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
自20世纪50年代起，日、韩、德、意等国已经开始以立法等手段促进本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更是掀起了世界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公约》诠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简写为ICH）的独立属性和价值。“ICH”定义是针对全球多元文化面临的迅速衰减所带来的深层隐忧，为了更好地创造文化对话空间和保障文化生命活力而诠释出来的。定义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深层认知和观察，具有由表及里的全球政治、经济意义与不断绵延的文化意义。
《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了民族文化的DNA，在新文化生成中起着发动引擎的作用。这诠释了这个议题的重大理论价值。艺术是跨文化交流的软性力量，相对容易超越语言、民族和政权的隔阂，《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也让我们了解到这项研究对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及传播的重要实践指导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活动是产生于农业文化式微，信息时代方兴之前的后工业时代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时代性的全球文化使命。
目前，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到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有1400多篇，绝大部分都发表于近三年的各类期刊，可见各界力量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
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的查阅和分析，会发现这些成果多集中于政府立法操作层面和产业经济推动层面，理论和学术的阐释与讨论层面文章很少。而检索全球影响较大的academic search complete数据库，共有19篇论文标题或关键词涉及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成果亦不算多。至于中英文专著或者论文集也并不多见。
虽然国内已经成立了几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但力量尚显单薄。
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是相关联的。《公约》被各个国家和地区认定并执行的时间有限，因此大部分力量还是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及名录的申报与审核、全民保护意识的唤起和民间组织及资金的吸纳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多内容的研究实际上原属民俗学、民族学的范畴，在概念的厘定和转换上也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当下来观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理论关注和学术提升。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考察及政府保护工作成果的凸显，以及博物馆、图书馆、表演场、网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化、影音化和数字化的进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已经开始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固化的视听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一大批遥远的、陌生的、活态的“文本”对象，这些文本对象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体信息，它们并未曾或者还并未曾从某些特定的新颖的角度被学者所关注过。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的前沿研究任务。应立足于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和保存的成果，对它们进行及时的艺术人类学解读，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属性，以坚实的成果贡献于人类学研究领域，并促进学术工作的拓展、深化及应用。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口传遗产及表达方式研究
口传遗产类包括箴言、谜语、传说、童谣、传奇、神话、史诗、符咒、祷语、圣歌、戏曲等。它们传达着知识、价值、集体记忆，在文化多样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的许多形式一度就是大众娱乐。许多表现方式在特定社群中是流行的，但也有一些有着严格的限制，比如，仅在成年妇女中流传。在许多社群中，表演口头艺术是非常专业化的职业，表演者因其对集体记忆的传达而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些遗产具有极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价值。
比如满族说部中保存的《尼山萨满传说》。其中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萨满神穿越冥界，代人找回死去儿子灵魂的事情。这个故事在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很容易理解，因为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跳大神”的习俗恰是萨满文化的一个遗存，里面谈到的对待身体、疾病、灵魂的观念来源十分久远，在萨满文化辐射范围内的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民间文学中都能够找到很多相似的线索。它给我们一个经典的东方式的故事讲述模式，其中包括独特的穿越人间与冥界的时空交叉方式。这种方式与有所关联但历史性和地域性的特征更为显著，里面包含着在这片地域中自古以来人们现实的神灵崇拜与神灵需求。还有值得研究的一点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即故事的目的是反故事，或者说是消解故事的东方式叙事思维，在结局中总要告诉人们故事的不可迷恋性。可以与印度的佛经故事与中国的传统小说统观，也可以与西方的时空穿越题材故事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故事本身和其欣赏者之间同中有异的深细之处。
2.表演艺术研究
表演艺术的核心包括特定的声音或器乐、舞蹈、戏剧，但实际上还有例如哑剧、诵歌和特殊故事讲述方法等传统的形式。表演艺术包括多样性的文化表达，说明了人类创造性的丰富。音乐自然是表演艺术中最经常遇到的形式，乃至交叉到典礼、节庆及口头传统中，音乐可以提示人类对于过去的联想。比如韩国的传统歌曲充满了凄怆的情调，这和韩国的“恨文化”关系密切，也与朝鲜民族的体质相关联。
根据韩医名著《东医寿世保元》的理论，韩国人以“少阴人”和“太阴人”居多，少阴人情感丰富，易于迷信，吃苦耐劳，适合技艺制造和艺术创造，这是一种民族属性，可以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深入探讨。
舞蹈可能被简单地描述成身体的有秩序表达，伴随着音乐、歌唱或器乐。抛开其物质的属性不谈，其节律性的移动、步伐、姿态等常常是表达日常行为中情绪、情感的有效手段。传统戏剧表演常常结合着动作、歌曲、舞蹈和音乐、对白、叙述和吟诵。此外，相关的道具、制品和文化空间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简单地以音乐的节奏研究而言，古代表演艺术节奏的核心是节奏缓慢，配以小幅的跌宕与回环的旋律。以庄子的“大音希声”理论来印证，引发了音乐乃至绝大多数娱乐形式与生活本身的节奏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轴心时代的哲学乃至农业文明的发达都是建立在慢速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生活节奏的打破、引发了艺术节奏的巨变，进而带来了文化的转型。
3.社会习俗、典礼和节庆活动研究
社会习俗、典礼和节庆活动等代表了一个社群的惯常的生活模式。社会习俗为某个文化圈所共同拥有，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典礼的举行具有强烈的空间限定，而节庆则在时间上被约定俗成。以韩国的第1号无形文化财，也就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宗庙大典为例，仪式本身包含着完整的献礼程序。它提示了仪式对于张扬祭祀对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意义。最典型的部分就是其中烦琐的程式和本来只能表演在庙堂的八佾舞。它给了我们当前文化中反仪式的简化式文化一个反思，当仪式被简化，该仪式本身的严肃性也就被取消了。
东方文化中对仪式的重视反映了农耕文化中暗藏的绵力与条理性的长处。这种绵力来自于阴性体质，也来自于慢速的农业文明，能够诞生优雅的创造性成果。
但我们也应看到，古代各级各类的科举考试往往是绵力的选拔，它所提拔的官员行事稳重，但缺乏阳刚的勇力，也给文化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与西方的崇尚爆发力的文化对抗中如何发挥绵力之长，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对于我们适应后工业文明及信息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非物质文化遗产焦点问题的理论应对
从艺术学的角度描述一些现象，进而努力探寻和推测人类在其诞生之际，之所以要创造出艺术这种精神生活形式和精神生产产品的原始动机、心理状态和文化背景，从而最终揭示出艺术的本质，即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这是艺术人类学最根本的任务。
研究侧重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兴对象与人类学研究这个热点领域的联系，使对象与方法之间得到一种对接和调试，从各种比较体系中寻求对象的差异和人的文化本质。而这种差异的寻求正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前提，也是人类长久健康地栖居于地球之上的保障。
艺术人类学是艺术与人类学之间的离合关系的产物，它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成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旧式的“艺术人类学”主要以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为己任，而新的艺术人类学在时间性和区域性上有其更大的范围，因为它要重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艺术性的生活方式，它不但承诺要对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景观做出更加广泛、全面的观察，而且寻求对艺术和人生的真理做出自己的理解。面对的挑战就在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造成的阐释上必须时刻谨慎的误解，这需要大量的精力去面对个案材料。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所操作的是对象的艺术要素，必须通过这个中介和中介性的理论才能回归到人的本质理解这个最终目的。一般认为，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取向与研究立场在于：将在一定社会或群体中被认定为艺术的文化现象置于一个特定的内部机制中来讨论其外部关系网络，确定该艺术活动对其文化语境的提示性，以及其文化语境对艺术活动的约束力，从而展开对艺术—文化—人之间多种关联性的探讨。相应地，以传统的田野考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是其理论性需求明显增强，全球性与人类性的追求日益昭显。具体研究方法应以田野考察、实地观摩、数据分析等人类学一般研究方法为基础，加上故事模式、旋律分析，甚至戏剧拉片、仪式模拟等专业化的研究方法为新的补充。当然，传统学术的感性哲思和逻辑论证才是最终阐释的基石。
总之，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代表了在特定的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时空板块结构中人的活动记忆。这种记忆与它的周围环境要素之间形成独特的结构，它能够帮助我们认知不同文化下人的体质、情绪、情感、欲望等方面的不同状况。这种结构的要素以及配合作为一种最为本色的出演，往往即是曾经最有代表性的生活和娱乐的形式。其情况一方面可以拿来做各时代、各族群、各民族、各文化圈的人类学比较，从而得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记录，另一方面也可以拿来与当代人的周边文化结构进行比较，认清失落和背反人性的趋势，回归和深化人的本质属性，不断剥落当代文化中戕害人类身心的各种概念。同时，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的总结还可以看清其间和其后的“变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本土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王永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