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值抗美援朝与美国较量不久，苏联与我国之间的争端日益明显，印度同我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同时，在国内西藏出现了叛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共和国的决策者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为了充实西北地区，巩固西北边防，加强西北经济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中央决定从湖北省、江苏省等东南较发达、人口较稠密地区向西北较不发达、人口较稀少地区抽调青壮年支援边疆建设。
1959年初，不足5万人的巴里坤，一接到大批支边青壮年将要来边疆建设的通知，立即成立了支边青壮年安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从1959年3月—1960年4月间，先后派人前往湖北省和江苏省迎接支边青壮年。据《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志》和《中共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事记》记载，来巴里坤的支边青壮年比较集中的有4批，共5435人。在1959—1965年间，还有零星来到巴里坤的2579人。与此同时，支边青壮年的家属有897人陆续到来，共计近万人。
每批支边青壮年到来时，县里都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在他们途经的奎苏搭上彩门，组织秧歌队，锣鼓喧天地迎接，各食堂都杀猪宰羊，招待他们。同时召开联欢会、座谈会，给他们介绍本地生产、生活情况。
首批支边青壮年于1959年3月从湖北省黄冈县和红安县到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到红山农场。
第二批于1959年8月24日到来，有1430人。
第三批于1959年9月到来，有1098人。
第四批于1960年到来，有2707人。
后3批分别来自江苏省的沛县、泰县、阜宁县、如东县、铜山县、东台县、射阳县和丰县，他们被安置在各公社、镇（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
1959年年底以前，支边青壮年中，有9人被安置在机关工作，有51人安排为干部；被任命为大队长的有43人，支部书记的17人；安排为会计的30人，管理员的2人；任命为生产队长的121人，班组长的134人；安排在厂、矿、公司的有20人，从事商业工作的25人。
1959年底，江苏省、湖北省派慰问团前来巴里坤慰问了支边青壮年。
支边人到巴里坤后，得到了巴里坤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据《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1959年安置支边青壮年工程总结》记载，1959年底以前，全县为支边人修建房屋1597间；购置毡、棉毯2064条，皮大衣1380件，毡筒3900双，棉花9168斤；给他们配发了锅、碗、灯、菜盆、洗衣盆、茶壶、水桶等日用品；对在途中丢失棉衣、棉被的给予了补发；还给他们预借了14687元现金，让他们购买日用品。县上组织了巡回医疗队为他们服务。针对他们不习惯吃面食的情况，政府调运了一些大米专门供应给他们。同时，各食堂吸收了支边人，各生产队给他们做了一些木盆、水桶等，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县里在选择使用人才时，注意从他们中挑选，让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走向工农牧业、教育、文化、卫生的重要岗位，巴里坤的广大人民群众与支边人团结互助，建立了亲密如兄弟姐妹般的关系。支边人一来，当地人就有让出自家房子的，给他们送衣送物的。支边人也把自己从老家带来的特产拿出让巴里坤人尝新鲜。有的支边人与本地人共用一间厨房、一口锅。有的支边青壮年把本地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老人把他们的子女当成自己的亲子孙一样看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支边人与巴里坤人已完全融合到一起了。
支边人到巴里坤，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政府行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谋生或自己的发展，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而来的。同时，江苏、湖北的人不是谁想来就能来，而是经过挑选后批准有组织地来的。他们的到来，加强了东南与西北的联系，为后来西北发展与稳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支边人到巴里坤，为巴里坤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一到来，就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之中，1959年收麦提前完成任务；开始修水渠引山水灌溉，他们是主要劳动力；1959年11月间，巴里坤第一座水库——团结水库动工修建，有2817名支边青壮年参加了修建劳动，占修水库总人数的62.6%，他们发扬了前辈们支援解放军埋葬蒋家王朝的精神，发挥了能挑重担的特长，在数九寒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冷风中，不分昼夜奋战，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支边人搞农牧业，更多的支边人则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善于社交的特长，带人到外边搞副业，为集体创收。他们与巴里坤人一起到了铁路、矿业、建筑等领域，去搞事业，去刨收。如石人子的支边人韩玉德带人到外边打硝，知道巴里坤也有芒硝矿后，便跑到巴里坤湖里打了一块拿到哈密市，经化验是很好的硝。这个支边人把沉睡了千百年的巴里坤湖给打醒了，打来了如今巴里坤的龙头企业——化工；奎苏的支边人孙九成带人到铁路沿线搞装卸，如今“装”出了全疆的优秀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后，支边人为巴里坤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他们从老家，首先获得了信息，改变了陈旧观念，增加了经济意识，产生了主动进取的动力，他们在草原上先迈出了果敢的第一步：第一个摆地摊，第一个开饭馆，第一个用汽车搞运输……他们的致富事实鼓励了老巴里坤人，带动了老巴里坤人，加快了巴里坤走向富裕的步伐。
支边人为巴里坤作出了贡献，巴里坤这片热土也滋润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支边人中，先后有许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如邵先华、翟华昌、王忠明、赵广义、于荣才、潘茂秀、陈南山、卞正福、李茂苏、朱云岳、韩有朋、唐华等。支边人中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教师，如闫洪亮、王炳贤、潘茂清、王长乐……他们中有些人成了受人尊敬的医务人员，如李迪生、韩乃相、李志琴、钱风云、刘祖元、徐永盛、王桂英……
支边人中，有不少复员军人，他们给草原带来了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他们为巴里坤的民兵建设、革命传统教育作出了贡献。如陈云、彭振华、陈必范、陈元怀、戴朝、唐长庚、卞士来、卞正福、岳长庚……他们中的健在者还常被邀请为中小学生作报告。
巴里坤这片热土，养育了支边人，更热情地哺育了他们的后代，在支边人的后代中，人才辈出如孟毅军、程华奎、张爱华、孟成志、王乐祥、马雪军、马永宏、陈明东、张新举……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在活跃着，奋斗着，他们是巴里坤的宝贵财富之一。
支边人为巴里坤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加之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落后，他们忍受了割舍不了又难以团聚的感情折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亲人最需要他们在身旁时却在千里之外。思乡盼亲常让他们以泪洗面，思念之极也令他们放声痛哭。更何况这里的有些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是从心底欢迎，认为支边人与他们争了资源，抢了饭吃，占了原本他们的地方等。所以出现过截留、挪用安置费、劳动分工不合理、歧视、嘲笑和排外等情况。
支边人是从冬天不生火炉的地方来到这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山沟里的。水土不服，气候不适，生活条件又不习惯却承担着这里建设的主力军角色，他们付出了身体的伤、残，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支边人有一部分离开了巴里坤，据县志记载，截至1965年，有3758人返回原籍。
支边人到巴里坤40年，回首这40年的里程，坎坷而曲折，出现了一些悲壮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胜利，是欢歌。当年的支边青壮年现今都已成了白发老人，在40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根扎在了草原，如今他们与巴里坤人摸爬滚打，搅在一起、缠在一块儿，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已不甚分明。他们是恋着故乡，但要抛开这里回去，他们又觉得这里也是一样难舍的故乡，不愿离去了！
（选自《甘露川文存》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