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寒风
著名美学家、艺术理论家邓以蛰对绘画、书法、雕刻、音乐、戏剧等门类艺术都进行过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艺术的特性与规律，都有启发意义。本人对他的戏剧美学思想进行过研究，正式发表过两篇论文，在此仅对邓以蛰《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的音乐美学思想做些探讨，以期方家对邓以蛰的音乐美学思想也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邓以蛰的《对于北京音乐界的请求》一文原载1924年6月2日《晨报副刊》，后来收进了他的《艺术家的难关》，此书1928年2月由北京古城书社出版。邓以蛰先讲我们成人的赘瘤，后讲孩童们的性灵，以引出两者都需要音乐的作为，音乐应有承担的责任。
邓以蛰在此文中开篇讲我们的一片白练似的性情上面，无端地生了许多赘瘤。
他所谓性情上的赘瘤，多是执著不化的症状。邓以蛰点出这些赘瘤生成的原因，有四种情况：有些是因为利害之见，酿成一团怨恨猜忌的内容；有些是因为各人都怀了一个光明有限的心球，发出光来互相不同，凝结了的五颜六色的脓包；有的因为人事上无意识的顾忌，钩心斗角，涌出了这们一些不倒翁似的瘰疬；还有一些，因为家庭琐屑，浆果谷粟，闹成功的那样不成意味的一团血瘫。“我们这条白练似的性情，就同树干上生了一丛一丛的疤结了，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出一个棕叶般宽大的手———又平和，又疏散，又能摇曳生姿，伸出有法度的一双手，把这些赘瘤连抚带擦，连擦带揉的弄平它们呢？”各种怨恨猜忌、自私狭隘、斤斤计较等冲突、烦恼纠缠着人们，使人们生成许多赘瘤，无法弄平，成为人们的精神心理负担。邓以蛰道，我们充实灿烂的性情，无端受了外界的排挤，挤成了好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又被满世灰尘，掩没了他的光彩。这灰尘又掠地飞扬，遮断了这条性情之河的渗透流动的机会。“我们又从什么地方，寻出一竿彗星似的光芒锐利的帚子来，把这般灰尘，打亮清楚？”外界对性情的排挤，我们的性情失却了朝气，失去了活力，只有打扫蒙在性情上面的灰尘，性情才能重焕光彩，回到一片白练似的境地，不受污染。性情之河，汩汩流淌，川流不息，绝不是僵死的性情、沉寂的性情。
除了邓以蛰说到我们性情存在的赘瘤外，他还说到了我们性格存在的沙砾。
也是生动的比喻。性格与性情在此意思是一样的。以为“原来我们中国自乐失之后，我们性情行动，只有礼法给我们做榜样。一直到了此刻，我可以说我们的性格，简直好像枯竭的川底，尽露些一颗一颗的沙砾，把沙砾翻开，或者还可以看得出水的痕迹。若要从这点痕迹慢慢让水惊涌出来，我们非要合群力赶快掏开这些沙砾不可！”源泉活水本就存在，只是为沙砾所阻挡，不能涌冒。掏开沙砾后，才见原来的面貌。不是无水，而是堵塞了水。去除性情上的沙砾，我们的性情行动就会完善些、完整些。邓以蛰觉得，我们当代的生活是有缺陷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不论是交朋友还是从事政治，都存在着赘瘤、沙砾。个人几无喜怒哀乐的情感，天天想的是名利，实现自己的计划。家庭性情的安慰，缩小到衣食供给，由供给多少论情义厚薄，交朋友是一种条件的交易，即使是政治生活，也是一时一时的权势计较，不能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思想，没有致力人类进化的共同目标的完成。“至于这些名利，计划，条件，交易，利害关节，权势计较种种的念头，或竟现于实践，都就是我的所谓性情上的赘瘤，川底上面的沙砾了。我以为平下这些恼人的赘瘤，与淹没这般刺目的沙砾，只有音乐担得起这个责任。”他把音乐的功能看得极大，无非把音乐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联系起来，从音乐感入人的根和底之本原上入手。
“唯音乐可以给人安慰，纾畅人的急迫。”邓以蛰形容音乐与人的安慰是久别后初投入母怀的安慰，反本归原地感入人的根和底。音乐好比母亲，让人进入温暖温馨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家，找到自己的亲人，找到自己的本真。在竞争激烈、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代社会，音乐可以让人放松，减轻生存压力，消除人的疲累烦心状态，唤起对生命的爱，鼓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邓以蛰指出，音乐艺术属于声音的艺术、时间的艺术，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
“音乐乃成于流动的声音。以时间的流动，平荡空间的执着，是所当无敌的。”音乐与其他艺术比较，不是在空间中占据位置，而是在时间中展开运动，它主要诉诸人的听觉，以其旋律、节奏、和声、曲式等艺术语言取胜。文学虽说也能读出声音，也可称为声音的艺术，但就打动人的情感的直接性来说，文学自有不及之处，文学需要读者的想象，才能够产生文学形象，不如音乐形象于听众来得直观，直入人耳，沁人心脾。“声音原能印合人类的知觉；吾人领会了解音乐的内容，正如了解言词观念的一般，不会了无所得的；因为声音所表现的范围，正与人类感情一般样浓淡深浅幽隐荡漾。只不像世故人情那样明晰执着，如立在空间的物什一样，一时推移不动的罢了。况且生命本身根本就是流动的，同音乐一般样的流动。不像言词观念有时冻合在空间，好像化石的形态。假使生命不随着言词观念以俱行，言词自言词，观念自观念耳；若一听到音乐，血液情调俱为之动，哀乐不能自主，艺术的能同生命打成一遍的无过于音乐的了。它的力量并不在吸引与诱惑，它乃是生命本体的副本；生命对于音乐如对镜看自家的颜色，怜惜有之，疾恶有之，颠狂有之。唯当此才识得生命变幻的急促，成分的复杂了”。邓以蛰强调了音乐同生命“打成一遍”，音乐与生命具有同构相应的关系。生命可以同言词观念脱离，而生命与音乐却是不能分离的。音乐起，生命就有触动。生命在流动，音乐在流动，音乐反映着生命的悲欢离合，听者在欣赏音乐中，形成共鸣等现象。邓以蛰举出了德国著名作曲家贝多芬、瓦格纳、施特劳斯诸家的音乐，以为他们的音乐是从生命中得来，有什么样的生命体验，在音乐就有什么样的体现，温柔、急切、沉着、狂荡、豪逸之致，都是来自生命过程。听众欣赏他们的音乐，也是在体验音乐家的情感与意志，认识音乐家的理想与追求。生命有多么复杂，音乐也就有多么复杂。音乐是生命本体的副本的判断，无非表达了音乐里见人生，音乐里见时事，生命对于音乐如对镜看自家的颜色，照出了生命不同境遇下的情感态度。
邓以蛰认为音乐有洗刷排泄与激扬砥砺的能力，可以使人们意志坚强起来，去除我们社会的赘瘤、沙砾。也就是说，在音乐艺术中，可以找到一条路来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我们社会中，必有一般人觉到那些赘瘤沙砾足够恼人，但又寻不出一条路来避开，以至于随波逐流，意志消沉。这种黯淡无精彩的气象，我信音乐又有洗刷排泄与激扬砥砺的能力。竟有利用音乐引人入胜的办法如教堂内的音乐，行军中的音乐；而独无人群的音乐吗？”邓以蛰看到了有利用音乐引人入胜的办法，教堂内的音乐、行军中的音乐，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教堂内的音乐可强化信仰，行军中的音乐可鼓舞士气，邓以蛰想让音乐为更多的人群服务，而不是限于为特定的人群服务，让更多的人群在音乐中找到摆脱烦恼的有效渠道，当然要在艺术上有吸引人的所在。在他看来，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莫，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了。恰巧，这些风格，音乐最善表现得出。邓以蛰并不是无目标地要音乐引人入胜，他有自己针对中国人的病症在音乐上开的药方，需要的音乐风格，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医治的是索莫，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诸病症。可说是从精神心理上实行的音乐疗法。在当时的中国，他能从音乐世界寻求消除人群烦恼的药方，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人群的烦恼并非都由音乐疗法所能够解决，人群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种诉求，绝非仅靠音乐疗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