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田野考查的意义
最后我想略述在思想史研究中了解风土人情的作用，用人类学的术语，就是田野考查。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过去岁月中的无形物，面对的材料主要是存世的文本，虽然曾经产生、流动并受之影响的那个地理空间今天仍然存在，并且我们生活于其中，但似乎与那久远的思想已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们并不会对这个地理空间，以及今天仍然生活着的人们及其生活方式产生兴趣。我在浙江成长、工作与生活，浙江虽是近世中国思想的重要区域，但我很久以来却少有对这个区域的风土人情的自觉理解。经常也有国外学者来浙参访，尤其是日本学者。我虽然常陪朋友们去一些地方，但熟视无睹，觉得外国学者可能图新鲜而已。
让我意识到这种田野感受的作用，是来自陈村富先生讲述他的经验。他在一次讲希腊世界对于希腊社会与思想的影响时，颇为兴奋地讲他在意大利访问研究期间的感受。记得他讲，意大利的有些区域是黑手党的地盘，通常中国人比较谨慎，不去那些地方，而它们有些恰恰是古希腊哲学非常重要的地区，如果不去看看，作为一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实在是不甘心。因此，他壮壮胆还是去了，结果令他非常满意。虽然我已不记得陈先生述说的具体感受，但他的兴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让我开始意识到了这种经验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我自己真正体会到这种经验对于理解思想的意义，缘于2001年至2003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与生活。以前关于美国思想与文化的知识让我知道，美国人崇尚实用哲学，工具理性甚强，因而对于技术极其尊崇，以至发展到所谓的技术主义。但是，这仅仅是知道而已，并不能体会到这样的风尚在生活中实际的呈现。当我有所进入美国人的生活，观察到他们小到做饭，大到修路，从学者们的工作计划到普通人的生活安排，我才亲切体认到美国人尊崇工具理性的思想风格。虽然这种体认并不容易直接以语言的方式清楚地陈述出来，但却是非常亲切的经验，它们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阅读与理解美国的思想与文化。
由此来看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区域性思想的形成，区域性思想彼此间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发生的思想传播与消长。这个特征实际上首先呈现在中唐以后的禅宗发展中，后来新儒学的崛起与演化也同样如此。仅举一例试予说明。北宋二程洛学形成以后，四方学者来学，后来这些学者返回自己的家乡，传播洛学。虽然这些程门弟子所受一样，但所得以及后来的传播却各有不同。这中间当然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与他们所在的区域文化传统是有明显关系的，比如浙学与湖湘学。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对于形态化了的思想究竟发生怎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发生，在文本上有时很难认识到，但是今天如果能对其区域进行有意识的田野观察，却能帮助我们感受到特定区域对于思想的影响。
实际上，这种思想史上的区域特征，古人已明确指出过，比如章学诚讲“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章学诚此语诚然出于批评清代考据学而为自己的学术张目，但不可否认，一条钱塘江不仅划出了浙东与浙西自然地理的差别，而且也造成了人文地理的不同，两浙学术思想传统的异同是客观存在的。
毫无疑问，在田野考查中获得的经验有时是很难以叙述的，至于要梳理出特定区域与产生于其中的思想的关系则更为困难。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经验的体会仍然是有益的，它会无形中帮助研究者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尤要申明的是，一个区域的风土人情对于思想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分析的概念，而是可以呈现为具体内容的。在传统时代，自然地理的不同对于经济作业、交通条件的影响远比现代社会为重，而长时期的这种差异会形成各地的民风与心态，从而影响到思想者的思想形成与呈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讨论清代吴、皖学术差别时，就联系到其代表人物的区域背景。他讲：
惠栋因为出身于苏州一带文化先进地方，又继承三代家学，十分博览，所以最终热心于考证学。他的经学是以汉学为主，以汉代的传、注为学问基础的所谓“许、郑之学”。与此相反，戴震出身于安徽山区，所以并非以博览为主，而是事先确立学问的方式，然后进行研究，即以小学、数学为基础的经学研究方法……大体上说，钱大昕的学风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先制定研究方式，然后依此尽早出成果的治学方法；而是收集各种材料，然后由此自然形成结果的方法。与此相反，戴震则直接进行归纳，而且凭借着扩张门户，而及早成名于世的。二人学风的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戴震是乡下出身的学者，钱大昕是出身于江苏那种文化发展地区的学者，二人境遇不同所致。
内藤湖南的分析似乎偏重于身份差别与经济差别，但他也点出了苏与皖的自然地理区别，而事实上，身份差别与经济差别都与自然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重田野考查自来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尝着意指出自己的游历：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种传统显然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觉继承的。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导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更具理论与操作上的指导，中国近世思想史因其离现代中国不远，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实尤为有益。
不过，完全有必要指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引入田野考查，虽然是有益有效的，但既非是必需的，也决不应该滥用。不是必须的，盖因思想史的研究终究依靠的是文献的研读，何况并非任何学人都有条件能够进行田野考查，如果有条件，适当地进行田野考查则自然是非常有益的。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学的研究是一好的方法，但在思想史研究中决不应该滥用。古今变迁姑且不说，单就思想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而论，即便是作为环境产物的思想，也仍然与其环境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更不必说那些具有超越于时代特征的思想了。此外，在田野考查中会留意到许多方志与宗谱、族谱，但是这些文献中的叙述实际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田野考查时搜集这类资料并据以分析讨论相关的思想对象，都值得高度警惕。最后，即便是在某一思想对象的研究中获得了其与区域相关的某种认识，也应该警惕这种认识的普适性，不宜轻易地将之放大到更大范围的阐述。
总之，思想与其环境的关系是复杂的，甚至完全是偶然性的。有时，一个高度自觉并彰显所在区域的文化传统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仍然可能是更多更直接地继承了另一个区域的某种传统。让我再次引用内藤湖南关于全祖望的一段议论来结束本节。内藤湖南讲：（全祖望）虽说是浙东人，但其学问方法却接近浙西学派风格，具有重视广泛汇集材料，逐渐积累研究的特点。全祖望对于他所在的浙东学术传统具有高度的自觉与表彰，他本人治学也申明要远续晚宋的乡贤黄震与王应麟，但更直接继承的却是浙西的顾炎武。甚至可以说，全祖望远续黄震与王应麟，尚未不是受到了顾炎武学术精神的激发，正如四库馆臣将清代的考据学回溯到晚宋的王应麟一样。
[作者简介]何俊（1963-），男，浙江长兴人，哲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198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系，留系担任沈善洪教授的助教，后于1992-1994年随沈师与陈植锷教授在职攻读专门史（文化史）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