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中，“存在”是极具意味而颇费思量的范畴，最初可追溯到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在讨论巴门尼德的“存在”时，陈先生首先从巴门尼德原诗中“存在”的三个不同希腊文表述谈起，进而分析“存在”在三种表述中的各自含义，最后对“存在”这一范畴进行语言学的溯源，旨在说明如何从希腊文的eimi这个联系动词演变成巴门尼德的“存在”。虽然陈先生最后仍然指出，作为哲学范畴对“存在”的理解，更重要的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明其意义和历史地位，但是语言作为思维的条件与手段，它将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予以了记载与巩固，对于哲学思想的演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哲学范畴的使用分析其具体语义，并进而追溯其语言的由来，对于理解哲学范畴实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智者运动的讨论。从苏格拉底起，对智者的认识与评价相去迥异。陈先生以为，“从智者开始一直到亚里士多德和晚期希腊，语言学、语言哲学及与之相关的思维科学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必要说明“从远古时代的诗意语言和诗性智慧到后来的哲学语言和哲学智慧的发展过程，以阐明智者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而从一个非常具体的维度对智者运动给予的很有启示的分析。而且在更具体的讨论中，陈先生仍然贯彻这种将哲学理解首先置于语词考释的基础上展开，如他通过对Physis（自然、本性）和Nomos（共同约定）的语义演变来说明智者运动时期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自然和社会的区别、人的本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诸问题的论述。
如果说从语言考释的维度来理解与分析相关的哲学与思想是一种专门性的切入方法，那么陈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风格正好是相反，他非常注重从广阔的神话、宗教以及政治等背景中来理解哲学与思想，因此他在多卷本的《希腊哲学史》中所承担的研究撰写工作，除了像巴门尼德这样的单个哲学家外，还有像智者运动、晚期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这样所涉甚广的对象。这意味着，陈先生研究哲学史，并不取狭隘的视野，而倾向于在历史的大视野中来审视与理解哲学。这种风格与我的学习成长完全吻合，因此在学习中每每有亲切的体会。我最后选择研究晚明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与中国思想及社会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力求将哲学、思想、宗教与相应的政治、社会相贯通来考虑，实与陈先生的影响有关。
除了这种贯通性的视野外，陈先生显然对于西方哲学史上某些重要的哲学家具有非常熟悉的研究，比如对亚里士多德。我记得在讲解《形而上学》时，陈先生常常是直接背出原文，然后给予疏解。这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随沈善洪先生学习时，曾感受到他对王阳明的熟悉，在随陈先生读书时，则感受到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熟悉。
由中我的体会是，研究哲学与思想史应该至少对某位重要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有相当深入的研读。也许自己最熟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并不会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深入研读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意义至少有两点：其一能够使自己在思考能力上获得有力的训练。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往往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过程以及思想结果，沿其过程而认真体会其结果，恰是一种良好有效的训练。其二能够使自己体会到思想史上复杂问题的处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必然与其时代有正正反反的复杂关系，与其前后的思想脉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时某一思想家在思想史上的关联会发生在上下很多年而中间却又似乎呈现出没有影响，因此通过研读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从而细心梳理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者提高研究能力无疑是富有影响的。
当然，我随陈先生学习西方哲学，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的体会外，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西学的视野。在前文中，我尝专门讨论了比较的观念与方法，但我并不喜欢贸然地将中西方哲学与思想，或者把某个具体的中西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样的比较除了纯粹的类型学分析以外，往往会陷入牵强附会之中，容易有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乱比的危险。我更乐意的是始终保持西学的视野。中国现代学术自始就是在西学的范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哪个学术门类与学术领域，完全不具西学的视野来进行研究，在今天客观上是否可能暂且不论，但有所限止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从事中国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来说，闭合西学的视野则不仅是有所限止，而且将是有害的。研究思想史固然是认知传统，但其关怀实与学者当下的体认具有复杂的关系，中国近世思想史因其对锻造现代中国具有直接关系故而更为明显。现代的中国已完全是在西学的冲击、影响下形成与演变的，因此如果不能对西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其实对现代中国的体认必然是表面的，难以洞见其背后的真相，从而也自然会影响到思想史的研究，从选题到具体的分析。至于西学在参照、观念与方法方面的借鉴尚在其次。
这里不免会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对一个专业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学生来讲，如何打开西学的视野，并始终培植这方面的素养呢？毕竟兼读中西两方面不同的专业是困难的，而且精力是有限的。就我的体会而言，应该选择三方面的书来讲：首先是西学方面经典性的通史著作。比如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其篇幅适中、论述清晰，以及以哲学阐述为主兼及时代思潮的特点，就比较合适。这本书在西方算是通俗类的著作，也够老旧的，但我觉得对于以中国思想史为专攻而欲对西学获得一基本认识者，仍是非常好的著作。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出自大师的著作，其中的许多论断需要细加体会，它们对于理解西学往往具有长远的意义。我的体会是，每当自己的研究有所进步时，重读这样的书就会获得对西学的进一步理解。其次是读那些对现当代的西学流变有贯通性叙述的著作，比如前几年出版的彼得·沃森《二十世纪思想史》。这本书所述未必深，但相当全，对于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国内学术界此起彼伏的种种理论原来的面貌。最后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找一些书读，这方面的研读，既可以帮助自己比较深入地认识某一方面的西方思想，又可以结合到自己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具体研究。总之，由于我们需要的是西学的视野，因此要以贯通的西学知识为重，同时辅以具体的西学流派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