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旭红
作为一位正统文人，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的学养根底当然在程朱理学。谈及治学经历，归氏曾言：“余始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即朱熹）先生，而能读其书。迨长，习进士业，于朱氏之书，颇能精诵之。”归氏对理学的接受，除时代背景的因素外，早年问学于魏校当为关键一环。对此，《明史》归氏本传曾有提及：“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徐乾学《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亦言：“太仆少得传于魏庄渠（即魏校）先生之门。”归氏生前对魏校极为尊敬，称校“为当世大儒”、“当代名儒”。两人在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姻亲关系。校是归氏原配魏氏的伯父，有光的从岳父，对有光曾寄予厚望。归氏曾云：“余少为先生家婿，获闻绪言，顾迷谬无所得。而先生晚年属望之意，特惓惓焉。”言语中有作为弟子的谦逊，师生感情的深厚、亲密亦可见一斑。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所据资料，试从师事魏校入手，探讨理学对归氏的滋养，以及这种滋养对作家思想、品格、个性、文章的影响。
魏校（1483～1543年）字子才，号庄渠，谥恭简公。弘治十八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郎中、兵部郎中、国子祭酒、太常卿等职。著有《大学指归》、《六书精蕴》、《周礼沿革传》、《庄渠遗书》等。据《明史·儒林一》，校为人刚正，敢于抵制刘瑾宦官势力：“守备太监刘瑯藉刘瑾势张甚，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无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关于魏校讲学的时间、情况，归氏多有记载：“庄渠魏先生，于正德、嘉靖之间，以明道为己任。是时海内慕从者不少。”“余从舅恭简公，讲明河、洛之学，海内之士，往往来聚星溪之上。”魏校讲学之时，正是阳明心学大盛之际，因此，校与阳明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号称唐宋派之一的唐顺之，始事魏校，后转而师从阳明。尤令归氏痛惜的是，魏校身后其学式微。归氏云：“然自公之云亡，门人学徒何啻五侯倍谲”，“后二十余年，能自名其师者，几于无人。”魏校的弟子，《明史》本传除列有唐顺之外，尚有王应电、王敬臣，归氏文集所及，尚有周孺亨、周孺初、魏庠、魏诚甫、魏濬甫等，归氏本人当然也在其中。从归氏文集看，魏校门徒当中其家族成员占有相当比例。其中，魏庠是魏校之从弟，魏诚甫、魏濬甫是魏庠之子，所以归有光说：“公于其家子弟，尤所属意。而吾舅光禄公辟家塾，延致名儒。”又说：“诸子孙壻受恭简公之业，多在成均及郡邑序。”此外，友人故交之子也在其中。比如周孺亨兄弟，就是魏校好友周广之子。归有光说：“公（指周广）好性理之学，与魏恭简公相善。故诸子皆及恭简之门。”关于魏校的学术贡献，归氏认为当以《易经》研究为最。其言：“易理以大，恭简昌之，世以有闻。……公（指魏庠）克承之，恭简是师，咸遂其仁。”归氏文集中相关的研究文章有《易图论》上下后、《大衍解》等，很可能是受魏校启迪而成。
魏校的学问主要来自于明初大儒胡居仁。其本传说：“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而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胡居仁，人称胡敬斋。《明史》本传说：“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主敬是其学问核心。同时他又注重躬身践行，史称：“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其《进学箴》云：“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关于主敬，胡居仁得意门生余祐之说可作解释：“程、朱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可见胡居仁之说承自宋儒。敬作为传统儒家的观念，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对敬早有论述，如：“敬事而信”（《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修己以敬”（《宪问》）、“事思敬”（《季氏》）等。到了二程分别提出了诚敬、持敬的主张，其后朱熹明确提出了主敬之说。诸如：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学者当知孔门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间，以敬为主。不论感与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养，则善端之发，自然明著。少有间断，而察识存养，扩而充之，皆不难乎为力矣。造次颠沛，无时不习，此心之全体皆贯乎动静语默之间，而无一息之间断，其所谓仁乎。程朱都非常看重孔门的敬字，认为敬是士人涵养品格、为人治学的先决条件。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由内到外的修养方法及要求。如对外貌容态的要求是“整齐严肃”，包括衣冠端正、神情恭敬、举止中规中矩等；对内心的要求则是“主一无适”、“提撕此心”、“专一谨畏”。总之，要求士人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诸如：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严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由此可知，敬由孔子提出，经二程、朱熹的挖掘、充实、丰富，已经系统化、理论化，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明儒所继承。主敬在理学体系中属人格修养理论。其核心是要求士人对圣人及其经典深怀敬畏虔诚之心，通过日常的从内到外的长期修养，成为仁人君子。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涵养品格、塑造心灵。由于这一特征，从宋儒到明儒都很强调它的实践性，而这也就构成了魏校授徒的特点。
魏校因袭前贤主张的同时，授徒仍有自己的风貌。简而言之，正如其谥号所昭示的：恭简，即恭敬简默。具体有两点：一为“主静”，一为“默成”。关于“主静”，归氏尝予以总结：“先生之学，始得之馀干胡敬斋。大要以主静为功，葆和冲和，蓄极而发。尝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惟潜龙为近之。”所谓“主静”，即是朱熹说的“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魏校所强调的正是士人自我修养时心态的恬淡平和，远离浮躁，以及日积月累的功夫。关于“默成”，实际是延续其师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的理念。魏校本传讲到其弟子王敬臣曾这样描述：“性至孝，父疽发背，亲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则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闻响咳声，即躍起问安。事继母如事父，……初，受校默成之旨，尝言议论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谈。”可见，“默成”是以讷口少言，笃志力行为尚的。魏校的学说代表了宋明理学的共同特征：一是理学在修养方式上的个体性、内倾性。因为朱熹主张“大抵为己之学，于他人无一毫干预”，胡居仁亦说：“学以为己，勿求人知”，所以理学强调的是个人在敬畏戒惧之心态下，关注自身内心的修养，以内心的“专静纯一”，主导外在的立身行事，包括抵御外界的喧嚣、诱惑与干扰。在这一信念驱动之下，士人自然走向返躬内省。如此一来，倾向内心、不事张扬就成了它的特征。二是注重践履的实践品质，要求弟子把修养身心贯彻于日常平居之中，以自身的行动来担当道义，化学成俗，救正世道人心。这些对归有光及其同辈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首先，魏校对归氏思想的影响，可从《书斋铭》略见端倪。《书斋铭》的作年，一般认为应在归氏三十岁左右。归氏说，自己的书斋坐落于市井当中，日夜遭受骚扰之苦：白日“耳边声哄然。每至深夜，鼓冬冬”，欲求静而不可得。由此他想到“朱文公欲于罗浮山静坐十年”的事，并对那些“其学多得之长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之处的“名人高士”心存羡慕：“以其气清神凝而不乱也”。但最后归氏认为，静与不静取决于内心。只要深怀敬畏，内心自然就远离嘈杂而澄澈安宁。所谓“书斋可以市廛，市廛亦书斋也”。其铭文云：
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静于外，不静于心。余兹是惧，惕焉靡宁。
左图右书，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于神圣。何必罗浮，能敬斯静。鱼龙万怪，海波自清。火热水濡，深夜亦惊。能识鸢鱼，物物道真。我无公朝，安有市人。铭文中所言“余兹是惧，惕焉靡宁”，正是朱子所说：“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所以归氏闹中取静的做法仍是从主敬的修养上来，即如他所说“能敬斯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