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合理的差异原则取代绝对的求同原则。
传统的主体性哲学以单一的主体为准则，体现了一种绝对的求同原则，主体性哲学都是以孤立和封闭的自我作为出发点，这也最终导致了主体与客体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主体间性哲学从“自我”走向了“他人”，从单数的“我”走向了复数的“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对象之间不再是以对立、陌化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原始的天然关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的关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后期就是在此意义上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则区分了“我-它”和“我-你”两种思维模式，前者是为我所用的世界，后者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我-你”是对话的关系而不是单一的以“我”为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承认差异但又能和谐相处。哲学解释学则更清晰地揭示了主体间存在的合理差异性，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看来，主体之间的“偏见”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只有“偏见”之间通过“问答逻辑”达到“视域融合”，理解才是可能的。
第三，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
主从原则是主体性哲学的基本原则，主体是支配者，客体是从属者。而在主体间性哲学的视野里，支配与从属、原因与结果、本原与派生、主动与被动、实体与属性这些对立范畴都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之间”范畴即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作为交互关系而共同存在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主体间性哲学都认为主体之间在“对话”“交往”和“游戏”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和认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天然的关系。
三、主体间性哲学为管理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主体间性哲学突破了主体性哲学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为民主与科学的社会环境下的当代管理哲学提供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视角。
突破主体性哲学局限的主体间性哲学在三个方面为现代管理哲学尤其是服务型领导哲学开阔了视野。
第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传统管理哲学沿用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采取主体-客体分析框架，管理研究的起点大都是把被管理者作为一个像“物”一样的客体去把握，这样很容易忽视被管理者的需求，也不利于发挥被管理的主动性和巨大潜能。而主体间性哲学框架中的管理哲学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这为服务型领导确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的关系确立了逻辑的起点。服务型领导哲学认为每个组织成员都要参与管理，也都要被管理，组织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第二，组织成员之间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
在主体性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管理者是管理的中心，组织要以管理者为准则，这不仅忽视了被管理者的合理需求，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组织的人力资源。主体间性管理哲学则强调组织每个成员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合理的权利，管理只有充分重视每个人的需求，合理发挥每个人的价值，才能达到组织的和谐。服务型领导哲学认为人人都要从事服务，人人都要参与管理，整个组织是按照“和而不同”的状态运行的并最终达到组织的目标。
第三，交互原则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
在传统管理哲学里，主从原则是管理的基本思维方式，管理者是支配者，被管理者是从属者，而在主体间性管理哲学看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作为交互关系存在的，不断地进行对话，因为“在有意义的对话中，服务和领导者会将对话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层面，这种层面对领导者在与他人相处时的自我发展至关重要。”当代服务型领导是一种交互式管理模式，在交互式管理中，管理者和执行者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彼此，是工作中不断转换着的一种职能的两种角色。“领导者会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向别人提供支持。”管理者会给被管理者更多的机会参与思考、判断、计划……使之真正自觉自愿地成为“参与者”，这样就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能。服务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同理心即“服务型领导者要尽力理解他人，从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
四、主体间性哲学为服务型领导哲学树立了新公仆观
1.公仆观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伟大思想
公仆思想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是自古就有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中国古代儒家的《礼记·礼运篇》到近代维新派的《大同书》，都体现了不同形式的公仆观，这些思想都反映了人类对于平等、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在阶级社会中，公仆思想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表明其阶级意识的工具和批判敌对阶级的武器，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上的种种公仆思想并没有找到通往实现的道路。从根本上说，这是主体性哲学思维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提出公仆要求的往往是被统治阶级，处于社会管理的“客体”的地位，他们得不到处于“主体”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必要的服务，如资产阶级在资产革命成功之前是公仆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一旦被统治阶级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就从社会管理的“客体”转变为“主体”了；在主体性思维的模式下，他们是不会关心被统治阶级的合理需求的。例如自称为“自由、民主、平等”代言人的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对无产阶级实行疯狂的剥削和统治。在阶级社会中，公仆思想就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被提起而又难以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只有消除阶级、消灭阶级剥削与压迫，才能实现人与人真正平等，也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仆。公仆的出现不可能依靠统治者的良心发现，那只是被统治者无奈的幻想。
2.主体间性哲学指导下的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代表了公仆思想的最高水平
主体间性哲学在管理哲学中的运用则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公仆观在知识社会中的内涵，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享本质、平等共处、交互发展的角度为当代公仆观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既不能把公仆当作传统社会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不能把公仆当作低于被管理者的“奴仆”。所谓“公仆”，是由于管理者作为个人在组织中必须以组织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此意义上，管理者是组织的“仆人”而非组织中其他人的“仆人”。公仆提供服务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进行，是通过服务创造价值与他人通过其他工作形式创造价值进行交换而拥有自身的地位，这是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基本立场，也是公仆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
服务型领导哲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服务型领导哲学认为，人是管理中的首要因素，因而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提高管理的关键和根本目的。
一、服务型领导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服务型领导哲学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了精神基础
服务型领导哲学把人当成“全面的人”，认为只有充分考虑人的各种需要，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
现代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只不过这种认识和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假设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演变过程。“经济人”理论主张在管理中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推行以物质刺激为主的管理方法。管理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激励员工，即在前面挂着一串胡萝卜引诱员工，后面则拿着棍子驱赶员工，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社会人”理论认为人类除了经济性的需要以外，还有社会性的需求，主张管理者一般应采取仁慈的管理方式，想办法不断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要，创造宽松环境，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自我实现的人”理论和“复杂人”理论，都主张实行参与式管理，通过自我指导、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适宜的激励方法。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程度，需要有能使人的能力、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管理则更强调顺应人性的要求，采取进一步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新方法。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追求对于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管理水平也日益得到提高。服务型领导则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管理的首要精神，全面关心所有人的需求，充分关注人的各种需求，强调实现高水平人性化管理，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了精神基础。正如有学者在评价格林利夫的服务型领导思想时所说：“从哲学的角度看，如果人们都追求自己的尊严，那么，服务型领导的思想，以及从服务者角度进行领导和被领导的经验不仅有意义，而且还包含着人类发展所必须的优雅、精确和坚毅的优秀品质。”
在历史上，有许多推动人类进步的服务型领导者的例子，如尚恩·R.费尔什（Shann R.Ferch）所研究的那样，“马丁·路德·金是国际化形势下一位优雅的服务型领导者”，“南非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尼尔森·曼德拉，是当代另一位杰出的服务型领导者。”正是这些具有服务意识的伟大领袖，推动着人类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2.服务型领导哲学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服务型领导也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全面性，取决于人有多少超出为谋生必须花费的时间，也就是说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越发展，个人花费在谋生上的时间越少，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在其他方面发展自己。服务型领导为组织中的人提供了一套高水平、科学化的管理规范，促进组织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自我管理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直接手段
自我管理是服务型领导体系的核心因素之一，这是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适应管理发展需要的表现，而正是这一转变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直接手段。如学者指出，“自我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自由能力的个人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等环节，以获得个人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并能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能动活动。”
可以看出，对于“自我管理”的理解可以从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等极高的价值层面予以理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也正因如此，当代管理思想家对自我管理寄予了厚望，自我管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管理思想界的主流理论。如有学者指出“战后这一代主要管理思想家包括爱德华·戴明、彼得·德鲁克、沃伦·本尼斯都十分反对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支持参与、民主的领导方式和自我管理。”
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管理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对“自我管理”思想的流行予以了较为准确的说明：“自我管理是管理思想演进到现时代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在古代社会自我管理不发达？为什么在传统的管理思想史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涉及自我管理的内容？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现代化还没有普遍展开，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还没有完全绽放出来，所以对自我管理问题的研究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是历史的发展使得充分的自我管理成为现实，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
总之，服务型领导从其现实实践和其深远本质来说，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