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认为，一般孩童们，“他们的性灵，似一条若隐若现的萌芽，正如灰粉之已为水润透；我们更从何处，求得这一双柔如绵，温如玉的手来，动定得宜，将这番已揉透的白粉，捏造成形呢？”邓以蛰把孩童性灵视为萌芽，需要用音乐来呵护他们的成长，塑造他们的人格，陶冶他们的情操。灰粉为水润透还未成形，非靠得力的手相助，才会捏造出形状。音乐起到了在孩童幼小心灵播撒美的种子，塑造孩童性灵的重要作用。
音乐对于孩童的美育有其特殊的作用，可以把他们引入迷人的艺术王国，使童心沐浴音乐的和风细雨，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开发他们的智力，养成他们能够感受乐律的乐感。邓以蛰说，“孩童们一团天机，好像蚕蛾下子，正待一粒一粒的吐下来。当此时，若不将这团天机，使之音乐化，他的模形，就要向世故言词方面去收集标本了，终究又不免结成一个个的赘瘤。我也并不可惜他们走到这一途，因为这是迟早免不了的一回事。但只求孩童心境里，世故之外，还有一个性海；实质的宇宙之外，还另有永远在可能中的一个宇宙，不像这目前可见，口中可称道的宇宙，执着得一时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罢了。而那可能中的宇宙，唯有音乐能使之对孩童显露。如有能领会它得的孩童，它也是个真实的宇宙，而且有抑扬顿挫，比我们眼前的宇宙，却活动得多了。”音乐有超越现实的地方，是有自己的精神价值的。为使孩童免遭世故言词的污染，邓以蛰希图借音乐能给孩童永远在可能中的一个宇宙，使他们认识到那可能中的宇宙与这可见可称道的宇宙的区别所在。虽然，孩童要长大，终会走向世故，结成一个一个赘瘤的结局是可以预测到的，但邓以蛰还是愿意给孩童以艺术的熏陶、美的教育，音乐就是强有力的艺术种类。对于孩童说来，有没有这个音乐的陶冶是不一样的。孩童时所受到的艺术的熏陶，对于他们的成长不可缺少，有助于孩童艺术潜质的开发，有助于孩童人格的全面发展。
邓以蛰揣测了听音乐的人们抱着不同目的的接受活动，较有条理。他觉得，一种人专门在实际利害上用工夫的，当然在这流动的音乐宇宙内停留不住，音乐根本与他们是无关的；再有一般人，颇富于感觉力，他以为音乐至少是能调理情丝，悦耳娱意，每当志塞心慵的时候，或肯来与会，开襟受用一番；必还有一般人，性情沉厚，想象深远，以为音乐上可以起往古之哀怨，下可以穷人生之幽诡，视音乐为性情之开导，教养之上材；更有一类人———或者就是你们音乐家亦未可知———听音乐得制住他们的感情，不令混入音乐，必须留得我在，好得使用脑力，运用知识与观念来着着实实尽他们的艺术家、审美家的批评的天职。从他的揣测可见，第一种人，完全以功利看音乐，对音乐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美就看不到。对这种人演出音乐，可说是选错了对象。第二种人，这般人承认音乐的审美作用乃至娱乐性，听音乐来改变自己状态不佳的心志，愉悦自己，获得美感。
是把音乐看做有利身心的手段。第三种人，把音乐看成是教化的工具、人生的指导，这般人要比前面的人，文化艺术修养更高，从古到今，音乐充溢天地间，音乐对人的性情有陶冶作用，是提高人的文化艺术修养重要的艺术形式。这般人与前般人的共同点都承认音乐对人心之作用，只不过后者更深刻些而已。第四种人，这一类人真正懂音乐，能够运用一定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对音乐进行批评，需要的见识要高，不会听任感性而忽视理性，有理性的引导，音乐家中也有批评家，如是身有两任的话，更具有专业上的优势。他们担当起批评的职责，对音乐的评价相对客观些。邓以蛰的此段话，主要讨论了听众的不同特点，四种人，一种比一种更高、更深，由对音乐的不能欣赏到欣赏到深入欣赏再到批评，有提高的过程，有深化的过程。看待音乐的接受，不能只满足于感性的音乐欣赏阶段，还需要进入到有理性介入的音乐批评阶段。音乐批评是促进音乐发展的重要活动内容。邓以蛰要求艺术家、审美家要着着实实尽批评的天职，强调了主体应有适当的约束，不让情过头。批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欣赏能力，形成一定的舆论导向，对音乐家的创作也能够起到积极的鞭策作用。“我们的揣测大概有这几类的听众；但他们顿时就会齐全的？或需时间养成？诸位都不用管了，只要‘有’这回事是可能的，你们就于愿已足，你们的报酬就不小了！”邓以蛰揣测了这几类听众后，强调音乐家心里要有听众，有了听众，音乐就有接受的对象，毕竟音乐是要为他们而演出的。
邓以蛰所提出的民众乐会，无疑是面向广大民众的，不是极少数人的孤芳自赏，不是只为小众服务的。他觉得在北京的公园等民众活动的场所举办乐会是能够及时为北京许多性情上生了赘瘤的群众、许多性灵滋长的孩童服务的。这些场所是举行乐会的好场所，是可以促进音乐的普及的。他提到夏天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先农坛举办乐会，就考虑到了有游众的听众保证，有古树古建的环境，这些是音乐的极好背景。有好的背景而不利用，岂不可惜？
在剧院、音乐厅演出音乐，自然需要；到公园等民众活动的场所演出音乐同样需要。不能只想到前者而想不到后者，而且后者更能为民众提供欣赏的便利，让音乐与听众在日常生活中走得更近些。邓以蛰呼吁音乐家快快起来，付诸实际的行动。“诸位音乐家！……你们为何不借此快快组织一民众乐会（Popular Con-cert）呢？”“诸位音乐家！你们的乐班，何不快快起来，提起你们使命的旌旗，赶快首途！”邓以蛰提请音乐家：“望你们快快吹打起管弦锣鼓上道！否则不但没有演奏Stranss，Wagner，Beethoven的希望，就是Handel，Mozart……，恐怕也演不久了！而文姬别国之音，永无音乐表现之机会，屈原《离骚》、《天问》之大曲，（Symphony之译称不知何出）更无希望；即萧友梅先生之别校曲，恐将为最后之成绩矣。岂不可惜！岂不可惜！”邓以蛰这里第二次提到演奏德国著名作曲家施特劳斯、瓦格纳、贝多芬的作品，提及德国著名作曲家韩徳尔、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提及表现中国古代屈原、蔡文姬题材的音乐作品，提及中国现代作曲家萧友梅创作的作品，可见邓以蛰对古今中外音乐作品之熟悉。形势迫人，无论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能够演起来才是关键。不然音乐家不能有所作为，自己的才能无法获得施展的机会，听众的欣赏能力也无法提高，对交响乐等音乐作品不能欣赏的情况还会继续存在。故而音乐家应该行动起来，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为社会、为民众演出音乐作品，来医治中国人的诸病症。“诸位音乐家！……我想你们的乐班，必定是我们棕叶般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摇曳生姿的那双手；又能担戴得了那条彗星似的光芒锐利的帚子的使命，也就是那柔如绵，温如玉，动定得宜的手了。”邓以蛰把乐班比为“棕叶般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摇曳生姿的那双手”，“柔如绵，温如玉，动定得宜的手”，手的比喻贴当亲切，形象生动。音乐之手可弄平人们的赘瘤，把灰尘抚去，起到精神心理的安慰、慰藉效能。“我们社会需要你们艺术家，你们艺术家也需要我们社会。我们俩何不快来握手把臂，吻颈壹心，行这个同偕到老的见面礼呢？”社会需要乐班，乐班也需要社会。社会需要音乐家，音乐家也需要社会。两者是能够形成融洽的关系的。
总之，邓以蛰《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的音乐美学思想，是立足社会人生的。无非从成人和儿童出发，一方面是要以音乐的力量从源头上消除我们成人的许多赘瘤（当然，成人也需要进行美育），另一方面是从培养孩童的性灵出发进行音乐的美育（当然，孩童也能结成赘瘤）。他充分肯定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和重要作用，对医治中国听众需要的音乐的风格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对听众的接受层次及其审美能力作了区分，突出强调了音乐应为大多数群众服务的宗旨，呼吁音乐家行动起来，与社会进行合作。他此文的音乐美学思想值得我们好好汲取其营养。但他也有夸大音乐的地方，音乐毕竟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消除一切赘瘤、沙砾。
（作者杜寒风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