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虔诚敬畏，心就如“海波自清”，“专静纯一”，自然也就能达到“我无公朝，安有市人”的境地。魏校的思想也影响到归氏其后的开馆授徒。在举业大盛、士林躁进之时，归氏告诫弟子：“要之，穷达有命，又不可必得。”他要求弟子“敏励以翼志，静默以养实，检约以远耻，凝神定气于千载之上，《六经》之道，必有见乎其心矣”。他反对急功近利，希望弟子潜心于经典，真正在精神层面上与经典沟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勤勉来辅助志向，以静默来涵养品德，以自我约束来远离耻辱，精神专一以思接千载。在这些有关治学方法的言论中，仍能看到其师思想的痕迹。归氏所生活的正德、嘉靖、隆庆年间，由于理学内部的分化，阳明心学的昌盛，程、朱之学已经日渐衰微，诚如史家所言：“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对此，归氏在感叹之余更多的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他嘱托即将赴任建宁的友人王子敬：“间谒紫阳之祠，以瓣香为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数百载之后，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一片真诚，令人感动。归氏能成为一名程朱理学的坚定捍卫者，与魏校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魏校的教诲影响了归有光的为人品格。纵观归氏一生为人，堪称光明磊落，有君子之风。其身后的评价是：“先生不独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洁，多人所难及者”，但其文集中对践履师命的情况却几无所言。这正好说明他忠实地遵循了恭简公的“默成”之旨。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文章记录了同门的一些情况，足可参照。比如周孺亨，归氏认为周氏是魏校门下“发挥遗旨，俨师门之典则”、“依绳循矩以无失”的忠实弟子。其平日的举止是“日端拱，不妄发一语”，“孝友温良，真乡里之矜式。读书养亲，岁不出于户阈。与古之笃行君子，实并驾而无惭色。中耿耿欲有所为，外靖恭而简默。”“靖”通“敬”，“靖恭而简默”也即恭简的意思，归氏用这种字眼评价周氏，可见其得师之风神，而“中耿耿欲有所为，外靖恭而简默”，也正是魏校所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惟潜龙为近之”的体现。魏校的另一弟子魏诚甫是魏校之侄，有光的内兄，在《魏诚甫行状》中归氏写道：诚甫为人，少而精悍，有所为，发于其心，不可挠。其少时颇恣睢，莫能制也。已而闻太常之训，忽焉有感，遂砥砺于学，以礼自匡饬。是时诚甫为县学弟子员，与其辈四五人，晨趋学舍。四五人者，常自为群，皆褒衣大带，规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诸生咸目异之。或前戏侮，诚甫不为动。
每行市中，童儿夹道哗然，而诚甫端拱自若也。魏诚甫的言谈举止与周孺亨如出一辙。他们外表庄重，彬彬有礼，内心对信仰怀着虔诚与敬畏，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着儒家的伦常道德，堪称表率。他们身上具体呈现了魏校学说的精神：就是恭敬简默，就是“主静”与“默成”。由此可以推测，归氏当日情状应与其同辈相去无几，所谓物以类聚声气相求是也。不仅如此，归有光还用同样的方式教训后辈，在《二子字说》一文中他谆谆告诫两个儿子：“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于富贵，非所能必。……若其渊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则士诚不可一日而无此。不然，要为流俗之人。苟得爵禄功名显于世，亦鄙夫也。”在归氏看来，士与俗人的区别就在于能够“自修其身”。这样的态度与他一生的身体力行应当是一致的。完成了对他们心灵的塑造。而其弟子的正道直行，又是对宋明理学的弘扬。
再次，从学问教于魏校，对归有光的个性亦有深刻影响。前已述及，魏校授徒延续了理学内倾式的修养方法，这种为学理念不仅形成了弟子“饬躬厉行”的学养品格，亦涵养了与之相吻合的性情气质，从而形成了弟子们讷口少言的共同特征。
如前所述及的王敬臣“居常杜口不谈”，周孺亨“日端拱，不妄发一语”，魏校之从弟、有光岳父魏庠亦被称为“修谨”。归有光与此三人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余少好僻，居如处女。见人若惊，噤不能语。出应世事，有如束缚。所养若斯，形秽心忸。矧伊同胞，举目可恻。藩篱已多，去之何适？皇风既邈，淳风日漓。谁任其责，吾心孔悲。人轻人类，不满一瞬。孰涂之人，而非尧、舜？”直到晚年谈到自己，归氏仍说：“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犹困于闾里，益不喜与世人交，而人亦不复见过。”归氏这种内向性格，除天性、环境、经历的因素外，与魏校的教诲应有密切关系。正如上文所言，有光失望于外部世界的世风日下，主观上当然倾向于内心世界，而魏校所倡导的“主静”、“默成”，还有其人格中恭敬简默的特质，无形中引导归氏在从事主敬修养时，进一步疏离鄙陋的世俗而走向心灵深处，以追求他“孰涂之人，而非尧、舜”的理想。应该说，由魏校直接传授的这种内倾式的修养方式在塑造了归氏理学文化品格的同时，亦塑造了其内向的性情气质。这种气质用孔子的话说是“仁者静”（《论语·雍也》），是“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种由内倾式修养导致的内向性格，在归氏一生中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魏校的影响也关联到归氏的文学观与散文写作。归氏在接受儒家道统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儒家文统。在谈论元明之际文学演进的情形时，他明确说：“而文献公（指元代文学家黄溍，谥文献）嶷然独任斯文之重，见诸论著，一本乎六艺以羽翼圣道，谓文辞必原于学术，揆之圣贤之道无愧也。宋景濂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国朝崇尚理学，实于是始。则今日论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岂可分道学、文艺为二科哉？”他认为文统来自道统，文道本为一体。文学的使命就是羽翼圣道。类似的观点还有：“以为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归氏对文道合一主张的认同，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封建伦常的卫道士。毋庸讳言，归氏文集的大部分篇章都属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范畴。其中有些篇什对于封建纲常的维护赞美可谓不遗余力，尤其对那些女性殉道者的描述、歌颂，迂腐且几近残忍，如《贞节妇季氏墓表》、《宣节妇墓碣》、《王烈妇墓碣》等等。由于正统文人的卫道立场，归氏作品的时代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归氏的卫道之文也饱含着抑恶扬善、主持正义、挽救世道人心的良苦用心，一些文章写出了人性的高贵、美好，鞭挞了社会丑恶现象。
如《归氏二孝子传》、《可茶小传》、《何长者传》、《书张贞女死事》、《陈君厚卿墓志铭》、《王君时举墓志铭》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但其事迹令人感佩。在《归氏二孝子传》中归氏写道：“二孝子出没市贩之间，生平不识《诗》、《书》，而能以纯懿之行，自饬于无人之地，遭罹屯变，无恒产以自润而不困折，斯亦难矣！……由是言之，士之独行而忧寡合者，视此可愧也。”在《书张贞女死事》一文中，他为张贞女惨遭恶人杀害而义愤填膺，对她的勇于抗暴十分敬佩，云：“叹其以童年妙龄，自立如此，凛然毛骨为竦。”为了伸张正义，围绕此事归氏写了不下十篇文章。在《答唐虔伯书》中他说：“天地正气，沦没几尽，仅仅见于妇女之间。吾辈宜培植之，使之昌大。”归氏当时不过是科场蹭蹬、人生失意的文人，却没有忘记以文弘道的使命。这种济世的热忱，与魏校当年在星溪“以明道为己任”，可以说前后呼应。人们普遍认为，归氏的文章特点是善写琐事，究其原因，一般都归结为其阅历不广，连归氏本人也说：“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笔者认为，生活阅历固然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影响，但作家学养上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前所述，魏校要求其弟子于日常细节中进行自我修为，这就必然使得座下弟子养成严谨的学风，而对于一个学养严谨的作家来说，他观察事物、捕捉事物的眼光和角度就会偏于身边小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其写作的思维方式，甚至成为其文章的风格。归文的另一特点是善抒真情，真情源自于内心的真诚，而真诚和敬畏恰恰是理学修养的前提。归氏的真诚和他的学养有关，这是不容置疑的。而除了真诚，归氏在主敬涵养中益发内向的性格，对写作亦发生了作用。
由于真诚与内向两方面性格的作用，使得他在从事写作时益发耽于沉思，关注内心感受，并能自然而然地表达，由此就有了充满真情和深情的佳作。人们赞誉他的文章说：“所为书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可见，归氏那些为人交口称道的作品背后有他砥砺修为的学养在支撑，这里也有魏校的间接影响吧。
综上所述，魏校是对归有光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由于魏校以朱子主敬之学启迪、教导归氏，才有了归氏仁义君子的风概与道德文章。当我们认识到归氏的思想、人品、个性乃至于文章，多得益于理学涵养时，不应忘记魏校的传道授业之功。
（作者石旭红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