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为三道岭煤炭开采第一阶段。此后，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变化。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全疆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哈密回族人马兆强、马环等率回族民众起兵，遭镇压。此后，暴动层出不穷，战乱一直持续了五六年，在此形势下，三道岭煤窑也倒闭停产。同治末年（1874年)反击侵略者阿古柏的清军14营开抵哈密，军旅进驻，商人随之而来。光绪六年(1880年)，为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名将左宗棠将大营由肃州迁到哈密，与前述情况相似人口增加燃料又趋紧张，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派部队到三道岭挖煤以应急。煤窑兴盛没有几年，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裁撤哈密办事大臣，清军大营迁往迪化(今乌鲁木齐)。驻军西进，商人追随，人口骤减，商业萧条，用煤量也大幅度下降，煤的产量，煤窑数量，挖煤人数都随之减少。三道岭煤窑再度冷落。政局的变化也导致了三道岭煤窑易主。原属哈密清差部属、主持煤矿的汉族商人赵某，因年老体衰，欲将煤窑转让返回关内。哈密回王沙木·胡素特，便托汉族绅士李干臣、回族绅士马爵三作中人，同时串联庆华泰、马求兴、茂春和、天义福、恒丰豫等商号老板出面，用3000两白银将三道岭的全部煤井和工具买下。为了酬谢，回王每年送每一个帮忙的商号、绅士一马车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隶属回王的三道岭煤窑又开始出煤。窑工主要是回王统治下的头堡、二堡、三堡和沙枣泉等地轮流服劳役的农民，只供饭吃，不发工资。采煤主要集中在冬季。这时期可产煤84万斤，约420吨，折白银6700两。生产条件和工艺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甚至更加恶劣，因而事故频繁，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次塌方就砸死17名窑工。
回王控制三道岭煤窑达36年之久。1930年6月老回王沙木·胡索特病亡。第二年2月，由哈密东100多公里的小堡发生的流氓军官强奸维吾尔姑娘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接着由马仲英攻哈密逐渐演化成长达三年的混乱，三道岭煤窑的“烟火”被战火替代。1934年，战乱渐平，担任了哈密县长及哈密警备司令的尧乐娃子将三道岭煤窑收归地方政府经营，但开采方法仍沿用回王那一套。
1937年，尧乐娃子称王东疆的野心被盛世才挫败，逃往关内，继任县长孔庆文接管了煤矿，派商会赵英贤和阿皮子具体管理。
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共与当时实行“亲苏联共”政策的盛世才政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疆成为联系中共与苏联及国际支援中国抗战物资运输线路的桥梁。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同时应盛世才请求，中共派遣了80多名干部来疆工作，其中有6名中共党员到哈密工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新疆与内地往来的交通关口和中转站，同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飞机在此组装，民间称为“红八团”的苏联红军一部进驻哈密，加上大批战略物资运输人员及中苏间往来人员，使得哈密繁忙起来，这一“繁忙”使得煤炭的用量也迅速增大，因此必须加强煤炭生产。
根据这一需要，1938年至1939年，担任哈密行政长的中共党员刘西屏(后叛变)两次派中共党员李涛以行署代表身份到三道岭煤矿指导工作。李涛一方面开展抗日宣传，鼓励工人为抗战多出煤；另一方面帮助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亲自主持成立起煤矿工人俱乐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积极参加、组织工人建澡堂、修住所等，改善生活条件。李涛的工作，对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煤炭日产量曾由2吨提高到20吨。
为了进一步提高煤炭的产量，1939年5月，哈密行政长刘西屏要求商会入股，官商合营。于是，“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资产共计5750元折230股，每股25元，官股80股。由省政府投资，专区公安局和税务局各5股，商股110股，分属50户，原煤窑设备工具折价为30股，公司投资5000多元购买了发电机、抽水机等设备，这是三道岭煤矿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采用机械。
这个官商合营股份公司与今天的国有企业股份化有相似之处，但在组织上则是政府官员直接参与领导。公司制定了《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简章》确定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推选出12名股东组成理、监事会，理事会由7人组成，专员任理事长，副专员、县长、税务局长、商会会长及商股股东为理事；监事会由5人组成，专区公安局长担任监事长，银行经理和3名商股股东为监事。股东大会推选出经理1人，副经理1人，下设会计、出纳、庶务各1人，管理机构比较精干。
这个公司从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后被改造时，历任理事长的有刘西屏、潘柏楠、孔庆文、曾勇甫、尧乐娃子，历任监事长为于成发、王廷选、于文富、李郁塘，公司经理为马俊杰(俗称马委员长)，副经理为李子秀。
公司生产根据市场需求而定，一般是冬季开采，边采边卖。雇用50至100名工人，年产量200至500万市斤，折1000至2500吨，每斤煤成本1.3元，每吨合2600元(当时新疆币)，每斤煤可卖1.5元至2元。
1939年到1947年，公司每年皆有盈利，但由于资金较少，利润多半用于添购设备和工具以扩大再生产，无多少现金可分红，股东们仅能得到一些“低价煤”代替股息。
1947年尧乐娃子出任哈密专员，同时按规定担任了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理事长。由于专权谋私，公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政局动荡，人心惶惶，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濒临破产。
这一阶段，在三道岭开井采煤的除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从1945年春，进驻哈密的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还派兵士开采，以供自用。另外，解放前夕，新东公司陷于瘫痪，一些工人搭帮结伙开起小煤窑，三道岭附近一些富裕户，哈密一些小业主也纷纷开井挖煤，但规模都比较小，产量也很低。据有关资料，1949年至1950年，有17家私人经营的煤矿，共有煤井24口，工人127人，产量2430万斤，折合12150吨。采区主要集中在中窑和后窑一带。
上述为三道岭从发现煤炭到解放时的主要开采阶段。应该说采煤史不算短，但并未根本改变三道岭社区的性质。到解放前夕，从生产力水平看，虽然新东公司已使用了发电机、抽水机等机械，但总的来说，还是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式生产，尖子采挖、筐子装运、辘轳提升、油灯照明、靠自然通风，顶板、煤尘、水、火、瓦斯五大窑的防护措施几乎没有；从煤炭用途看，基本上是用作生活燃料而且用户主要在哈密城区。一般人家烧的是牛粪、骆驼粪、骆驼刺、芨芨草等，只有铁匠铺作坊和一些富裕户才买得起煤，即使是这些人也不是随便烧煤。一方面是价钱贵；另一方面运输也不方便，用牛车(木轮子外包铁皮)拉，一个来回得七八天，只能拉500多公斤。还有的人用毛驴驮，就更辛苦了，而所驮不过百八十斤，狭小的市场需求限制了煤矿的发展；从煤炭产值所占社会总产值份额看，比例很小，且这些产值不属于三道岭社区；更重要的是窑工的身份主要不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除军人外，多为以挖煤作生活补充的农民，一度还有无偿服劳役的农奴，窑工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即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前边挖一个斜坡，上下出入，坑上面用木棒子、芨芨草等棚一下，地上铺一层麦草，人就睡在上面，冬天，搬几块石头垒起来，生起火以驱寒。吃的是苞谷、高粱馍馍，偶尔也有白面馍馍，基本上没有菜。因副食少，干的活又重，有的人一顿能吃十几个馍。
当时，最苦的是那些从外地逃避劫难来的窑工。据现在三道岭的退休工人董炳英回忆，他原是青海军阀马步芳部队的士兵，1944年，部队来疆镇压哈萨克土臣乌斯满的叛乱。1945年6月，他和四个厌战的伙伴开了小差，从奇台逃到哈密，因无盘缠，便辗转到三道岭当了窑工，干了一年左右，有了点积蓄，四个伙伴便返回青海老家。不料在星星峡被军卡查出，押回乌鲁木齐砍了头，董炳英提前得知，躲过搜捕，幸免于难。
据董炳英介绍，当时下井挖煤的除了本地一些农民外，还有不少国民党军队里逃出的壮丁，另外也有因赌博债台高筑逃账的，还有杀人伤人的，鱼龙混杂，大多都有难言之隐，来到这个“地下避难所”里，除了谋生外，还图个平静。有的人怕亲友看见难为情，有的怕冤家对头认出找麻烦，甚至一年到头都很少洗脸，当然，缺水也是一个原因。
水，是用羊皮袋子驮、贮，时间一长就变味了，所以除了供做饭、饮用之需外，基本上没有多余，洗衣服、洗被褥的很少。
其实，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褥，一身衣服既是工作服，也是生活服，又当被褥。还有不少人根本舍不得穿衣服上班。
窑工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挖煤、生活，但收入却没有保证。“回王”统治时期无偿服役的农奴自不必说，就是身份自由的窑工，薪水标准、发薪日期、发薪方式往往也不固定，有时是50斤、100斤面粉；有时是一挑子盐，有时煤卖不掉，就发几百斤煤抵几个月工资。自己想办法去换钱，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得六七个“袁大头”，能买400多斤粮。
虽然在旧中国，三道岭的煤炭生产及社区面貌发展非常缓慢，但也有三点新气象值得记述，即新东公司实行股份制，为旧三道岭生产关系变革之最；发电机、抽水机的使用，为旧三道岭生产力变革之最；中共党员赴矿指导工作，创下了共产党在三道岭活动之最。但真正创造三道岭各项之“最”的，还是解放以后。
三：积累、准备的十年
1949年6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代表新疆军政当局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和平起义。10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哈密，不久，一个连的部队进驻三道岭。标志着三道岭正式“解放”。
1950年，三道岭煤炭生产开始复苏发展，17家私营煤市维持原状，新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哈密专员公署租用。同时，后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的解放军驻哈部队也在中窑区建井开采，名为“红星煤矿”(该矿1965年搬迁到吐鲁番七泉湖建矿)。
1951年，哈密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新东公司。同年8月，所有私有煤矿实行公私合营，成立了“新兴煤矿股份公司”，王建民(哈密县工商科科长)任经理，原新东公司副经理李子秀任副经理，吴贵富(中共党员)和侯寿山(留用职员)分别代表公私双方来矿管理。
新兴公司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工会，并参与劳动组织，工人工资等改革。这是三道岭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
当时职工约七八十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采煤，一部分在青山子种地，一部分在四堡烧石灰。工资分为两种，挖煤的拿一等工资，每月150斤面；运输、提升及搞副业的拿二等工资，每月100斤面。1954年，又进行了工资改革，下井的月工资80元，井上的每月50元，另外，矿上负担生活费。工会还发动全体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当时，材料损耗主要是尖子、滑油(井下照明用)、筐子。尖子磨秃了，工人们自己拉风箱烧火锻打；筐子破了，自己从戈壁滩砍来红柳、梭梭条修补。到1955年，生产1吨煤用油3两，生产10吨煤用筐子1个。这一年，新兴公司职工达172人，全年产煤11087.4吨。
1955年底，哈密县政府把新兴煤矿股份公司中的商股、私股连本带息全部还清，正式成立地方国营三道岭煤矿。1953年接替吴贵富任公方代表的苏永振担任了矿长，随后，刘德合、肖四、库尔班先后被任命为副矿长。
1956年10月13日，三道岭煤矿召开党员小组会议，成立了矿党支部，苏永振兼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苏永振、文志成、刘德合。这次会上，还批准周乃明、张保娃、李万禄、王明爱为候补委员。
地方国营三道岭煤矿是三道岭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企业；三道岭煤矿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个组织，4名候补党员是这块土地向党组织第一次输入新鲜血液。
随后，又成立了团支部，李生荣担任支部书记，青年们也有了自己的组织。但摆在地方国营三道岭煤矿党政工团组织面前的依然是尖子挖、筐子装、辘轳提的老一套旧的生产方式。测试通风、瓦斯情况还是用油灯。油灯如果点不着，说明就有问题，但这办法本身就很危险，1956年，3名职工因此在一个废井里中毒气身亡。井下排水也很困难。一般是光脚赤身站在水里，有时披张羊皮，戴顶草帽，用羊皮袋往上担水。不要说工作服、手套，有的工人甚至连鞋都没有，往脚上绑块小木板或缠片破布。许多人依旧赤身裸体。据说1955年，哈密煤电公司工会女干部迟文花下井视察(这是三道岭煤矿第一个下井的女人)，发现许多工人赤身，回去向上级反映，以后才开始发工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