城市只物色一家书店寄售，防止太多太滥。1918年3月和12月的日记，均提到发展特约经销处的具体规定。
张元济还很注重新书预订工作，注意运用这种形式开拓市场，通过预订，让读者分期付款。他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例》中提及该做法的益处：“即可以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复分年纳价，使购者置重若轻”，这种做法对当代出版发行工作仍有启发意义。另外他还注重批发折扣。由《张元济日记》可知，民国初年书籍定价为出版成本的4倍，一般按对折批发。“商务”版图书在本馆门市零售，可按八折至七折优待读者。这些举措，推动了“商务”的发展，也影响到了以后其他同类企业的运作方式。《小说月报》也曾经学习这种方法，并且享受到了这样规范而发达的发行网络的优势。
“商务”发行所多采用集中备货的方式，让分支机构勤进勤添。这就把脱销与积压的风险都由发行所来承担，而发行所则采取不断重印，适量备货的办法化解风险。据汪家熔先生统计，1916至1922年“商务”每年度的销售额与年底存货额的比率，平均为1∶1.6，即每销货1元，有1.6元的备货。较为充分的备货，保证了分支机构的添货需要，防止了脱销。为便于对分支机构进行业务指导，保持信息交流的顺畅，“商务”还先后编印了《同舟》、《馆务通讯》、《通讯录》、《同行月刊》等内部业务刊物，管理的规范可见一斑。
除注重分支机构的建设外，“商务”总部的组织建设也很规范。四个部所上设有总务处，领导着北京和香港的两个附属印刷厂以及各省的分馆和学校、东方图书馆等附属机构。“商务”的本部设在宝山路，那里有管理处和编译所、印刷所和装订部，发行所设在河南路，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与遍及全国的36个分馆和1000个以上的销售点保持着联系（见后附图一：《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所》、附图二：《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附图三：《商务印书馆各分馆和世界书局各分局的设立年代》、附图四：《1931年商务印书馆各分馆设置地点图》）。
如此庞大的发行网络，使《小说月报》可以拥有全国的影响力，甚至延及海外，而这样规模巨大的发行网络对于现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发展，也构成了巨大的推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学研究会藉由《小说月报》受益于“商务”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与雄厚的资金技术支持，但是身为商业出版企业的“商务”，对于胸怀新文学建设宏志的文学研究会而言，仍有许多的限制和束缚，《小说月报》仍旧要受控于“商务”，如在改变刊物名称、刊登广告、主编换人等方面，甚至在刊物内容方面，都要受到制约。因此，文学研究会一直将《小说月报》视为“代用会刊”，在努力巩固这一影响深远的阵地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自己的会刊建设，《文学旬刊》的推出，标志着文学研究会真正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媒介基地。
二、《文学旬刊》的发行策略
在《文学旬刊》的发起运行初期，郑振铎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于1921年3月毕业分配至上海之后，就被聘《时事新报》社，参与编辑当时被称为全国“四大副刊”的该报副刊《学灯》，7月17日正式担任该副刊主编，到翌年1月辞去，参与编辑3个半月（当时编辑为李石岑），主编了6个半月。
参加《时事新报》社工作不足一月，郑振铎就争取到了在该报创办主编一份《文学旬刊》的机会。1921年4月23日，该报以头版的位置刊出《本报特别启事》，宣告将出版《文学旬刊》，并刊出郑起草的《文学旬刊宣言》、《文学旬刊体例》。旬刊于5月10日正式创刊，两年多以后，改为周刊，其名称、版式、出版发行处等，有过多次变动，主编人员也历经多次调整。
《文学旬刊》由创刊到1929年12月22日第380期终刊，在整整8年零7个半月中，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及1929年6月至11月内有些脱期外，基本正常按时发行，这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殊为可贵的。
该刊是20年代最重要的小型文学刊物，它创刊时，“中国文艺界里尚未发现过与本刊同性质的出版物”。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会刊”的《小说月报》不同，它公开标明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从一开始就基本独立，后来脱离《时事新报》后就完全独立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月刊相比，它出版周期短，反应快，批评性、战斗性强，就像郑在1921年9月3日给周作人的信里所说的：
《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去做就，《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按：指迷惑于旧观念的人），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地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