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是整个“文学研究会丛书”体系的收尾之作，目的在于对经过十余年发展的新文学创作进行总结，推动创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推出过程中，为壮大声势，以一次同时出版10本书的方法来推出。第一批于1936年3月出版，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沦落》、杂文集《生之忏悔》，叶圣陶的《圣陶短篇小说集》，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张天翼短篇小说集《万仞集》，朱自清散文集《你我》，李广田散文集《画廊集》，何其芳等人的合集《汉园集》，萧乾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顾一樵等人的戏剧集《西施及其他》等。第二批于1937年6月同时出版，包括王任叔短篇小说集《流沙》，靳以短篇小说集《渡家》，李健吾戏剧集《这不过是春天》，蹇先艾短篇小说集《乡间的悲剧》，杨骚的诗剧集《记忆之都》，萧乾的杂著《小树叶》，艾芜的短篇集《芭蕉谷》，涟清的短篇集《黑屋》以及郑振铎历史小说集《桂公塘》、书信散文集《西行书简》等。因为抗战的爆发，1940年后只出了三种：王任叔短篇集《佳讯》，郑振铎论文集《困学集》，许杰的《许杰短篇小说集》，都是由郑振铎主编的。
由上可见，编者不仅注意收录成名作家的创作，更注重收入新涌现的作家作品；不仅注重作品的质量（很多都是当时的上佳之作），而且注重各种文学类别的搭配。郑振铎在主持这两套丛书的编选出版工作时，文学研究会其实即将或已经解体了，但他仍坚持该会的名义，也是为了贯彻发展我国的新文学事业的初衷。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总数达到250种以上，时间跨度达20多年，囊括了各种体裁的创作、译作，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等，涉及50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收入100多位本土作家的创作和译作。虽然著译者大多属于文学研究会群体，但编选者并不以此为圭臬，始终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30年代后更是收入了很多非会员作家的作品。无论是规模、时间、质量，还是启蒙意义、影响都在新文学史上卓然出众，唯一可以与之比肩的，是巴金在三四十年代主编的“文—学丛刊”，但后者不收译作，理论作品也很少。因此，就连在政治观念上存在偏见的台湾现代文学研究者陈敬之也这样评价“文学研究会丛书”：
内容包括了文艺的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作家也包括了老的、新的、会内的、会外的。在新文艺的“量”和“质”的表现上，都相当可观。而那时的新进作家，由于得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提挈和陪护而因以成名的，也实在不少。这是它最开明、最卓越，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点。
（四）文学与出版的结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丛书的出版是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深层合作的结晶，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开明书店的合作，也创造了一种社会系统中较为良性的循环机制。作为出版业，经济效益、商业化目的是后者首要考虑的内容，而文学研究会建设新文学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两者不同的追求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系统的常态。在丛书内容选择及出版运作上，既体现了引导文学研究会新文学建设的意图，也兼容了出版商商业利益的追求，不仅展现了新文学发展的实绩，也反映了出版者的商业目的。
文学研究会初期推出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和“小说月报丛书”，大部分出版于1921年至1925年间，其他四种丛书的出版发行，基本是1925年至1948年，前两种丛书中大部分是外国译著，文学研究会成员自己的创作不足三分之一。这种选择，既有前文分析过的文学发展建设方面的因素，也有着较为强烈的商业市场运作需求的痕迹。
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最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商业利益、市场效益。变革中的市场和读者群不满足于旧文学，但对新文学又往往持观望态度，最有吸引力的当属对外国文学的引进介绍。
所以，前两种丛书中译著占据更多比重，显然有商业运作经营因素的考虑。在译作的选择收入过程中，虽然非常注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引进介绍，将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还是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与接受心理，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数量上，仍然是作品占多数，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译著则数量较少。
实际出书与书目广告之间，在数量与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如1921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上刊发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中大部分是外国作品译著，少部分为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译著，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集只有叶圣陶小说集《隔膜》和陈大悲的戏剧集《幽兰女士》。但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则有了不小的变动。目前能够见到的该丛书共有107种，但本土作家作品集则收入了瞿秋白、叶圣陶、老舍、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朱湘等人最初的创作集，显然有了很大的增加。丛书最初的书目与实际出书之间的变动，原因有很多，因资料所限，现在无法将其一一厘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变动背后显然存在着出版商商业眼光与新文学社团文学建设之间的某种默契。剩余的四种丛书因为出版于1925年以后，此时的新文学已经立稳阵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与自己稳定的读者群。因此，“商务”可以直接推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的品牌。在此基础上，为了稳妥起见，确保一定的市场销量，他们不忘吸引具有其他阅读期待的读者群，因此，辅之以“世界文学名著”、“通俗戏剧”等内容与宣传，既可以全方位地展现现代文学发展的成就，又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商业利润。这种商业运营策略不只限于“商务”这样的老牌出版商，一向以进步闻名的开明书店在推出“文学周报丛书”时，选择最有可能打开销路的丰子恺的《子恺漫画》作为丛书之首，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是文学家与出版商二者互补的产物，呈现出独特的现代文化景观。
这种互补机制更深层的原因是城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创作群体主要聚合在北京高等学府及学术机构中，在改造旧文化、建构新文化的过程中，从根本上仍然保留了知识分子作为精英文化主导的特征。而“商务”、“开明”则立足中国的商业之都——上海，商品经济的市场化确立了城市文化的机制。文化成为商品，是现代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出版业把现代传媒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文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基本支撑点。因此，“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通过“商务”、“开明”两大出版业陆续出版，并非简单是一个新文学自身实绩的问题，它是一种现代文化现象的范式。现代的出版业为边缘性的松散型的自由文人提供了聚合的空间，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或自由文人又创造和推动了商业性的出版业。彼此互补恰恰体现了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的形态，即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聚合与互补。”
第三节 传播的基本机制保障：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
为最大限度还原文学史自身的丰富性，需要拓宽研究空间，对原本被遮蔽的大量文本之外的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努力发掘文学史形成过程中那些非文本因素的价值与意义。本着这一立场，反观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体制的形成，我们发现，现代出版业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关于出版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有研究者进行过这样的总结：现代出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出版与文学互动而生。出版利用技术、资金和发行网络将语言符号的文学作品物化为一种纸质媒介形式，实现向社会的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出版对文学有培育、扶持和推动作用，同时，出版的发展壮大还成为一种文化产业。近代出版的出现以机器印刷技术为基础，以书、报、刊为载体，影响深远、广泛、持久。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先由报刊发表，再由出版社出版，文学出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一些出版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如商务印书馆、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社实力强弱决定着影响程度的深浅，其中，商务印书馆的作用显然是最大的。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都是由“商务”出版的。“商务”对现代文学的帮助和推动，主要是通过出版方式开创了一种现代文化，培养了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
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规模扩展、影响范围上都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甚至名噪一时的创造社也无法望其项背。绵延11年之久，多种刊物的长期稳定出版，丛书的不断推出，多位知名作家的培养，以及文学理论上的稳健，更使它在文学史上得以傲视群雄。这种优势得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庞大的出版基地的支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雄厚的资金实力，发达的发行网络使《小说月报》得以维持最长的时间，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商务印书馆民营企业的经营形式，也使它保持着较为纯粹的民间色彩，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舞台。
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网络
作为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和现代经营意识的逐渐形成，都离不开上海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
由于租界的存在，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成为全国金融、商贸、交通通讯及工业中心，并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东方第一大港。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拥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新文化、新文学刊物——《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都在上海出版、发行。
“新文学在北京兴起之后，其中心地位逐渐为上海所取代，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基本是在二十年代进行的。”促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除了20年代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动和差异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社会组织力量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文化组织作用，是根本原因之一。
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与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大量人才的涌入，使职员阶层成为书刊市场新的扩大了的消费群体，发达的资讯为报刊的信息提供了保证，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络延伸了市场，商务印书馆就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2月10日，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基督徒，毕业于教会学校并且受雇于教会出版社——美华印书馆。1900年，“商务”兼并了一家日本印刷厂——修文书局，扩充了设备。1903年，成立编译所，延请参加过百日维新的前清翰林张元济担任所长。张元济的理想在于通过出版扶助教育，开启民智，改造社会，这种志向无疑提升了“商务”经营活动的文化品位。
“商务”创业时资本仅为4000元；1903年，与日本资金堂合资，资本增到20万；1905年，经过几次增股投资，扩大到100万；1913年为150万；1914年，在成功引进多项先进技术，羽翼渐丰后遂取消与日本的合资，成功收回日股，扩股到200万；到1922年，资本达到500万。二十五年间资本增长1250倍，平均年增长50倍。
据汪敬虞《中国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的统计，1913年我国万元资本以上的私营厂矿共549家，总资本为12028万元，平均资本21.5万元。“商务”当时以150万元的资本总额，成为全国出版界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而旧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则称它是目前全亚洲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员工最多时达到4000人以上，加上全国各地38处分馆和支店，总人数超过5000。“商务”不仅资金雄厚，规模庞大，而且组织精良，管理严密，成为当时许多有志青年向往加盟的企业，后来在新文学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张静庐先生当时“唯一的希望是进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
除了进军教育领域，“商务”还通过出版和发行期刊实现出版物的多样化。1903年5月创办半月刊《绣像小说》，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10年7月创办《小说月报》。之后又分别创办《少年杂志》、《学生杂志》、《英文杂志》、《妇女杂志》。从这些杂志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体，这与杂志也就是期刊的产生有关。“民初的文学期刊几乎全都是从报纸副刊演变过来的。”而副刊的产生“是报纸进化之中的产物，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的手段，是为了争取士大夫们阅读报纸和满足他们的创作欲望的一个方式”。这种副刊意识“来自于中国的传统，但是，又得到了时代的强化和确认”。通过期刊的渠道，将已经发表过的片段汇印成书，随后出版，成为“商务”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出版策略。
20世纪20年代，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与实力的“商务”面临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出版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新出版社竞相成立，新出版物不断涌现，商业化与新文化共生互动，使2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活跃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