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想说“有时候医生也得做妥协”。他之所以没说出“妥协”两个字，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词有些矫情。这些年里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妥协。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每一次妥协都会让他在事后纠结很久。后来资历渐渐老了，虽然时不时还会为一些事情纠结，但那纠结来得快，去得也快，再也不会长时间地在脑子里驻留了。她没想到他会跟她道歉，她有些不知所措，两个人就都无话了，听着墙上的石英钟呱啦呱啦地在耳膜上划着痕。“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决定撤下艾克膜，假如你愿意。”他最终说。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控制四肢的坏死，我是说，假如决定继续使用艾克膜？”女人问。
刘主任摇了摇头：“我真想告诉你有办法，可是我不能骗你。”
“两天。不，一天半也行，从今天晚上，到元旦早晨。”女人低下了头，不愿让他看见她眼神里的乞求。
“工伤保险不会支付艾克膜的费用，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这也算不上是必要抢救。”
话一出口他又是一惊：他以为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应付那张躲不过去的鉴定证明，话在喉咙口时还是一股犹豫，一走到舌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决定。
“路先生的单位，现在态度也不明朗。”他提醒她。
“那我自己来支付，我明天早晨就去交款。”她急急地说。
刘主任看着她，沉默无语。
“何苦呢，路夫人？”半晌，他才问。
“我只想，他陪我，再过一个生日。”女人突然趴在他的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像个市井悍妇。那根把她的身体和情绪拴成一体的绳子，终于绷断了，女人散成了一地瓦砾。送走女人，刘主任头痛欲裂，太阳穴里像埋伏着两只螳螂，一边一只，在肆无忌惮地挥舞着大钳。他服了一片强效泰诺，仰着头靠在椅背上，等待着药性发作。突然，他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赶紧去订两张机票，我们去三亚过元旦，别管多贵。”发出后，他想了想，又追补了一条。
“儿子的事，先放一放。”
开始，抑或是终结？
那天茶妹坐在化妆室里，又闻见了那股奇怪的气味。
那天她很早就起床了，只洗了一把脸，就被带到了化妆间。化妆师是两个小姑娘，听声音比她大不了多少，一个负责头脸，一个负责服装。
“皮肤不怎么样，不过铺了粉底，只要镜头别拉得太近，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负责头脸的那个说。
“可惜了，要是眼睛不这样，真可以算得上是个美人。”负责服装的那个说。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她，似乎她压根就没在场，仿佛她的眼睛死了，耳朵也跟着殉了情。有人呵呵地清了一下嗓子，那两人立即噤了声。是路经理。她们不怕她，可是她们都怕路经理。路经理走进屋子的时候，灰尘都不敢随便飞动。她们怕的是路经理脸上的表情。这是她听公司的人说的。她看不见他的脸，她只听得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很低沉，没有扎人耳朵的尖尖角，所以她不怕他。
“再练一遍台词，茶妹。”他说。
他把椅子挪到她身边，在化妆师给她梳头的当子里，见缝插针地和她又对了一遍讲话稿。她看不见稿子，她必须把一篇讲话从头到尾地背下来。幸好，只有一页纸。路经理说这个讲话是要录像的，而这个录像将来要编进茶叶宣传资料里，送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
所以，她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别人使用眼睛，我使用鼻子。嗅觉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绝不会欺骗你，也不会背叛你的心。”
说到“最忠实的朋友”的时候，她打了个磕巴。不是她记不得词—她在家里已经背了几个星期了，她记得每一个标点符号，她只是忍不住有点想笑。“最忠实的朋友”不应该是狗吗，怎么突然变成了鼻子？
“不能笑场。”路经理说，语气有点严肃，“这里会插进一段音乐，你等着音乐完了，再过两秒钟，一，二，你这样数两下心跳，就接着往下说。”
其实这事不归路经理管，公司里有一个专门负责活动执行的小姐。此人这会儿正坐在公交车里，在赶往这儿的途中。此人管活动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包括领茶妹上下台，随时跟踪茶妹的讲话，万一茶妹忘了词，她会在耳麦里轻声提醒。
可是路经理还是不放心，路经理不放心年轻人。
“我出生在茶树下，成长在茶园里，我的鼻子可以带领你找到茶林里最好的那棵茶树……”“停。”路经理说。他觉得这一段有些过于空泛煽情。可是来不及了，他不知道怎么改，况且，即使改了，茶妹也没有时间再从头来过了。他只好沮丧地摇了摇头，让她继续。
这时身后的门推开了，屋里响起了一阵笃笃的脚步声。茶妹一下子就听出来是莉莉阿妈，或者说，邱经理。邱经理穿的是高跟鞋，那种细得像锥子的高跟，邱经理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板就鲜血淋漓。
“天！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这是谁啊？”她听见邱经理在大声惊叹。这话是说她的，却不是说给她听的。
“人生在城里，又是另外一种命。”路经理感叹道。邱经理放下手提包，就开始一扇一扇地开窗。“都要到小寒了，天还那么热，屋里太闷了。”
哗地一下，窗外涌进来一股子清晨的凉气，茶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就在这时，茶妹闻到了那股味道。一丝隐隐的腥味，不是海货的腥，而是锈铜烂铁的腥，也带着一丝隐隐的金属的重量。那味道沉沉地弥漫在空中，压得她脑瓜仁子发紧。
她记得几个月前的那一天，她在家门前的树荫底下揉捻茶叶的时候，也闻到了这股气味。就在那天，路经理找到了她，告诉她要把她带到城里来。
今天她又闻到了这股气味。今天她已经在城里了，路经理还会把她带到哪里去？
聚光灯下，电视机里。今天她将是整个朱家岭唯一一个上了电视的女子。她忍不住抿嘴一笑。“老路没吃早饭吧？我从旅馆里拿了两个茶叶蛋，你先垫一垫。”邱经理说。
突然邱经理哧哧地笑了起来，仿佛拿着茶叶蛋的手被虫子蜇了一口，不是疼，而是痒。
“讨厌。”她听见邱经理低声说。
咚。咚。大概是路经理在桌子上磕茶叶蛋。茶叶蛋很干，他吞咽起来喉结在叽里咕噜地乱窜。“还有一个呢，怎么不吃啦？”邱经理问。
“饱啦。”他说，“这个留给茶妹吧，今天起得太早，她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嘴唇都画好了，还怎么吃啊？”邱经理说。
“吃了再画，反正化妆师也是一路跟着。从现在熬到午饭，还有好几个钟点。”他说。
茶妹从来没有在一张椅子上坐过这么长时间，茶妹坐得几乎有些腻烦起来。她不知道眼睛可以被分成这么多的细区，上眼睑、下眼睑、眼皮、眼窝、眼睫毛，刷子在每一个区里一遍又一遍地行走，不厌其烦。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样子，才终于化完了妆。茶妹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只觉得脸皮很厚，厚得像蒙了一层塑料膜，嘴一扯，膜就裂开一条缝。
管服装的拿出两套衣服，亮给路经理看，问到底穿哪一套。茶妹事先已经知道了，一套是大红绣金花的无袖旗袍，还有一套是翠绿镶银丝的中袖夹袄，配一件黑色长裙。
“当然是大红的喜庆。”路经理还没说话，邱经理就抢了他的先。
化妆师领着茶妹进了更衣室，帮茶妹换上那件旗袍。哪儿都紧，胳膊肘，腰身，小腹，甚至领口，轻轻一动，就觉得身上木偶人似的扯着无数根线。腿上有点凉，她用手一摸，摸出来旗袍的开缝很高。
“我，不穿，这件。”茶妹犹犹豫豫地对化妆师说。
“怎么啦？”化妆师有些惊讶。
“露，太多。”化妆师掀起帘子，对外边的人转述着茶妹的意思。
邱经理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茶妹啊人家大老远来开会，不看你的腿，难道还看你的眼睛？路经理又呵地清了一下嗓子，邱经理就收了声。
“我，不穿。”茶妹的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像敲进木板里的钉子。
“怎么办？路经理，你决定。”管服装的女孩子渐渐失去了耐心。
“算了，她真不想穿，就换那套吧。这天，露这么多，还是冷。”路经理说。
女孩子给她换上了那套绿色的夹袄，周身依旧还是紧，只是胳膊和腿都包住了，茶妹就没再吱声。往车里走的时候，路经理喊住茶妹，往她衣兜里塞了一个小信封。
“过年的红包。”他说。
信封没封口，茶妹的手指探进去，轻轻一捻，是五张硬朗得像塑料纸似的百元新钞。
“别把什么都寄回家，一个小姑娘，住在城里，身边总得有几个零花钱。”他轻声对她说。
她的喉咙堵了一下。她其实是想说“谢谢你，路经理”的，不知怎的，话出口的时候却变成了“知道了，路叔”。
茶妹在病房里对路夫人说的话，不都是撒谎，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去朱家岭的路上，她的确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深。那天早上起得太早，又让化妆师折腾了几个小时，所以车一启动她的眼皮子就开始打架。路经理原本还想让她背一遍讲话稿的，却怎么也叫不醒她，只好作罢。车里发生了什么她一无所知，眼睛一睁，人已在朱家岭。
回来的路上她很兴奋，没有半点睡意——她还一直沉浸在早上每一个细节的回忆中。
她没想到自己被引上台的时候，竟然是这样镇静。毁了她的是眼睛，救了她的也是眼睛。眼睛关上了一扇门，门里黑洞洞的，空寂无人。她站在台上，感觉跟站在家里的地板上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脸上微微有些发烫，她知道那是聚光灯。她把那篇讲稿从头到尾地背了一遍，没漏下一个字，根本用不着别人提词。在背诵的过程里，她加入了一些抑扬顿挫，还有恰到好处的停顿。
恐慌是在她讲完了的时候才到来的，因为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她觉得她踮着脚尖孤零零地站在了一片悬崖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了雷声，轰隆轰隆的，响了很久很久，震得四壁嗡嗡发颤，才明白过来那是掌声，这才觉得脚踩到了地上，放下了心。
接着他们就让她分辨茶叶的种类和等级。茶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贴着标签，装在纱布包里，放在一个托盘里送过来让她闻。路经理有些紧张。她知道他就站在她身后，呼吸里带着一丝颤抖。她很想告诉他别怕，这事我九岁就会做了，一直做了这么些年。可是她不能。她猜到他们四周都站满了记者，因为她身上芒刺似的落满了他们的目光，他们在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等着她出错，或者露出作弊的蛛丝马迹。
会场的气味很杂，有汗味，脂粉味，烟味，香槟酒味，还有鞭炮爆炸之后的焦纸味。在这么纷繁的气味里寻找茶叶的清香，就像在厚厚的一垛棉花里寻找一根针。还好，她的鼻子就是为了寻针而生的。她分门别类地报出了那些茶叶的标签，只是比平时多费了几秒钟。从四周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声里，她就知道她没出错，一次也没有。
最让她头疼的是后来的采访。她再也没有讲话稿可以背诵，她得学会随机应变。有一个记者问她是怎么把嗅觉练得如此精准的，她竟然一时语塞。这个问题太简单，又太复杂了，就像问为什么黑夜过后就是白天一样，她不知从哪里开讲。
她愣了足足有几分钟，才嗫嚅地说：“眼睛不管事了，鼻子只好当家。”话一出口，她就觉得蠢，她觉得给路经理丢了脸。
没想到全场听了哄堂大笑，都夸她答得妙。在那一屋嘈杂的笑声里她听见了阿妈的声音，阿妈唏嘘地擤着鼻涕，嘴里叹着“我的娃啊，我苦命的娃”。
这是阿妈的口头禅，阿妈只要说起她来，总会用这样的叹息开场。她很想从人群里挤过去，跟阿妈说：“我不是那个，苦命的娃了，我现在命好了。”
那天茶妹没时间回家，只和阿妈见缝插针地说了几句话。阿妈说阿爸刚刚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简易型的，现在阿爸去县城办事，取货送货，一溜烟就到了，再也不用骑那辆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阿妈说弟弟新近报了一个高考补习班，专补英语和数学，是县城里最好的老师教的，一个星期两个晚上，都是阿爸摩托车接送。阿妈还说她总算把家里那张睡了二十年的旧棕绷床扔了，学城里人的样子，买了一张席梦思。阿爸睡不惯，说太软了，浑身不得劲。
阿妈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事，就是想让茶妹知道，这些日子她寄回家来的钱，都用在了正道上。茶妹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从前阿爸挑的担子，现在是她来挑了。
“在城里干活不能偷懒，要给那个路经理长脸。”临别时阿妈拉着她的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后来终于都完了事，大家去吃庆功餐，路经理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茶妹哦，茶妹。”
她猜想这就是他的夸奖了。路经理很少夸人，茶妹挨了那一拍心里很受用。回程还是原车原班人马，茶妹坐司机旁边，邱经理坐在后排，挨着路经理。
“茶妹你可出名了，我们家莉莉，倒没有你这个命呢。”邱经理叹着气。
茶妹心里有一句话，噌噌地要往喉咙上蹿。茶妹忍了又忍，终于给咽了下去。茶妹知道那话是一把刀，飞出她的口就要杀人。
那句话是：
“要不，你也叫你们家莉莉变个瞎子试试？”
“茶妹，你总算，走出那个破地方了。”邱经理又说。
茶妹听得出来，邱经理来来回回地敲着边鼓，其实就是为了从她嘴里讨一句话，一句感激的话。这句话她本来是该给的，可是邱经理偏偏背着她做了那件事。有了那件事，这句话就长了棱角，磕磕绊绊的，再也走不出她的口了。
阿妈告诉她莉莉阿妈到家里来过，问阿爸讨钱。
“百分之十五的介绍费，不多。你家茶妹一个月挣四千，我只拿六百。”莉莉阿妈说。
