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岭矿区发展脉络
三道岭，本是一个默默无闻时断时续生息在哈密城西北80多公里戈壁滩上的三五户人家的小村落。自发现藏有煤炭后，一批批官家、兵家、商家接踵而至，但都只红火了一阵子，直到解放，三道岭依旧萧条冷落。1958年，三道岭煤炭资源被纳入国家开发计划，大规模建设随即展开。
37年后的今天，三道岭已从小村落变为大煤城，“三道岭”的含义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三道岭，它已扩展到包括老三道岭在内的梯子泉、鸭子泉、十五里庄、一棵树、青山子、白杨沟及开发中派生得名的后窑、南泉、北泉、中心区在内的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20公里、总面积达160平方公里的地方。昔日的小煤窑变成一个大矿务局——哈密矿务局，规模为一个正师级单位，下辖20多个县团级单位，职工队伍从百十人增加到1.5万，年生产能力从几千吨、几万吨跃到1995年的270万吨，37年来，共为国家生产煤炭3500多万吨。
现在，矿区人口达3.8万，年社会总产值过3亿。以煤炭生产为主，发展起了电力、建筑、棉纺、机械、化工、商业、饮服等产业，工商、税务、银行、邮电、保险、司法、交通等社会管理保障服务机构一应俱全。
现在的三道岭已呈现成网的街道、连片的楼群、郁郁的绿树、高耸的井塔、熙攘的人流、悦耳的音乐、绚丽的色彩，使三道岭初步显露出现代城市气息和形象。那么，三道岭是怎样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为一座大煤城的呢？
一：从“塔勒奇”开始的三道岭
在哈密盆地西北边缘，天山支脉巴尔库山南麓，有一片面积辽阔地势平缓的戈壁，过去的三道岭村、今天的三道岭矿区就在其间。这一带夏炎冬寒，干旱多风。年降水量4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达4000毫米，最高气温42°C，最低气温零下30°C，冰冻期长达5个月，风期也近5个月，最大风力10级以上，最大风速46米/秒，多东北风、北风。地表植被稀少，片片沙石中间，生长着一些芨芨草、骆驼刺。地表生存资源微薄，但地下却藏着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
三道岭，其人文历史早在得名以前就已经开始。1958年，在三道岭发现的石核、细石叶、细石镞等细石器，证明在四五千年前，这里的人们已从事着狩猎和畜牧，并开始了种植。1964年，三道岭又出土了西汉新莽时代的大泉五十和货币，证明这里已成为商旅歇足的驿站或是贸易之地。但除了上述这些文物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三道岭在史册上是默默无闻的。
一般地说，除了更早期的遗址和文物之外，一个地方名称的确立时期大体上也就是可考人文历史的开始。三道岭的历史也是这样。
“三道岭”，这一名称显然是由地形地貌而得来的，较早的记载是清代。但另一个名称“塔勒奇”则要久远一些。“塔勒奇”是维语叫法，意思是“有寄居人”。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名是从蒙语演化而来的。按照此说，“塔勒奇”当形成于六七百年前的元代。据推测，当时的居民为驿站驻员可能性较大，此外也可能有屯田兵士。
这些多无实据，较早确切见诸史册已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哈密办事大臣钟方编纂的《哈密志》里的关于康熙、乾隆年间有关发现申请开采三道岭煤炭的事情了(开采情况将在下文叙述)。而奏折里的地名还是泛指这一带的他石克山。比较形象记述三道岭状况的先有1886年河北新城人、新科进士王树楠的《发三道岭驿》一诗：“言过纳织县，野戍见残兵。积雪寒无路，飞沙夜有声。树稀蚕不茧，山僻女多瘿。立马看天色，荒鸡已四更。”到了1891年，新疆巡抚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里对三道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十五里升坡即三道岭驿，回名塔勒奇，言有寄居人也。缠回一家，有桃园，后二十丈有泉，人多则水不足，用竭地之力，可住一二十家，而沙碛引水，渗漏居多”。
这里说的三道岭的地址，指现在三道岭矿区，被称作老三道岭的地方，而不包括其他几个片区，而上文说的煤炭开采也不在老三道岭，而在10多公里外被称作后窑的地方。关于三道岭驿，新编《哈密县志》载：宣统二年(1910)年，哈密厅核定三道岭驿：驿书1、马夫6、马匹12、月支销银两5.46两，全年714.31两。
1911年8月13日，被发配新疆的清军军官刘雨沛看到的三道岭是：“有大泉，自沙中涌出。汉民五家，回民两家。官店一，客店二，马拨一所。”
上述资料显示，在很长时期里，三道岭除了采煤以外，主要是作为驿站而存在。宣统年间编撰的《新疆图志》把三道岭正式列为哈密所辖35个村镇之一。这算是较早的有关三道岭的建制和隶属关系的文件。
但此后，三道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依旧，甚至更加破败。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徐旭生在《西游日记》里记道：“1927年12月6日将8点抵三道岭，止宿。三道岭缠名塔勒奇，有缠人一家，汉民两家，汉回两家。7日8点起，出到村中一游，西边高处有一关帝庙，土房三间，外环小院，门加锁，外观尚整齐……归回店家，知前些年人家较多。”
到了1934年2月间，瑞典大探险家斯文·海定率领的由南京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路勘察队在三道岭看到的却是：“有一处车马店被夷为平地了，有一些小村庄的所在地，仅仅剩下了一些黄土堆。”而他7年前随徐旭生途经三道岭时，景象却是“流水潺潺，水上颇有树木，旷漠中亦称胜地”(徐旭生《西游日记》)。上述资料相互印证了一个共同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三道岭常住户基本维持在五六户左右。而事实上，直到解放时，也还是这个数，不过有的房子曾几次易主。对此，现在的三道岭媒体宣传和民间的传说统一成今天的三道岭是在“五户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到底是哪几户，却说不清楚。
作者有幸访到了“五户半”中几位健在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较详细地回忆了当年他们在三道岭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状况。
乎尔旺·司马义，现住四堡，年过九十，是当年三道龄的“老户”之一。据他介绍，他们家原住四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哈密王从姓赵的商人手中买下三道岭的煤矿、片石场和地后，让他爷爷做矿上的保管，同时种些地。他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记事时，三道岭有他们一家是维吾尔族，两家回族开饭馆，两家汉族开旅店。汉族开店的一家姓吴，有四个儿子，两个帮父亲开店，两个在三堡、四堡一带放羊，老四叫吴荣贵，民国二十年(1931年)马仲英帮贺加尼牙孜攻打哈密，三道岭的几家人都跑了，他们也回了四堡，一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古城子(今奇台)马仲英兵败后，才回到三道岭，房子被烧掉了，只好重新盖。另几家人再没回来，姓吴的一家住在三堡，为哈密邮电局查巡电话线，有时也来三道岭住。后来，来了一家姓王的，弟兄好几个，七八口人。以后，又陆续搬来几家，到解放时，有七八家。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先后去世，都葬在三道岭，后来，儿子和老婆也死了，剩下他和一个女儿，他把地给了两个亲戚沙吾提·玉努斯和司地克一些，剩下的和三堡的一个汉族朋友李生华换了后，回到四堡。
乎尔旺·司马义提到的李生华，现住矿区，退休工人，年已76岁。据李生华回忆，他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到后窑煤矿替别人支差的，当时十四五岁，他到三道岭时，只有司马义一家人，后来，王老大王忠兴一家人搬来。邮路恢复后，来了一个姓康的巴里坤人做邮差。三堡一个叫吴荣贵的查电话线，常来三道岭，和姓康的住在一起。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来过一个姓孙的，大家都叫他孙大汉，陕西人，50多岁，一米八的个头，听说原是黑社会头子，在西安犯了事，跑到新疆来避风的。据说光绪年间或宣统年间他就到了三道岭，开了一个旅店，做小买卖，哈密事变后跑了。李生华本人在煤矿上支了半年的差，解放后，乎尔旺·司马义换了地，搬到三道岭，没几年，搞合作化，地归了矿上，他当了工人。乎尔旺·司马义和李生华提到的王老大王忠兴已作古了，但他的两个侄子王少文、王少武还在矿区。王少文68岁，已退休；王少武48岁，哈密矿务局煤建处干部。据他们介绍，父辈共弟兄五人。大伯叫王忠兴，1986年去世，活了105岁；王少文的父亲王忠年排行老二，80多岁时去世；王少武父亲最小，很早就病逝。他们的三叔、四叔和一个堂兄(王忠兴之子)，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被抓了壮丁，后无下落。第二年三四月份，王忠兴带着剩下的人逃难路过三道岭时，看到有水、有树，还有些旧墙围圃，就留下来，盖了几间房，当时四堡的司马义有几间房子，种着房子跟前的地，他们就在稍远些的梧桐窝子(现在的北泉预制厂)开了几块地，此时，王少文约七八岁，王少武尚未出生。后来，王忠兴接替前文提到的姓康的邮差往了墩送信，王忠年往三堡送信，当时送信骑着毛驴，驮着褡裢。1938年后，来往的汽车多了，就不再骑驴送信了。1947年王少武出生，他记事时，正是解放后三道岭开始建设的时期，因此，他算是进入新三道岭的第一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三道岭人了，也是解放后，三道岭整个建设过程的见证人。另外几户人家，或搬迁或散失，现已难觅踪迹。
综上所述，三道岭这个社区在解放以前，虽然历史漫长，但到解放时，仍然是一个仅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后来的发展变化是与10多公里外的煤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今天的三道岭，就必须了解三道岭的采煤史。
二：解放前三道岭煤炭开采史
前已讲过，三道岭的煤炭开采史要比其人文历史的开端晚得多，但引起三道岭巨大变化和空前发展，使三道岭得以名列史册的却是采煤。
然而，三道岭采煤的开始和几兴几衰几乎都与兵事战乱有关，而不是正常的发展工业的后果。藏煤的发现早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但因三道岭本地和附近没多少人口，且多是农牧民不缺柴火，而哈密一般居民也无用煤的习惯，手工场和作坊也不很多，加之路途较远开采费时费力，所以当时没有开采。
到了乾隆中期，清军平定准噶尔、南疆的大小和卓木叛乱后，留驻哈密。大批官兵及眷属的到来，使一些须由哈密本地供应的消费品如蔬菜、肉蛋、粮草等都趋于紧张，其中，燃料也逐渐缺起来。当时，做饭取暖全靠戈壁上的梭梭、红柳、胡杨及天山上的松木椽子。人口的激增，使得附近方便之处的树木砍挖殆尽，到后来，须到离城一二百里外采伐，官兵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手段——生火，遇到了很大困难。时驻哈密的钦差大臣，布政使衔永宁和市办大臣、道员衔叔宝听说离哈密县城120里(实际为170里左右)的他石克山(即三道岭)有煤炭，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九月联名禀呈陕甘总督，请求派人勘查。陕甘总督派人勘查并进行试采，发现煤层埋藏浅，开采方便，不久，就采了35万斤。而且很容易燃烧，火焰强烈，比木柴价钱还要低。陕甘总督把上述情况转报朝廷，乾隆皇帝于次年（1761年)正月正式批准开采。
从这时起，哈密民众除燃用木柴外，开始用上了煤炭。
当时开采区集中在今天的露天矿西部哈密市煤矿一带，采煤工艺极为简陋，只能在煤层埋藏较浅的地方开采。开采方式，一种是铲去土层，直接掘坑挖煤；一种是开小斜井，边挖边背；还有一种是打一个竖井再平着开洞，用筐装煤，背扛到竖井下，用绳子或木制辘轳吊上地面。采挖的工具主要是尖子、锹，照明用的是油灯，运输用的是筐，提升用的人力绳吊或辘轳。由于通风、支护、排水等设施差，加上经验少，所以很容易发生塌方、中毒等事故，导致人死窑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