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文学旬刊》成为文学研究会进行新文学建设的实践基地，充分体现出刊物灵活自由的特点。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论争，如对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批判，对复古主义的学衡派的反击，以及与创造社诸君的论争等，主要都是在该刊上进行的。除了“攻击”之外，还以极为显要的位置刊发了郑振铎提倡“血和泪的文学”，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等理论建设文章，为文学研究会全面展开自己的文学理想建设提供了极佳的园地。
该刊在发行的八九年间，“热情刊发了大量的作者（包括文学研究会以外的作者）的文章，培养了很多文学青年；也发表很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更显著的成绩是对外国文学作了大量的译介工作，而且在内容上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作品……1927年以后该刊渐趋消沉，但也仍是国内最好的文学周刊”。1929年，虽经努力，但终因远东图书公司的停办而终刊。但总体说来，的确实践了郑振铎在创刊宣言中所说的：
在此寂寞的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总之，我们存在一天，我们总要继续奋斗一天。
如前所述，文学研究会众人因为不满足于“商务”当局对刊物的束缚，坚持创办了自己的会刊——《文学旬刊》，目的在于开辟一方真正可以自由实践自身理想的园地。但是文学研究会又是一个心理颇为成熟稳健的群体，他们非常善于利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尝试增加成功的砝码和保障，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文学旬刊》具体发行运作方式的选择上。
《文学旬刊》出版和发行的策略选择非常聪明，文学研究会借鉴了《小说月报》的经验，在初成立时，因为立足未稳，所以选择依附“四大副刊”，意在借助其发达的发行网络，迅速扩大影响，打开知名度，尽快赢得读者和市场。
这里不能不提及当时对新文学运动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影响极为深广的“四大副刊”，它们分别创办于南北两个文化中心，包括北京的《晨报》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以传播五四新文化著称，副刊上发表的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不计其数，这些文章以逻辑判断称述的新文化思想，成为新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域”，因此，在当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与深远的影响力。
提到“四大副刊”，有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不应该被绕过，它就是——研究系。
研究系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中心组成的宪法研究会的简称，起源于立宪时期的宪友会，其主要成员由原进步党骨干组成。
而“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指的是在五四前后出现的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蓝公武等。
他们在新国会出现后跟随从政坛退出的梁启超，在秘密组织——松社的名义下集结起来，筹办《时事新报》、《改造》，以此作为文化资源的基础，高举文化运动旗帜。
研究系诸人已经具备公共领域控制意识，将《晨报》、《时事新报》及1923年张君劢筹办的国立自治学院视为自身的文化据点，这里是汇集知识分子，表述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空间。他们依靠这些雄厚的文化实力，主倡知识分子的联合与国民运动，努力建构主导话语空间，试图将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时事新报》创刊于1907年12月，原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梁启超曾多方筹资以维持它的经营，称之“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1927年由史量才等接办，1935年后被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1945年停刊。
《时事新报》副刊较为庞杂，有《学灯》、《工商之友》、《社会主义研究》、《合作旬刊》、《文学旬刊》、《鉴赏周刊》、《青光》、《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界》、《新闻界》。每种副刊的特点及出版周期也很不相同，其中，《文学旬刊》与《学灯》影响最广。
《文学旬刊》享有完全独立性，“到100期时，除了附送外，可以单独售卖了”。《时事新报》雄厚的文化实力和政治背景使其在当时拥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发行网络也很发达，《文学旬刊》创办之初的确在这些领域受益颇多，因此，不仅很快就在文坛站稳脚跟，而且迅速扩大了自身影响，充分张扬出自己的个性和活力。
它的成功创办，使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不少地方的文学青年自行组织了分会，效仿《文学旬刊》的发行办法，将他们办的周刊旬刊附在各地的日报内，如在广州的会员也创办有《文学旬刊》，附于广州的《民国日报》，改为《文学周报》后仍随报附出。此外“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内，而这周刊旬刊又标明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主编的字样……这一切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各自的行动’，并没有总机关在那里有计划地布置”。例如，天津的《民意报》，1923年曾经附出一种《微笑周刊》，标明是冀县六师文学研究会主编……对于这种盛况，茅盾后来分析说：“我们的‘名气’的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得力于商务印书馆和《时事新报》遍及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扩大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创办的《文学旬刊》一度分为南北两种，附刊于《时事新报》的是上海的《文学旬刊》，另有一份北京的同名刊物附刊于《晨报》副刊，而《晨报副镌》在当时位列“四大副刊”之首。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是研究系前身——进步党的机关报。该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由进步党人刘鉴担任总经理。研究系将办报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资本，为扩大影响，聘请刚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担任总编辑。他在发刊词《晨钟的使命》上以不可遏止的热情，表现了他迫切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表现了对文学革命和报纸副刊的一种全新的认识。从第七期起，李大钊在报上开辟了“新思潮”一栏，亲自执笔，每天介绍“欧西名人”一个，引起读者极大兴趣，“各处青年学生之有能力看报者，无不以晨钟报为其读物。”由于与研究系政见不和，李大钊在两个月后辞职。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消息，连同京城其他7家报刊被封，12月复刊时改组为《晨报》。《晨报》从创刊起就设有副刊性质的第七版，1919年2月7日起，再次吸收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参加该版编辑工作，开始明显而有倾向性地宣传新文化运动。
《晨报》对文化问题非常关注，继1919年对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进行讨论之后，1920至1921年大量介绍杜威和罗素，如译介罗素的《社会改造之原理》、《梦与事实——罗素人生观》，刊出罗素的讲演《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宗教之信仰》、《社会结构学》等，还刊发了杜威的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译介了《尼采的超人思想》。此外还有梁启超的讲演《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周作人的演讲《新文学的要求》、《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以及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等重要文献也在上面发表。
在中国20年代前期思想中，它保持着对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影响。
《晨报副镌》正式诞生于1921年10月2日，当时该刊编辑孙伏园在《晨报》总编蒲伯英（殿俊）的支持下，将第七版改为四开四版单张出版。1924年10月，因为鲁迅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在排印时被抽掉，孙伏园愤而辞职，与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另创《语丝》周刊。1925年10月1日，新月派文人徐志摩接编，于次年4月，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合办每周出一次的《诗镌》，积极尝试新格律诗的创作，提倡著名的诗歌“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直到1928年6月《晨报副镌》停刊。
作为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在当时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超过报纸本身。北京的《文学旬刊》选择附送于《晨报》副刊，无疑可以最为迅速地扩大自身影响。
虽然对于《晨报》具体的发行状况在今天已经难以查证，但杨义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介绍《京报副刊》时曾提到：“当时《京报》发行量仅为《晨报》的一半，每日约三、四千份。”由此可以推论，《晨报》当时日发行量可达八千份，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可观的。
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主阵地，就是附送于《晨报》副刊的《文学旬刊》。该刊创刊于1923年6月1日，1925年9月25日因合并于上海的《文学周报》而停刊，共出82期，历时两年零三个月。主编为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之一——王统照，他在《本刊的缘起及主张》中表示，该刊对于稿件的选择，“一视其艺术的如何为准”，“评论以商榷为主”，对于作品“可以各抒己见”，但不欢迎“反文学的作品，盲目的复古派与无聊的而有害社会的劣等通俗文学”，虽然讲的是择稿原则，但也体现了办刊宗旨。该刊立足文学研究会基本主张而对新文学其他流派持宽容态度，重视创作并强调文艺批评的重要性。所发表的重要文章有王统照的《文学观念的进化及文学创作的要点》、周作人的《艺术与道德》、鲁迅的《〈呐喊〉自序》等；创作类有徐志摩的散文、一些新诗及李健吾的小说等；该刊还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编发过“摆仑（拜伦）纪念号”、“纪念法郎士特号”，译介过莫泊桑、波特莱尔、欧·亨利、夏芝等人的作品，“兼容并包”，是该刊的鲜明特色。该刊作者，不仅包括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庐隐、鲁彦、徐玉诺、章川岛、耿济之、赵景深、孙席珍以及徐志摩、闻一多等，还包括新月派的于庚虞，后来属于未名社、莽原社的青年作家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等，参与撰稿者还有蹇先艾、黎锦明、石评梅、陈衡哲、沈从文等。
综上可见，现代文学传播制度之所以能在文学研究会这里得以发展，离不开发达的出版发行网络的支持。如果没有商务印书馆及开明书店遍布全国的出版发行网，《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成功难以想象，而如果不是在创建初期就附刊于拥有遍及全国发行网络的《时事新报》和《晨报》副刊进行发行，《文学旬刊》也不可能拥有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这种对基本机制保障的自觉寻求，也再次证明文学研究会对现代传播制度的自觉意识。综上种种，文学研究会的确促成了现代传播制度的迅速发展，在报刊、出版、发行各方面都为其在三四十年代的步入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这种推动之中建立起来的模式和规范也无形中对日后的文学发展形成了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