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介绍费，你家茶妹一个月还净剩三千四。你到乡里问问看，哪个小女子能挣到这个数？明眼的大学生都难，更别说是个瞎子。”莉莉阿妈还说。
阿妈讲的这件事今天一直梗在茶妹心头，茶妹吭不得声，怕一开口就飞出刀子。
“邱文啊，合同签了，总算放了心。”路经理说。路经理今天喝了很多酒，虽然离醉还很远，可是舌头已经有点厚了。“这个价格，六个月内支付，还允许退货，你们上哪里找这样的大便宜？”邱经理说。
邱经理也喝了很多酒，可是邱经理没醉。邱经理永远也不会醉。邱经理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酒漏子”，意思是说酒倒进她的肚子里，永远不会撞见底。
当然，这只是她诸多外号中的一个。她还有许多外号，有的能当着她的面叫，有的却不能。
“前几年茶叶卖不动，这些乡巴佬没见过世面，咋呼几句就给吓住了。”邱经理说。
邱经理说到“乡巴佬”的时候，没打一丝磕巴，仿佛她跟那些人没有任何关联，她不是在那个地方出生，也不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她的爹娘，爹娘的爹娘，还有她的儿女，从来就没跟那些人做过邻居。
“咋呼，也得看是谁在咋呼。”路经理慢悠悠地说。
“那当然，乡巴佬就有一样本事：相信乡党。同样的话，你说和我说，效果肯定不一样。”邱经理立刻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所以，邱文，这次的合作，你是头功。”路经理说。
邱经理哼了一声：“别把他们想得太傻，过一阵子他们跟外头一比，就知道吃亏了，到时候，你反正在城里，谁来替你堵枪眼？”
邱经理的话听上去像是埋怨，可是埋怨只是外头的包衣，里头似乎裹了一丝欢喜。在这之前，茶妹从来不知道，埋怨和欢喜还能拴在一起。
“你的辛苦，我都记得。”路经理说。
路经理今天的喉咙里，像装了一节快要耗完电的电池，每一句话从那里走出来，都有点变调。后座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好像有人坐上了一只蜜蜂，得赶紧挪座。
“讨厌，路思铨。”邱经理哧哧地笑了起来，贴着路经理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轻得像风，可是茶妹的耳朵就是为风而生的，茶妹听清了她说的是“司机”。
路经理呵呵地笑了，说：“没事，他是我兄弟。”
“挪开点，我热了，要脱衣服。”邱经理说。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邱经理在脱大衣。车里突然泛起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脂粉，也不是酒。
过了一会儿茶妹才想起来，这是春天村里牲畜发情时散发出来的那种腥膻。
“那你打算，怎么记呢？”邱经理似乎推了一下路经理。
“记什么啊？”路经理疑惑地问。
“我的辛苦啊，你说的。”
路经理没回话，仿佛低头在找什么东西。东西似乎很大，卡在座位底下。唰啦唰啦地折腾了半天，他才终于把它扯了出来。
“这个给你，算是一点，谢意。”他说。
邱经理接过来，开始刺啦刺啦地撕着包装纸。包装似乎很厚，撕了一层又一层，才终于撕到了心。邱经理看着那样东西，哦了一声，却没有说话。
“盒子压瘪了，破了相，东西是正儿八经的法国货。”路经理吃不准女人的沉默是什么意思，就开始解释。
邱经理扑哧一声笑了，说：“你当我乡巴佬？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表妹的女儿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包，是她男朋友从巴黎捎过来的。很贵，要一万多块钱。是这个价吗？”
“起码。”路经理说。
他听出来女人是喜欢的意思了，才放了心。
“你们廖总，那个老抠门，也该着他在我身上花点钱了。”邱经理愤愤地说。路经理用手狠狠地拍了拍椅背，仿佛遭了天大的冤屈。
“你糊涂啊，邱文？现在全国是个什么形势？你以为我们廖总能犯那样低级的错误？这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你懂不懂？”女人怔了一怔，半晌，才压低了嗓门，说：“老婆那儿交不了账，我可不管。”男人也压低了声音，说：“你老公都没事，我还能有什么事？”两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他们笑了很久，后来那笑声渐渐低软了下来，两股化成了一股。
镜子里有个天地
外边有片大天地，镜子里有片小天地。我是说车镜。镜子里的天地按道理说是从外头的天地里挖出来的一小块，可是很奇怪，镜子里的天地远比外边的天地精彩。打个比方，假如世界是个大秀场，外边的那块天地就是外衣秀，镜子里的那块天地就是内衣秀。外衣秀也好看，总归没有内衣秀刺激。外衣秀要看就能看着，而内衣秀却是要挑场所的，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
我就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
我开了三十年的车。从最早的菲亚特，到后来的桑塔纳，再到后来的奥迪，再到现在的宝马。车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的身份却一直没变：我始终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车，永远替别人开车的司机。
三十年了。三十年我在车里听过多少平常人听一次就有可能变聋了的幽暗秘密，我从车镜里看见了多少桩寻常人看一眼兴许就要变瞎的蹊跷事情，可是我既没变聋也没变瞎，我依旧听得明白看得清楚。
比如这会儿车后排正发生着的事。
后排坐着的那一男一女，女的是我们的合作方，见过几面，却从没说过话—她不屑和司机搭话。男人曾经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十几年，我吃过他家的菜泡饭，他睡过我家的格子铺。我们一起上小学中学，后来他考上大学，我也搬了家，我们的道路就分了岔。多年后，有一天他在路上拦了我的出租车，他进车后第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说他们正缺一个专职司机，就把我引荐进了他的单位，给领导开车。后来他的职位越提越高，也成了领导，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司机。
其实，他现在依旧也会时不时地称我为他的兄弟，在一些没有重要人物在场的随意场合。只是，我和他都知道，现在我们再也不是当年一起在井边洗澡，我劈头浇他一桶水，他过来扒我裤子的那种意义上的兄弟了。
“老师，老师。”
有人轻轻地扯了扯我的衣袖，我半天才明白这是在叫我。
“帮我看一看，我的安全带怎么系不上？”
这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女孩子，公司新招来的员工。说白了，公司是看上了她人长得讨喜，又是个瞎子。对，公司就想要这样的瞎子。这年头好看的女孩子街上一抓一把，瞎子也不是什么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可是好看的瞎子就不是那么好找了，况且这个瞎子精通制茶手艺。于是公司就用白菜价，把她从乡下挖了过来，
找枪手写了些故事，让她到处去说道。今天刚刚说完一场，脸上的妆还没卸。妆化得很浓，粉铺得一张脸像上了霜的冬瓜，只是她自己看不见。
“你又不是司机，系不上就不用系。”我对她说。
她摇了摇头，说：“我阿爸交代的，坐小轿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安全带。城里车多，不安全。”
我差一点要笑出声。到底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柴火妞，这年头还有哪个城里的孩子会把汽车叫成小轿车，把父母的叮嘱挂在嘴上说？
我斜了一眼她的安全带，是扣盒里掉进了一粒口香糖。我把糖块挑出来，她咔嚓一声扣上了，才安了心。
“谢谢你，老师。”她说。
“我不是什么老师。”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她好像被我的口气吓住了，怔了一会儿，才怯怯地说：“对不起，我阿爸交代的，到了城里，见到年纪比我大的，要叫老师。”
我啼笑皆非。这么白的一个孩子，其实最好别进城。城里是什么？城里是一个大墨水池啊。进一个，染一个，别管进来前是什么颜色，出来一定是黑的。
后排那个女的，头渐渐往男的肩上靠。他缩了一缩，又没缩到底，他的肩膀被她的头撞上了，他的肩膀就成了她的枕头。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用她的鼻子去蹭他的鼻子，然后就是脸颊。他还是有点僵，看起来像是在躲，又像是在迎。
后来，她的嘴找到了他的嘴，他就再也躲不开了。那两片嘴唇看起来像是壁垒森严的城门，实际上是虚掩的，没有锁，也没有卫兵，舌头轻轻一捅就捅开了一个空城。其实也不完全是空城，城里还行走着另外一条舌头。两条舌头短兵相接，不知所措地对峙了一小会儿，就扑上去阻拦着对方的路。不能进，也不能退，它们只能交缠在一起，缠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糊涂局。
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女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兄弟。那是夸耀，是自信，也是无视。夸耀他的地位，自信他对我的绝对把握，还有，无视我的存在。他像拥有一条狗那样地拥有了我，绝对不用担心我会说出去一个字，也绝对不需要顾及我的感受。养过狗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位主人会在狗面前忌讳宽衣解带如厕这等事情，因为狗永远只是狗，主人不需要在狗面前检点言行。
那个女人的头现在已经转向车后，我看不见她的脸，我只看见她挑染过的波浪卷发在接近头顶的地方扁塌下去了一块，可能是椅背压出来的坑。我猜想她的屁股已经离开了车座。她的屁股最有可能的新落脚点，大概是在他的腿上。
你可以把我当成狗，可是，车里还有个柴火妞呢。她恐怕还没来得及看懂公鸡趴在母鸡背上做的那种事情，就已经瞎了眼睛，所以她的眼睛一直是干净的。可是她还有耳朵啊，耳朵一样分得清干净和龌龊。眼睛容不下的沙子，耳朵也知道是垃圾。你至少该顾忌一下她吧？你以为她听不见后座渐渐变粗的呼吸声？
莫非，你把她也当成了狗，和我一样？
“明天，在城里，我们再找个地方，吃饭吧。”
他的舌头终于挣开她的舌头，说了一句话，有些气喘吁吁。
“为什么，是明天，不是今天晚上？”女人问，在“晚上”两个字上加了带着鼻息的重音。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晚上有事，很早就约好的。
女人哼了一声：“是不好交代吧？”
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不吭声。
女人也不说话了。我在车镜里看见了她的脸，她坐回了自己的位子，脖子别向窗外。
又是一个雾霾天。太阳依然在，只是你看不清它的整张脸。雾霾的日子多了，几乎让人渐渐淡忘了太阳和天空本来的模样。这样的天气开车有一样好处，至少阳光不刺眼。
又进入盘山路了，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这样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其实所谓的峭壁，只是一面矮坡；所谓的悬崖，也不过是一片树林子。当然，人要真摔到那片树林子里去，也会摔成肉泥。我开了三十年的车，我认得这里的每一个弯道，甚至每一块岩石。让那些新手紧张去吧，我用一只眼睛看路就够了，剩下的那只眼睛，我依旧可以去留意后座的动静。
他用手去扳她的肩膀，她不让。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还是。到了第三次，他的手变了一个方向，去扯她高领羊毛衫领口的拉链。她愣了一愣，突然一把拽住了他的手。我以为她会把他的手像垃圾一样地扔出她的领口——这类事情似乎都该有这么一个前奏，可是她却不是。她抓住他的手，狠狠地捅进了自己的领口。
这时，我的后视镜里出现了一辆破旧的皮卡。那皮卡的前盖微微凸起，有一个轮子是备胎。它的速度很快，离我越来越近，对我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是嫌我慢。皮卡的司机肯定是个傻×，不知道自己的本事，也不知道路的情景。这样的盘山路能加速吗？除非他想死。
我轻柔地按了一下喇叭，借着喇叭在向他递话。喇叭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只要是司机都听得懂。我的喇叭在说：“小伙子，耐心一点，盘山路很短，只有几道弯。过了这几道弯，就是大路了。上了大路，你想怎么超就怎么超，我一定不挡你的道。”
他的喇叭不认我的喇叭，他的喇叭回了一句粗话。他的喇叭说：
“草泥马，滚。”
我被激怒了，我不再说话，我和我的喇叭。我只是紧紧地捏住了方向盘，我会在我的路上稳稳当当地开下去，绝不让他，一毫一寸。
后座的故事还在紧张地进行，他的手已经消失在她的领口里。他的手到底在她的身子里走了多远？我看不见。车镜太小，车镜像一个憋屈的相框，裁截了延伸在框子之外的一切精彩细节。我只能猜，从她泛着潮红的颧骨来猜。
那皮卡突然加满了速度，老旧的马达发出一阵被黑烟包裹着的沉闷嚎叫。我摇下车窗，对他吼了一声“你疯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喊完，皮卡的头已经插进了我的车身和峭壁之间的那个狭窄空间。我的喇叭发出了一声长久而声嘶力竭的怒吼。假若这是我的喉咙，我相信它已经撕裂成碎条，嘴巴里应该溢满了血水。
后座的两个人猝然分开，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我的车身重重地抖了一下——是车把打出的一个右转。这个右转很急，不急不行，谁想得到公路上会有这样低级的傻×，情愿用一条性命来置一口没由来的闲气？我的车擦着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稳住了，右车身被水泥围栏蹭去了一层皮。
三十年的驾龄并非全无用处，它让我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判断，我闪开了阎王爷的爪子。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阎王爷只是转了一个身挪到前边的路口等着我而已。那辆又破又脏的皮卡呵呵地咳嗽着，扬长而去。“今天到家，你们都煮一碗索面酒[3]压惊。”我说。
车里谁也没有吱声，他们都还惊魂未定。咔嗒，咔嗒，再系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