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借助前人的提示，到形成自己的理解，一个重要地方是在由前人的提示进行一手资料研读时，对于那些似乎不相关甚或相悖的材料，必须给予认真研读与思考，决不能视而不见。因为正是这些材料，可能导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相。朱熹在讲读书方法时，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指示：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朱熹讲的这个“缝罅”，当然主要是指研读的思想材料自身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同样可以指导我们来发现思想材料与后人的解释之间的缝罅，从而更进一步去发现思想材料自身的缝罅。
我把对思想的系统化，称之为思想的结构性认识，仍需略作申述。思想的系统化可以作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理解，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对于历时性的关注是它的基本特性，而共时性的结构观念容易忽视。然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如果不满足于流于表面的叙述，真正比较深入地理解某一思想或某一时段的思想，共时性的结构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标示思想的结构性认识的原因。当然，结构有宽泛与严格的区别。皮亚杰有一个论述可以参考，他从所有的结构主义里找到两个共同的方面：
一方面，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这种理想或希望是建立在这样的公设上的：即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方面，是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它们是有多样性的。
根据皮亚杰的分析，从前一个方面，推知“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而后一个方面则意味着“结构应该是可以形式化的”。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把“可以形式化”理解为思想分析的概念化。总而言之，在对思想进行结构性认识时，皮亚杰关于结构的定义是可以有所启发的。
当然，当我强调思想的结构性认识时，决不排斥历史主义、功能主义的立场与视角，即任何思想总是被一定历史环境所决定了的，以及思想总是对具体挑战的回应。只是，当充分注意到这些立场与视角的同时，我们仍有必要考虑思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此外，对于强调思想的结构性认识，也许还会有这样的质疑：其一，这种所谓的结构究竟是思想自身所固有的，还是研究者赋予思想本身的？其二，即便某一思想存在着某种结构，它究竟是思想者所自觉到的，还是无意识的？最后，如果某一思想存在着某种结构，那么它自然是一种结构，后人的种种不同建构究竟是表证了这种结构，还是后人自己思想的呈现？这些质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它们导向的其实是一些本质性的基础问题。只是这里显然无法详细讨论，充其量表明一种思考而已。当我强调对思想作结构性认识时，实际上是预设了思想应该是经过充分自觉了的思考过程与思考结果，未经充分自觉了的也许可以归之为个人或社会的潜意识，而不是思想，尽管潜意识同样可以纳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也同样可以尝试着梳理出它的结构。因为思考过程与思考结果是经过充分自觉了的，所以某种论证应当存于其思考过程中，某种结构应当内在于其思考结果里。换言之，对于某种思想而言，结构是存在的，而且也应该是意识到的。至于研读者所建构出来的是某种复原，还是某种自呈，抑或介于两者之间，显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拒绝去获得思想的结构性认识的理由，而只足以警醒自己的研读与解释正沿着或复原、或自呈、或介于两者的哪个维度上展开。
六、传统目录学的运用
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已是西学化了的，哲学系毕业的常常不知道传统文史的常识，反之亦然。研究中国传统思想虽然可以根据现代的知识分类来进行，但传统知识世界的门类划分却既是必须面对，又是非常有用的地图。这张庞大的地图就是传统的目录学，引导我察看并使用它的是陈植锷先生。
处于历史变动期中的人常常会沿着非常规的路径成长。上文已言及，在特殊的阶段，我本科毕业就得以留系任教，那时老师似乎也不太重视科层化的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生教育方兴未艾，我自然也想深造。沈先生作为一校之长，按现在的做法，挂在文史的某个点上招研究生是很方便的事情，但他却决不愿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愿利用职权来为自己搞点什么。相比现在，有时真不免有世风日下之叹。当我尝试着问沈先生能否考别的专业的研究生时，他的回答很干脆，跟着他读书与做助教不是已经在研究了嘛，不必图那个虚名！进入90年代，学位对于一个大学教师已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东西了。那时恰好陈植锷先生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回来，他说动了沈先生，终于申请了专门史的硕士点，我便得以考入其中，随两位先生读学位。按照沈先生的要求，陈先生着重教我文献学的知识，最可惜的是，才学了目录学，陈先生竟英年早逝。我的几位老师中，陈植锷先生是最年轻的，遽归道山的偏偏是他；后十年，陈师母竟在家门口又被车撞死。据子夏说，孔子尝言“死生由命”，诚为玄冥之言。
陈植锷先生在高考恢复后首届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未毕业即获准考取杭州大学古代文学的硕士生，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随邓广铭先生攻读博士。陈先生是位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勤奋的学者，他虽英年早逝，却已著作等身，1979年以后就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几十篇论文，他校注的《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著作《诗歌意象论——微观文学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广为学界所知，尤其是《北宋文化史述论》至今仍是此一领域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邓广铭先生尝评陈先生撰写《北宋文化史述论》，“从其取材方面来说，他的确是当得起博览群书这句话的”，而陈先生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他的目录学修养帮助他轻车熟路地找到他所需要的文献。
传统文献学大致包括了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陈先生教我的主要是目录学的知识。陈先生从《庄子·天下篇》讲起，着重为我说明了《汉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中国丛书综录》这几部目录学著作。通常讲目录学，不会从《庄子·天下篇》讲起，陈先生所以从此开始，目的是让我意识到，他对我讲目录学不仅是让我多识书名、方便找书，更是为了让我由中体会到目录学著作往往就是好的学术史著作，要我认识到目录学著作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价值。至今回想起来，陈先生教我目录学，为我打开了非常有用的治学门径，受益匪浅。
关于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内容，读者可以参见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2003年版），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此书讲到的目录学著作找来或多或少翻读一下，从而获得自己的亲切认识，并且进一步翻览一下其他的目录学著作。从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史而言，宋代以后的目录学著作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认真阅读。有些目录学著作，像《四库全书总目》实应备于案头，时常研读。
掌握目录学的知识，对于研究者实有多方面的益处。就我的体会而言，至少有三方面：第一当然是找书。这个找书包括了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主动的找书是指自己想研究某个方面的课题，如果对于传统的图书分类有清楚的认识，往往能事半功倍地找到自己想要的文献，而且能注意到不同版本的书。被动地找书是指自己看别人的书，看到引用的文献，有时注明得并不清楚，能够根据目录学的知识尽快找到。第二就是上引章学诚的名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好的目录学著作同时就是好的学术史著作，只是它以书为单位，有某种局限，但作者仍然会有自己的著作分类与梳理。这种分类从横向来看，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从纵向来看，则可以观察到学术史的某种演变。第三则是由目录获得研究上的启发，在我体会中，这种启发是经常性的，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下文我着重就这个方面举一二例子，以资说明。
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中，理学兴起以前，新儒学运动最初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认识也不清楚，如果我们读《四库全书总目》，则很容易发现一些提示，足以引导我们来获得某些基本的认识。比如在王开祖的《儒志编》提要后面，四库馆臣加上了以下一段案语：
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惟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之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也。
据此，可以知道在濂洛兴起以前，新儒学的兴起有着两个特征：一是思想上的展开仍限于传统儒学的修己治人，理学的形而上思考尚未出现；二是新儒学仍然在传统儒学的旗帜下复兴，新的思想派别也没有出现。
虽然我们应该意识到，四库馆臣的这一看法反映了他们对后来的理学的不满，因此所见仍然可能有所偏颇，但是这一案语毕竟揭示了濂洛未起前的新儒学动向，足以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再举一例。四库馆臣在为晚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十余部著作写提要时，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观点：其一指出王应麟思想上对朱熹的认同，以及学问渊源于朱熹；二是指出王应麟在继承朱熹学问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术范式。前一点姑且不论，后一点对于认识晚宋儒学的发展，乃至清学的渊源都富有启发。在四库馆臣看来，王应麟的治学虽渊源于朱熹，但关注已有不同。在朱熹，尽管包括字义训诂在内的考据仍是朱熹思想建构的基本方法乃至支撑，但是朱熹整个工作所呈现出的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主要不是考据方法；在王应麟，尽管思想的诠释仍然在他的学术上有不轻的比重，但是他的整个工作所呈现出的不是他对朱学在思想上作阐释，而主要是他的考证方法。换言之，就王应麟整个著述看，考据性质彰显得更为显著。由于这种考证方法的凸显，促使晚宋儒学在理解与阐释思想时，由思想本身的关注转向对思想表述方式的关注，博古通今、经史并重的学术范式，特别是其中的考证学成为摆脱空疏无本的思想论说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因此，王应麟构成了与朱熹非常不同的学术范式，王应麟以他的涉猎广泛的工作，一方面维护与推进着朱学，并构成了晚宋朱学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因其推进而终结了朱学作为思想的存在，既以学术的客观展开解构了朱学，又为后来清代乾嘉诸儒以学术来呈现思想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因此清儒评定王应麟有筚路蓝缕之功。
上述两个例子，已足以说明，认真研读目录学的著作是非常有益的。由此还可以引申一点，许多前人的读书札记也颇有目录学著作的性质，认真研读常常会有启发。陈垣先生曾讲，清儒的一条笔记实可敷衍成现在的一篇论文。其义大抵在此。
七、西学的视野
也许是因为我已随沈善洪先生学习工作多年了，所以我虽是在职读书，沈先生还是让我提前一年完成了硕士学习，并建议我转随陈村富教授研读几年西方哲学，因此我便考入陈先生门下，做了近四年的博士生。陈先生本科就已教过我，向来待我甚好，入门后他建议我今后仍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眼前则专心于西方哲学的研读，这其实也是沈先生对我的要求，后来自己体会到这个学习获益甚大。
陈村富先生是国内希腊哲学有数的专家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完本科、硕士，师从于哈佛毕业的任华教授，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同时参与《哲学译丛》的编务，“文化大革命”后期因陈师母在杭工作而调来杭州大学。陈先生通数国语言，除了俄语、英语、德语外，他来杭以后专门随本系严群教授修习希腊语、拉丁语，后来去意大利访学，又习意大利语。也许是这种语言背景，陈先生的哲学研究是非常注重基本概念的语义考释的，训练学生也如此。我入门后首先就是跟他学希腊语与拉丁语，虽然这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对于我理解语言在西方哲学中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也帮助我更能体会到中国传统学术所强调的以训诂为本的治学方法。
为了说明这点，我试举陈先生的一二研究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